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阿含經》里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說的：有一天，佛陀來到一座村莊托缽，正在耕田的農夫見到佛陀，就說：“我以自己的力量耕田下種，以供飲食，沙門瞿曇你也應該這樣做。”佛陀說：“我也自己耕田下種以供給飲食。”農夫懷疑地問：“我都不曾看見沙門瞿曇駕牛耕田除草，為什么瞿曇要說‘我也自己耕田下種以供飲食’？可否為我講說您的耕田法？”佛陀以偈回答：“信心為種子，苦行是時雨，智慧為犁軛，慚愧心為轅，正念自守護，是則善御者，保藏身口業，如食處內藏。真實為其乘，樂住無懈怠，精進無廢荒，安穩而速進，直往不轉還，得到無憂處。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還受諸有。”農夫一聽，歡喜贊嘆佛陀是位真正善于耕作的人。
的確，佛陀是以一位正視人生的老農自居，他不但是一位善耕心田的農夫，更是一位以眾生為田，期望眾生皆獲菩提道果的農業專家。佛教就在這種“善耕心田”，以“眾生為田”的因果教義下，發展出敬田、悲田、恩田等，以及勤耕諸眾生田，必得福德善果的福田思想。佛教傳入以農立國的中國之后，由于文化背景、風俗民情的差異，無法如印度、南傳國家以托缽方式乞食，寺院便在秋獲之后，由僧侶出去農村“化冬”，以儲備來年的糧食，并過著以墾田耕種，自給自足的農禪生活。寺院僧侶墾田辟地，長期與農民相處下，也擴大了佛教弘傳的范圍。因此，佛教之于農業，不僅是在外相上對農地的開墾改良、農業經濟的改善有所貢獻，對于給予農民精神上的鼓勵安慰，道德觀念的教育，也發揮了莫大的影響。
佛教農禪思想
依《高僧傳》卷五記載，道安大師初出家時，常“齎經入田，因息就覽”，由此可以推知，中國佛教僧侶至少在晉代已經開始了農業生產活動。而佛教在唐朝發展到全盛階段，其中禪宗的祖師們主張，日常的著衣吃飯、作務出坡，都透露著禪的妙機。因此，僧侶參加墾田辟地尤為禪宗所倡導。首先是四祖道信禪師倡導“行住坐臥，無非是禪”的劃時代宣言；接著六祖惠能大師亦以當初在五祖門下做舂米工作的體悟，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禪門修行原則。到了百丈禪師，更創立叢林清規，樹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普請”出坡作務精神，以及“在钁頭邊為大眾說法，大眾亦當共同于钁頭邊生活”的農禪生活。因此，在叢林四十八單中就設有專門管理農圃及莊園的“園頭”和“莊頭”職務，把禪的精神深深根植于大地之中，全然以整個身心去參透宇宙無限奧妙的修持，把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當成是明心見性的資糧，這就是農禪生活的寫照。以下我們來看看幾則與農禪生活有關的公案：
地藏桂琛禪師的耕田播種，篩谷作米
唐朝地藏桂琛禪師，有一天在田中蒔草播種的時候，來了位云水僧，禪師就問他：“從那里來？”云水僧回答：“從南方來。”禪師一聽是從禪學興盛的南方來，于是又問：“南方的禪法怎么樣呢？”云水僧回答：“商量浩浩。”意思是說南方研究禪學的風氣很盛，大家熱烈討論著。但是禪師卻說：“那也不壞，只是不如我在這里耕田播種，篩谷作米，讓大家都有飯吃。”云水僧心里納悶的想：“禪師怎么不看經，不坐禪，而從事一些芝麻瑣碎的農務工作呢？”于是就再問道：“和尚！您既不從事研究教化的工作，那么您自身如何出離三界？又如何去救度眾生呢？”觀察敏銳的桂琛禪師，機鋒靈敏的回答說：“你所謂的三界究竟是什么東西？”
禪師住在三界中，照樣吃飯穿衣，睡覺拉屎，卻不受三界的物欲所染，是住而不住，不住而生其心的當下肯定，自然非云水僧心外別求出離三界所能相比。
百丈禪師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百丈禪師，每天必定和弟子們一起下田耕種，遇有出坡作務，亦必搶在弟子前，即使到了八十高齡，也一如往昔，不肯休息。弟子們見了于心不忍，便暗地里把他的農具藏起來，好讓師父休息。禪師見自己不能下田耕種，就告訴弟子們：“我無德行，那里敢勞煩別人。”就一整天不吃飯，弟子們只好又把農具拿出來還給老師。因此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禪門名言流播至今，成為農禪生活的家風。
