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遼畫跡中很少見到佛畫，值得注意的是木版佛經及卷首圖。1974年山西應縣木塔釋迦主像腹腔內發現的遼文物中，有十二卷《契丹藏》，刊刻于遼圣宗統和二十一年(1003)，其中三卷附有卷首圖，圖文均極精工。同時出土有被認為是絲漏彩色對印本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像》，乃是珍貴遺物。遼之佛教書法也少見，值得介紹的有，遼穆宗應歷(951-969)間所立《燕山云居寺碑》，鄭熙書，著錄于元末明初張紳《吉金貞石志》。另有二方佛寺碑刻，均由遼之高僧所書。一是遼圣宗統和五年(987)立《元佑唐寺碑》，釋德麟書，清蔣溥《盤山志》著錄。二是遼天祚帝乾統七年(1107)刻《感化寺碑》，釋肅回書，亦見《盤山志》。另外，北京房山石經中有遼之高僧圓融、恒劬、善雍、惟和、真延等人所書佛經和佛寺碑記。
　　金政權注意學習和吸收漢民族文化，亦重視書畫藝術和雕版印刷。金的重要佛寺壁畫有三處，皆在今山西境內。一是朔縣崇福寺彌勒殿壁畫；二是大同上華嚴寺大殿壁畫(曾經后代重修)；三是繁峙巖上寺壁畫。尤以后者為最佳，繪者為“御前承應畫匠”(類似宮廷畫家)王逵及“同畫人”王道等，該寺壁畫佛像、佛傳故事和經變故事保存較為完好，畫面中又穿插一些世俗場景，很富生活氣息。另有金末元初僧人雪窗，擅繪山水、墨蘭，書法亦佳，頗有禪味。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刊刻印行的《金藏》，又稱《趙城藏》，每一卷之首附裝《釋迦說法圖》一幅，畫面舒朗醒豁。
　　金之佛教書法見于著錄和留存至今的，均多于遼。其中代表性的有：沂州(今山東臨沂)普照寺《集柳公權書沂州普照寺碑》，楷書，金熙宗皇統四年(1144)立。同年所立《汴城東光教寺普賢洞記》，施宜生撰文并書。金衛紹王大安(1209-1211)間立《六聘山天開寺懺悔上人墳塔記》，賈溉書。這些為金代士人佛書。金代僧人中善書者，有書《憫忠寺舍利函記》的釋義中，書香水寺《頭陀大師靈塔實行碑》的釋善進，以及工書善畫的釋德普和釋玄悟等。
　　西夏佛畫以佛窟壁畫價值最高。敦煌莫高窟六一窟甬道西夏《熾盛光佛像》，采取了鮮見的佛畫題材，在莫高窟為孤例。安西榆林窟三、二九窟西夏供養人像鮮明地體現了該民族圓臉高鼻、體態修長的容貌特征和窄袖緊衣的民族服飾。三窟毗沙門天王像、二九窟菩薩像以線描為主要造型手段，形象也有些類似中原佛像，可見文化交流的影響。
　　大理國為宋時以所謂“白蠻”為主體所建之西南政權。關于其佛教及繪事情況，今人所知不多，題為張勝溫所繪的《梵像圖卷》是唯一重要的佛畫遺存，圖繪諸佛菩薩，以及大理國利貞皇帝、后妃等，畫風類似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