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佛教作為當今世界佛教最活躍的地區，無論其現代化的轉型，還是其多元化的發展局面，都眾所公認地走到了整個華人地區佛教的前列。因而以現代臺灣佛教的發展轉型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經驗、問題與不足，可能對整個世界佛教的發展都會有所稗益。

　　隨著臺灣社會的迅速現代化，臺灣佛教近二十年來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就道場硬件建設而言，重修、新蓋的大小佛寺與精舍、蓮社或居士林如雨后春筍，法會誦經、佛七禪七、禮懺共修等傳統活動也十分興盛。在軟件的文教方面，佛學院，研究所甚至社會性的大學，已辦的正要籌備的，越來越多，其素質日見提升，慈善救濟與弱勢關懷的成效可觀，僧侶居士熱心弘法，信眾增多。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出，臺灣佛教在現代轉型過程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
臺灣佛教的“興盛”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在“興盛”的背后，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困境，主要表現在：佛教事業的過度世俗化、商業化，教義思想的貧弱，修證體驗的貧乏，社會批判意識的淡漠等等，這種內在貧乏而外在興盛的局面久而久之對臺灣佛教的發展將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一、蓬勃發展的佛教事業世俗化、商業化，與佛教根本精神的背離
當前臺灣的道場、寺院功利商業氣息越來越濃，佛教事業在一片繁榮的面貌下逐漸世俗化、庸俗化，在適應現實社會的同時卻偏離了佛教內在精神，這已經成為佛教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和擔憂的問題。

　　臺灣佛寺越蓋越多越大，卻往往僧侶住眾稀少，硬件建筑粗俗簡陋，或者流于豪華富麗，顯不出東方宗教建筑風格，尤其缺乏環保意識，甚至任意破壞山林生態。

　　佛寺的文教活動軟件方面更是欠缺，經懺佛事、水陸法會，似乎泛濫嚴重。在弘法方面，流行的法門以方便法門較為盛行，臺灣佛教信眾雖然發展迅速，可惜大都仍停留在消災求福求功德，求長壽求發財等等俗世利益的追求。除此之外，宗教化產品的大量上市，像是陰宅(骨塔)、禪坐教室、素食與佛教文物流通處等等，除了說明了“佛理商品化”的心理需求以外，也表明臺灣佛教宗教商品化的趨勢越來越濃。寺院道場沒有了修道的氣氛與情操，宗教精神迷失而走入商業氣息，完全世俗化，這是臺灣佛教令人擔憂的一大現象。

　　對此，佛教界和學術界有人開始反思佛教世俗化現狀同對人間佛教思想的曲解是否相關。溫金柯先生就認為淺化的菩薩道，是俗化的佛教的土壤和促進劑，今天臺灣佛教界俗化淺化的風氣彌漫，與這樣將“人間佛教”庸俗化的思想不無關聯。

　　也有許多學者指出當前臺灣佛教在向世俗社會快速普及的同時，產生了“邊緣化”問題，所謂“邊緣化”，就是偏離佛教深層義理精神，僅僅滿足于在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中較為淺層和表層的效應，而在深層的佛教義理精神上卻沒有什么更深的突破。比如開展得轟轟烈烈的佛教環保運動，其時所做的工作也僅限于資源回收、植樹、愛惜物品等等社會上早已有之的活動，而沒有更加全面深入根本性的環保理念和行動。更少有深入的教義作為佛教環保工作的理論支持，大部分的佛教環保工作，都僅僅停留在“惜福”、“護生”等舊有的理念之上，而這些都是社會上已經行之已久的理念，看不出佛教的創建在那里，只是跟著時代的后面走罷了。沒有突破性的思想作為理論后盾。

　　再如對佛教戒律的現代轉化，現在佛教界所作的僅僅是對那些對不合時代的規范與戒律重新加以檢討，以求得被動的適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而這不過是對現代社會的被動應對和機械便宜的組合。而對于像是婦女解放、死刑、自殺、墜胎、安樂死、器官捐贈等等現代社會中不可回避的社會現象，根本沒有納入到佛教教義系統內部進行創造性轉化，更不要說將現代社會的新知納入到戒學體系中重新給以詮釋。在佛教事業一片繁榮的表像之下，并沒有什么新的佛教理念，更看不到什么佛教義理上的整合創新。