黃檗開田
有一天，大眾“普請開田”回來，百丈禪師說：“開田不易。”黃檗回答：“這是大家干的活兒。”百丈又說：“辛辛苦苦。”黃檗又答：“爭敢辭勞。”百丈又問：“開得多少田？”黃檗即做出鋤田的動作。百丈厲聲喝斥，黃檗便掩耳出門。
這則黃檗開田的公案，就是從種田作務中結合禪的教學方法。百丈問開得多少田，是考驗黃檗在耕田中是否體會到作務即佛法的精神；黃檗的表演鋤田，則表示正是如此。百丈最后用一喝來認許他，也是在勘辨他；黃檗的掩耳出門，也就是說明他從來沒離開過這個，何必再勞煩師父婆婆媽媽呢！
仰山禪師叉手而立
有一次，仰山禪師扛著鋤頭從外面回來，他的老師溈山禪師就問：“你從那里回來？”仰山禪師回答：“我從田里頭回來。”溈山又問：“田里還有人嗎？”仰山一句話也不說，輕輕把鋤頭放下，叉手而立。溈山禪師笑了，又問：“南山有人刈除新草嗎？”仰山禪師不答話，拿起鋤頭就出門去了。這則公案里，仰山把鋤頭放下了，表示一切都在這里，心里也沒有負累了；溈山禪師再問：“南山還有人除草嗎？”表示還有工作未做，也就是有理事待觀照，還未圓滿，還不到放下的時候，所以仰山就默然拾起鋤頭又去工作了。禪，有時候在生活里面是用身體力行來表現，不是用言語來巧飾的。
老禪師曬香菇
永平寺里，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禪師，日正當中還在忙著鋪曬香菇，住持和尚道元禪師見了不忍心，便勸他說：“老和尚啊！太陽那么大，何必那么辛苦，自己曬香菇呢！我可以找個人為您老人家代勞呀！”老禪師毫不猶豫的說：“別人不是我！”道元禪師又一番好意的說：“哎！年紀大了，就不要曬啦！”老禪師毫不領情道：“哦！那么到底多大年紀才能曬香菇呢？”道元禪師依然好意勸說：“天氣這么熱，就不要這個時候曬。”老禪師暗藏機鋒的說：“大太陽天不曬香菇，難道等陰天或下雨天再來曬嗎？”
這一則“老僧曬香菇”的公案，很能表達出叢林生活教育和農禪作務等等。“別人不是我”，凡事不假手他人；“現在不做，要待何時”的把握當下，正是禪者對自己生命一刻千金的珍惜。
布袋和尚的以退為進
唐朝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的化身，他時常背著袋子在社會上行慈化世，也常荷鋤戴笠的下田耕作。有一天，當他跟著農夫一起在田里插秧時，心有所感，便吟出了一首詩：“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心地清凈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意思是說，虛懷若谷，謙沖自牧的低頭退步，才能真正的認清自己，觀照到自己的本性，也才能了解回頭的世界比向前的世界更遼闊，低頭的天地比抬頭的天地更寬廣。所以這首詩是藉著農夫彎腰插秧，邊插邊后退的方式來證明：正因為他能夠退后，才能把秧全部插好，把秧插直。
因此，當一個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遭遇到坎坷挫折的時候，如果能抱持“退一步想，海闊天空”的襟懷，則何處沒有光風霽月？當一個人遭遇到頹唐失意的時侯，如果能記取“回頭是岸”的古訓，則何處沒有希望呢？
這種僧侶在田里耕作除草、行者在寺院中舂米、廚爨、搬柴、運水以禪修的故事，在各種禪宗語錄中信手可得。他們或愉快的作務、打禪機，或師父喝斥棒打徒弟，或徒弟接招反打師父。他們之間就是以這般直接，在鋤頭下討活計里體會、驗證修行的境界。
佛教對農業發展的貢獻
