唐末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深化，中央宦官專權，地方藩鎮割據，李唐王朝在黃巢起義浪潮中坍塌，國家又走向分裂，相繼出現了五代十國。直到趙匡胤于960年奪取政權，建立了宋朝，國家才復歸統一。兩宋三百余年，雖有封建城市及工商業的發展，但內憂外患始終伴隨著趙宋王朝。在這樣的歷史時代，佛教書畫已不如魏晉南北朝和唐代，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五代時戰爭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區。兵火頻仍，社會動蕩，加上后周世宗柴榮于顯德二年(955)下詔毀佛寺、禁佛教，廢天下佛寺過半，達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之多，各大寺院名人壁畫大多被毀，佛教書法損毀也很多。五代兵火佛難對宋代佛教及佛教書畫的發展也大有消極影響。五代時西蜀、南唐等地域較為安定，北人南下亦多，佛教及佛教書畫相對較為繁盛。
　　唐末五代到兩宋，禪宗極盛，中國大乘佛教至禪宗的徹底中國化而發展至極致。一方面，佛教以新的更簡捷易行的方式得到普及和發展，并且以更加內在的方式作用于繪畫及書法藝術，即禪悟意趣的滲透。另一方面，禪宗提倡不禮佛、不讀經而直指頓悟，不重像教。在中國封建文化大發展的宋代，其統治思想是受佛教思想影響的儒家新學派—理學，對當時的文藝觀起著主要的制約作用，例如強調明道致用，推崇禪理禪趣，使得宋代的佛教書畫也講究簡遠空靈、幽微清凈的境界。宋代強調儒道釋三教合流，蘇軾的思想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當時這一社會思想傾向。自然，這種合流傾向也使得佛教難以有單獨的突出地位，而宋代對書畫抒情達性功能的進一步強調，禪宗重精神追求而輕儀典形式的旨義，都使得佛像、菩薩、變相、寫經、書碑等不能有宗教狂熱支持的大興，當然，魏晉南北朝和唐代佛教書畫那難以企及的成就，也使得一些后來的藝術家望而卻步。因而，唐代以后，本體意義上的佛教書畫，即用于敬奉崇祀禮拜諷誦的佛像菩薩寫經刻經等漸趨衰落而禪畫獨興于五代兩宋，延續到元。
　　不過五代兩宋佛教繪畫仍有一定的發展，除了寺廟石窟壁畫，卷軸形式的佛畫也相當流行，蓋因當時視繪畫為鑒藏觀賞對象的風氣很盛之故。北宋初，承唐與五代余緒，寺院石窟壁畫尚有一定聲勢，大相國寺壁畫為其代表，此項工程有當時一流畫家高益、高文進等人參加。這些壁畫中世俗化傾向有所增加，與前代佛畫相比，佛陀形象趨小，而供養人變大，人間場景部分更為突出。北宋中期以后，壁畫式微，佛道繪畫漸漸為文人畫所壓倒。當時繪畫名家少有繪制佛教壁畫的，與唐時情形幾乎完全不同。主要由民間佛教畫師畫工挑起佛畫大梁，所留畫跡，北以山西、河南為主，南以浙江為主，其繪畫形式漸漸從壁上移載到卷軸上。南宋時虔心從事佛像創制的，差不多也都是民間畫師，比如金大受、張思恭、林庭珪等人，聲勢更不如前。
　　由王維開創的禪畫，在五代兩宋時全面發展。自唐末五代初前蜀高僧貫休開始，一個禪僧畫派在禪宗大盛的宗教和藝術文化氣氛中實際上形成了。五代時的釋惠堅、釋傳古，兩宋時的禪僧惠崇、夢休、覺心、梵隆等人均為其中堅人物。不惟僧侶，兩宋不少文人士子也信佛參禪，本心頓悟，寄情書畫，論畫佛像圖山水木石乃至論書學，紛紛追求出沒太虛、風行水上的與禪相通的境界，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蘇軾。或云：宋畫尚理，宋書尚意。所指理、意實則也指禪理禪意。
　　這一時期佛教繪畫中某些藝術形象的變化引人注目。其一是羅漢像。羅漢形象原由印度引進，東晉戴逵為中國之首作羅漢像者，繼之者有隋代的來華天竺僧跋摩、唐代盧楞伽和前蜀貫休等人，其造型基本上都屬天竺模式。五代兩宋羅漢圖廣為流行，王齊翰、李公麟、梁楷等人取中國人形相來畫羅漢。至北宋神宗時羅漢像成為當時所供奉佛教圖畫的代表樣式之一，同時也經常成為文人士子觀賞鑒玩的圖畫，成為他們遣興抒懷的新形式，每每帶有禪化的詩味，風靡一時。其二是維摩詰像。由東晉顧愷之開創的按當時士人審美趣味和人體美標準來畫維摩居士的方法，至宋代李公麟時更為自覺而純熟，李氏居士像活脫是一個宋朝有涵養的文士形象。
　　此外，兩宋時期北方的遼、金、西夏和西南的大理等政權各民族相互之間，與中原漢民族之間，都有不同程度的糾紛和交流、融合，在那些少數民族所在地區和所建立政權范圍內，佛教及佛教藝術也有一定發展。
　　五代佛書之書家、書跡都很少，楊凝式之佛書和釋貫休之書法是這一時期之代表。
　　兩宋佛教書法貢獻最大的是行書體佛書。兩宋時期，由于帝王權臣的倡導，和文人化社會風氣的形成，書藝亦很普及，尤其是行書十分流行，在兩晉南北朝和隋唐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取得新的成就，沖破唐代定型完備而容易導致僵化的法度，走向更加自覺的抒情達性、個性抒發的階級。被列入“宋四家”的蔡襄、蘇軾、黃庭堅和米芾，以自己的生花妙筆，奠定了宋書的時代風格，實現了行書集大成和書法中興大業，而后三者均有行、楷及草體佛書見于著錄或傳至今日，尤以行體佛書更顯出時代意義。所謂“宋人書取意”(董其昌《容臺集》)有一層意思是宋代書法家重視和強調個人識見、修養在書法中的體現，這在行書、草書中尤見分明。到了南宋，最為流行仍是蔡、蘇、黃及米諸家書風，這在當時的佛書中同樣有所反映。兩宋之楷、隸、草、篆體佛書論數量也不算太少，亦有精品，但總體成就不如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