　　在缺少佛教義理創新詮釋之外，內證精神的缺失也是導致當前臺灣佛教過度世俗化的重要原因。在佛教事業表面繁忙熱鬧的大場面下，恰恰缺少了作為佛教根基的修證法門。在臺灣，越來越多的人對佛教的過分世俗化產生不滿，而涌動著一股厭棄世俗化，向傳統修證道路復歸的潛流。這從最近十年來藏傳、南傳佛教，以及標榜修證法門的新興宗教和宗派在臺灣快速發展可見一斑。因此有學者呼吁強調佛法與世間不共的地方，即是佛教獨特的修證精神，以及由此所開發的獨特智能。在短短的十年中，惟覺法師的中臺山迅速崛起，成為當今四大山頭之一。

　　1996年夏天，有132名大專青年在中臺禪寺出家，成為舉世震驚的“中臺山事件”。是年，耐人尋味的是，與世俗社會保持緊密聯系的佛光山突然宣布“封山”，以潛沉下來充實內部。從這一系列跡象中，不難看出臺灣佛教界對內在修證道路的復歸。佛教是重自內證的宗教，它以自覺覺他為核心，它不是簡單的經由宣誓入教、信守戒條就能夠將佛陀出世的本懷徹底地顯露出來。三寶的住世不是佛像、經典、僧侶等象征性的存在就能充足，而必須是不斷有人體解佛法、修證佛法、以慈悲與般若化世、這才是真正的三寶常住。故佛教之權威性與合法性，也就必須建立在證悟的基礎之上。

　　因此即使一個地區皈依佛教的人數眾多，但卻普遍地不解佛教義理，不知修證之道，那么這個地區的佛教之興盛，絕不等同于佛法之昌明。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以其貧乏的內涵、空洞的教理，即便是表面上看起來再興盛，只能加速佛教的俗化淺化，乃至變質成不折不扣的世俗團體。這樣即使信眾規模再龐大，水陸法事再熱鬧，佛教事業再興盛，都無補于佛法衰亡的事實。

　　二、佛教經濟泡沫與山頭主義

　　當前臺灣佛教，在經濟繁榮的帶頭下，也隨著帶來一片繁榮新景象；不過，在一片繁榮的表相下，臺灣佛教也明顯地衍生出一些值得憂慮的現象。臺灣佛教界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片興旺，但事實上卻存在著嚴重的“泡沫佛教”，即在大量吸納并消耗社會資源的同時，也在大量消耗自己的宗教資源。“泡沫佛教”同最近幾十年寺院經濟的急劇膨脹相關，山頭林立的教團現狀，更加重了資源的重復與浪費。

　　佛教原本宗派法門眾多，但是臺灣佛教現今的不同派別，演變到彼此門戶森嚴，山頭色彩濃重，各擁地盤，互不往來，道場子孫化、私有化，喪失了佛教十方道場的精神。表現在佛教事業的興辦上，每個人都只考慮自身的發展，不惜大筆大筆地投資和擴充下去，造成諸如一窩蜂的辦學校、擴充道場的情形。就辦佛教大學來說，已經有華梵工學院、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佛光大學、慈濟醫學院等等，可是仍有不少人還想再辦，問題是佛教的資源只有這么多，久而久之不是導致佛教資源枯竭，少數的佛教人才因此而疲于奔命，就是佛教教育質量的下降。

　　事實上在許多方面的事業經營都存在大量重疊浪費的現象。諸如在佛教大學的籌建、宗教法的修訂、僧伽人才的培養、宗教福利整合等等問題上，臺灣佛教界都未能取得一致的共識。這與臺灣佛教一直就飽受批評的“山頭主義”、“個人主義”、“門戶之見”等現象有著直接關系。