中國以農立國，農業不但是國家主要經濟來源，人民也從農業中培養刻苦、耐勞、勤儉的精神，這種精神與佛教惜福愛物，精進忍耐的觀念十分相契。再者，許多祖師大德也多是農家子弟出身，因此當僧侶需要從事農作以維持寺院的經濟生活時，并無遇到多大阻難便漸漸地發展開來。尤其禪宗僧侶，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樹立修行生活的榜樣，因此，中國農業在許多大師躬行履踐下，開墾出許多新的耕地，對于整個農產事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照顧的貢獻實不下于政府。以下即以六點來說明佛教對農業的貢獻：
墾荒辟地大規模耕種
在寺院農作中，土地的取得雖有多種來源，例如有些是均田法的政府給田，有些是來自于信徒布施或寺院購置的，但更多是憑藉僧人努力，自己開墾得來的。如南泉普愿禪師在池陽南泉山谷伐木建庵，簑笠飯牛，開墾荒野，辟為良田，達三十年之久；安巖山華嚴院主僧無盡，于寺院附近的蓬道奧山北的馬跡，開辟廢田八百畝；山西普濟寺院主清弁法師，四十年間興廢起弊，墾山田，造水磑，嘉蔬有圃；象山縣蓬萊山壽圣禪院永凈法師，開山田三百畝，植松十萬余株；唐代佛日普光禪師，發動僧信勸募，購海埔地一千多畝，披荊斬棘，建筑岸堤，命名為廣利莊，年收入千斛之多；天童寺因開墾海埔地，歲收三千斛。
以上這些記載佛教寺院或僧侶拓墾的例子，在各種文獻中，多不勝舉。總之，歷史上大量的農田都是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開墾出來的，而所墾植的土地，多為無人愿意拓墾的大量荒地和山地。于是寺院農業的發展，改變了中國傳統農業分散、孤立的小農經營格局，在較大面積的土地上，以較大量的勞動力進行農業耕種，這種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對社會生產力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僧祗戶制度的創立
為解決天災人禍的饑饉荒年時農民的生活問題，寺院除施粥救急之外，亦常為農民誦經祈雨。歷經北周廢佛法難的僧官沙門統曇曜，更是大刀闊斧的奏請北魏文成帝在州鎮設立“僧祗戶”制度。所謂僧祗戶是：每逢歲豐，由人民繳納僧曹公署(管轄寺院的總機關，如同現今的佛教會)六十石的谷子，以備饑荒時賑災之用，繳交谷子的民戶就稱“僧祗戶”，其所繳交的谷子則稱為“僧祗栗”。這些僧祗栗儲存下來，若遇荒歉之年，則無條件賑放饑民以應急用，待豐年時再歸還，平時則加以活用，作為融通農民經濟的基金。這是為救助農民而設立的福利制度，類似隋、唐、宋時的義倉、常平倉及青苗法及現代的農會、合作社的性質。在當時甚受歡迎，是佛教輔助國家的一種社會慈善事業，對于濟助當時農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貢獻。
碾米廠、磨坊的設立
中國人以米為主食，舂米便成為民間重要的工作之一。農村均靠人工舂米，不但費時又費力，尤其大叢林吃飯的人多，人工舂米常常供不應求。唐宋時，寺院叢林便藉靠近山川之便，運用水力附設碾米廠，因此得以大規模經營碾米業，如明州天童寺；臺州的惠安院、楞伽院；甘肅麥積山勝仙院、崇果院等，及長安、洛陽的各大寺院，都有水碓磑的設置，甚至連敦煌地區亦有水碓磑的經營。此外，寺院也與碾戶合作，從事磨坊、油類的制造。由于寺院碾米業與制油業的發展，對于提供農民就業機會及增加農業經濟的價值，都有莫大的助益。
興建水利
寺院開發的土地需要灌溉和勞動力，所以相應的配套工程也成為寺院的一部分。宋朝維溪法師曾在福州長樂縣綿亭洋以九年的時間截十二脈小溪，筑堤八一○丈，灌溉農田四十頃；師振法師發起勸募，再于香嚴上下洋筑堤九百余丈，灌溉的農田達二十余頃。元佑四年，靈德縣赤鑒湖，由里人林圭和靈泉寺養譽法師修建三十丈長的泗洲橋，筑寬二丈之堤兩里，可灌溉農田三百多頃，諸如此類建設工程，對農業的推展及造福鄉梓實是功不可沒。
園圃種植業
僧侶把重視園圃花藝的傳統和佛教關于植花種樹諸多利益的思想結合，使寺院園圃種植迅速發展起來。許多寺院都是“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寺院園圃的種植業對農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新植物品種的引進培植：例如菠菜、新羅茄子、胡桃、胡椒、胡蘿卜、菠羅密、貝多樹等植物，即藉中外僧侶的弘法交流，成功地引進中國。
