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三教一致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中經隋唐,到宋朝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的時代思潮。 儒家經過宋代、明代的發展,建立了新的理論體系,它們在形成與發展中都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 道教也吸收了佛、儒二教的思想,金朝成立了帶有明顯的三教合一特色的全真道。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佛教中的主要派別,不僅加快了與儒、道二教的會通與融合,而且也提出自己的三教一致或三教合一的理論。 宋云門宗禪僧契嵩著《輔教編》進上宋仁宗,被敕準編入大藏經流通海內。其中說:“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跡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是說佛、儒和百家各派的創始人及其代表人物皆是圣人,他們的引導民眾為善的宗旨是一樣的,但在如何教導民眾的方法上是有差別的,所以才有教派之分。 契嵩善于利用當時士大夫熟悉的心性和倫理概念來表述自己的主張,他在上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中說,佛教可以“正心”,“興善止惡”,以佛教的戒規和善惡說教來“教導世俗”,對朝廷及儒家名教所標榜的“仁恩禮義”,興教化,致天下以太平,是有利而無害的。 在北宋末徽宗時擔任過宰相的張商英(1043一l122)著《護法論》批評唐代韓愈、宋代歐陽修等儒者對佛教的批評,也主張三教一致的思想,說在世上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的情況下,三教的學說是對治世病的藥,但三者所治重點不同,并且優劣有異,“儒者使其求為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脈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雖認為三教在教化民心,使人向善的總目標上是一致的,但佛教更加優越,這主要是就佛教教人斷除情欲,追求精神解脫來說的。又強調:“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 宋代臨濟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l163年)也主張不可將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絕然分開,表示“三教圣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戒惡,正人心術”,忠義孝道以及治人安國之術與佛教的宗旨并不矛盾。 在統治者之中,宋真宗寫《崇釋論》,說佛教與周孔荀孟在“勸人之善,禁人之惡”方面是“跡異而道同”的,并認為佛教的五戒完全符合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倫理規范。宋孝宗寫《原道論》,主張“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他們的提倡對社會影響很大。 此后到明代四大名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皆主張三教同源、一致或“一家”。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以儒解佛者有之,以佛解儒者有之,會通儒、佛者亦有之。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勸善書《感應篇》之類,無一不充斥著三教合一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