　　臺灣佛教絕大部份都是以某一寺院或某一法師所主持的少數寺院為主體進行弘法工作。這種單獨弘法的形態，與日本(如日蓮宗、凈土真宗等)、韓國(如曹溪宗)之以某一宗派系屬上萬或數千寺院來推動弘法工作的形態，兩者在效率上及對社會的影響力方面的差異是可想而知的。臺灣佛教寺院在名義上也有宗派傳承，但實際行事，則以個別寺院為主。而且也沒有一個屬于該宗派的中央級組織來從事該宗業務的整體策劃。
而被一般人視為佛教最高行政單位的中央級佛教會，如臺灣地區的中國佛教會，其實只是在政治法令監督下的民間組織而已，并沒有像日本、韓國那種宗派中之大本山的統轄地位及決策能力。這種以一兩座寺院個別弘法的形態，就像戰爭時的游擊隊一樣，無法具有正規軍的大型裝備及作戰效果。要成就較大規模的佛教事業，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加上由于沒有中央組織之整體、細密的規劃，各地寺院彼此之間未經協調所從事的佛教事業，不僅難以精致，而且也有重復、浪費，及較易失敗的可能。

　　有鑒于此，許多有識之士都紛紛倡議臺灣佛教界試著協調統一辦事，合作事業，共享佛教資源。近年來佛教團體在若干議題上像是反賄選、器官捐贈、生活環保或是心靈凈化等等方面，也開始出現了一致性的共識與步伐，但是，一旦涉及到實質利益與權力的運作時，臺灣佛教界還是沒有取得較為一致性的共識，諸如佛教大學的籌設、宗教法的修定、僧伽人才的養成(學制、聯合文憑等)、僧伽保險、佛教藝術創作的本土化風格以及宗教福利資源整合等等議題的檢討。由于牽涉到道場自身利益，這種各自為政的局面短期內可能難以有大的改進。但是至少也要學著在相互協商之后，再各自謀求發展，將佛教的資源作有計劃的合理利用，如此，臺灣佛教的事業發展才會比較容易有特色和成效。

　　其實，在臺灣也早有人指出，從佛教發展史來看，早期教團的分裂，及中國屢次引起的排佛運動，都無法排除其中寺院過于富有及其帶來僧團腐化的經濟因素。

　　江燦騰在臺灣《佛教文化》1991年11月號上，發表題為《臺灣寺院經濟的來源與管理》的社論，和《當前臺灣寺院經濟問題的省思》一文，就告誡必須考慮到佛教資源的合理分配問題。不要將臺灣社會環境所能提供的資金，作幾乎窮盡式地汲取。應該事先考慮到，一旦資源不足時，又如何維持龐大的道場開銷，以避免發生“樹倒猢猻散”的凄涼狀況。近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已經提醒我們：當泡沫經濟消退時，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泡沫佛教”也必然消散!而且這對于臺灣整體佛教的形象也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三、  社會批判意識的淡漠

　　臺灣佛教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配合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佛教體制的改革。今天的臺灣，佛教已與現代資本主義商業體系有了復雜的共生關系。這也使得佛教在討論現代性之問題時，往往傾向維護現行體制，或避開對主流社會體制的反省與批判。就在佛教適應新環境，與現代社會結合的同時，佛教的批判正在消失。

　　不再有人從負面角度來看待現代以及現代性，從佛教的觀點去批判社會中的不公正、不正義、不人道，去質疑科學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去反對科層組織官僚化的企業體系，以及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批評。現代臺灣佛教在適應現代社會的同時卻失去了佛教應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

　　例如在開展的轟轟烈烈的佛教環保事業上，楊惠南教授就指出這種看似興盛的環保事業不僅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論作為推動環保工作的理論依據，而且過分強調內在的心凈更甚于外在的環境。眾所周知，任何國家的最大污染源都不是來自于家庭垃圾或是個人的破壞行為(如隨手丟垃圾、砍樹等)而是來自于資本家和政府由于摻雜了利益的問題而沒有做好環保措施。因而環保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個人生活方式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漫無節制的經濟成長與激烈的爭奪競爭，乃是臺灣環境劣化的原因。”而現在所推行的環保運動多是注重對人們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而忽視了對深層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與批判。