園藝技術的創新：包括采用藥物養根和控制濕度和溫度的辦法。例如唐代長安西明寺僧侶在寺院中布置了類似江南的環境，以盆池試驗種稻。方法是在蓮盆里鋪上土，使之保持半干半濕，然后分畦種稻，再借助近旁樹木垂蔭，使蓮盆四周陰涼濕潤，居然試種成功。藥物養根，油幕覆蓋和人造特殊環境，如盆池種稻等，已具有現代實驗室培育植物的雛形，是佛教在農業園藝學和作物栽培學方面的突出成就。
佛教因果觀念的教化
如前所述，寺院農業是采多元化經營方式，僧侶與農民的關系相當密切，然而僧侶的主要家業仍是弘法利生，因此在僧侶與農民往來的同時，佛教教義也在無形中傳播開來。其中惜福愛物、福田及種子的思想，因與農作的春耕秋收的因果道理相同，因此，教義傳播對農民因果道德觀念的建設影響最大。
惜福愛物的思想：農村生活一向困苦，農民自然都養成勤勞、節儉的美德。因此對于佛教“生怕踩痛大地”的慈悲愛物觀念及“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的感恩惜福教義特別能接受，這對于農民心靈及整個農村的精神生活品質的提升有實質的助益。
福田的思想：所謂“福田”，就是可滋長福德之田。凡敬侍佛、法、僧、父母，悲憫貧苦者，都可以獲得福報功德，猶如農人耕田，能有收獲，故以田喻之。因此，三寶、父母、悲苦者，稱為福田。每年秋獲之后，寺院有一“化冬”慣例，也就是僧侶們會到農村向農民化緣糧食，給農民種福田的機會；又每當饑荒之年，寺院總是大規模的進行施粥救濟之舉，為救助貧病無依者，也有“悲田院”等設置。這些福田思想的灌輸，在在都帶動了農人布施、互助的觀念。
種子的引喻：佛教講人的八識田中儲藏有無數種子，這些“種子”有生一切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諸法的功能，如同植物的種子，具有產生一切現象的可能性一般，所以人的善惡行為以及生命流轉的循環即以種子為譬。
種子遇緣，就產生色心一切萬法，這些顯現于眼前的有為法又以種子的型態回薰到八識田中。像這樣“種子起現行，現行薰種子”的因果循環原理，正好說明我們每一期生命八識田中的種子是自己播下去的，是每個舉手投足、起心動念的回薰，自己也就是讓種子在經驗世界中次序不亂地起現行的農夫。因此，一切的善惡果報都是自己造作的結果；而過去的種子好壞，我們已不能改變，未來也只能預期，因此唯有把握每一個心識種子起現行的當下，藉著薰習正法的因緣才有改變未來的可能。唯識宗的“轉識成智”、禪宗的“心內求法”、“活在當下”，所講的都是這個道理。以佛教種子思想引喻在播種耕作上、在生命輪回里，提醒農民的不僅是“要怎么收獲，先要那么栽”的耕作原理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定律而已，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如何把握當下，善耕自己的心田，開發自己的心田，讓心田不但不長無明草，還要常開智慧花。
今日時代已進步到工業化的世紀，生活艱困的農村子弟紛紛涌向都市謀生，農村人口、土地日漸減少，使得開始覺醒鄉村重要性的都市人感到惶恐。為避免綠色農田成為排煙工場，為挽救農村純樸生活日漸變質，以農產品為主食的佛教徒應以感恩農人長期辛苦，為農村經濟的提升盡一份心力。因此，綜觀當前農業的走向，可朝生化科技等育苗培種、品種改良、有機農業等精致農業的技術開發或研究教育，藥草植物、園圃花卉的栽種，休閑農場、觀光果園、市民農場、戶外有戶的家庭式度假旅館的經營，或素食農產加工場、蔬果花卉冷凍場、產銷運輸中心、進出口中心的設立等轉型農業的方向發展。當然，為吸收都市回流人口，農村原有文化產業的發揚，農村才藝、電腦等各項新知的教育，以及佛法教義的灌輸等深層文化培養，更是扎根農村最有力的資源。佛教徒應當加以關心，方堪延續佛教以往對農業付出心血的傳承。（信息來源：報國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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