　　楊惠南教授將之稱為“美容師型”，意思是只注意到環境的消費面，例如消除垃圾或廢物利用，而不追究是誰在制造垃圾。因而回避了對于制造污染的資本家和政府的批判立場。再如在宗教福利事業，王順民在《當代臺灣佛教變遷之考察》中指出，現代臺灣佛教的宗教福利事業理念還是源自于傳統佛教教義，諸如像是看病功德最大、福田以及無常等等觀念，這就使得當代佛教福利事業的發展模式只能是局限于直接提供福利服務，而無法像西方宗教那樣直接深入到質疑政府措施，并表明立場乃至于直接謀求參政途徑等等服務模式。

　　比如慈濟醫院的設置乃是由于過去醫院的保證金制度以及偏遠地區醫療資源的匱乏。但在龐大的慈濟全省醫療網被架撐起來時，卻沒有人去質疑臺灣地區整個醫療資源配置不均的結構性事實。像這種主動、示好的合作形態的以傳統慈善性為基調的救濟事務，不僅是政府當局所樂于見到的，而且也與國家機器之于西方宗教團體的互動型態有著明顯的差異性。換而言之，當前臺灣佛教所從事的工作本質上還是僅僅限于“殘補性”從事醫療濟貧傳統的濟眾工作；“替代性”骨髓捐贈資料中心；“合作性”像是佛光山接辦高雄縣政府興建的老人公寓；根本沒有上升到批判性持以監督的立場，以及謀求將自愿部門的意見真正融入公共政策厘定、參考之中。

　　此外，在一些涉及到社會公義的問題上，像是人權關懷、社會改革、衛教護法等等，雖然當代佛教也向前跨出了一步，但是，還僅是停留在僧尼個人性小規模的行動訴求，而沒有形成制度性的諍言管道。也就是說，對于種種深層次的社會性問題，當代臺灣佛教還沒有給予正面的響應以及深沉、結構性的思考。

　　有學者指出，佛教之能貢獻于當今或未來社會的，不在于它能如何適應現代、可應用于現代社會之中，而在于它的理想價值懸設與現代社會的矛盾沖突，在與它之于現實社會的前瞻性與超越性。因而臺灣佛教不應僅僅停留在早期的社會適應層面，而應當提升到社會關懷和社會批判層面，樹立起佛教對于現實社會的超越性和批判性，這正是當前臺灣佛教發展過程中所應引起重視并遵循的。

　　現代臺灣佛教在蓬勃興旺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諸如佛教根本精神的缺失，過度商業化、世俗化以及各自為政、山頭林立等問題，說到底，就是佛教現代轉型過程中如何協調好適應現代社會與保持佛教精神兩者之間關系的問題。

　　在整個佛教發展史中，如何保持佛教根本精神同時又能夠適應世俗社會形式一直是困擾佛教發展的難題，教義的佛教(佛教的根本精神)和佛教世俗形式(佛教在現實社會中的存在形式，諸如教團制度、戒律儀軌等等)作為佛教不可分割的兩個層面彼此之間卻又很難協調。在最初，佛教之所以強調外在的形式，乃是為了協調修道與外在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保障解脫或成佛的更好實現。但世俗佛教的過分發展常常會導致佛教根本精神的衰落，也即老子所謂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佛教的世俗形式源于佛教的根本精神而又損害著勝義的佛教，這是佛教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對于這一點，佛陀早已有所預見“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

　　真正能夠毀損佛教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正是各種形式的世俗佛教本身。當前臺灣佛教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適應時代方便的多，契合佛法如實的少。”在適應現代社會的同時卻失去了應有的超越性、批判性的佛教根本精神。在現代社會中，宗教的世俗化也是世界上各大宗教的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佛教作為宗教，本質就在于其批判現實的超越性格。如果不保持勝義佛教的超越性、批判性精神，佛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因而，如何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使佛教化世俗而不被世俗所化，是今后佛教發展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