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世界佛教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亞洲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亞一些國家紛紛獲得獨立，開始尋求新的發展道路之時，長期受殖民者壓抑的佛教重又恢復其魅人的吸引力，發展佛教成為廣大佛教徒的要求和心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也深知佛教作為亞洲的主體宗教，不僅是一種歷史現象、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擁有自己組織與信徒的社會力量，一直以特有的方式強烈地影響著社會。于是，為了發展國家經濟與文化，亦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佛教作為國家的主體精神文化加以弘揚，在這一地區掀起了“復興佛教”的熱潮，借以贏得人民大眾的支持。各國佛教界根據形勢需要，在保持傳統的情況下，做了一些適應于社會變化的調整，改變已往僧人獨善其身、自求修行解脫的傳統，積極參政議政，力圖影響政府。擴大影響、保持住佛教復興發展的勢頭。在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各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傳法活動，同時佛教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紐帶和橋梁，佛教規模朝著世界化發展。
50年代佛教在世界全面復興。1950年5月“世界佛教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Buddhist，WFB）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正式成立，這是當代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世界佛教徒國際組織。其宗旨是：督促各成員國嚴格遵守佛陀的教法與實踐，協調各國佛教徒之間的團結和加強兄弟般的友誼；傳播佛陀的崇高教義，在社會上組織進行佛教教育、文化和其它普度眾生的慈善活動；在人們中間促成和平的氣氛、和諧的關系，為眾生的幸福與其它宗教組織進行合作，作出貢獻。該會以六色旗為世界佛教教旗、法輪為教徽、5月月圓日為世界統一的佛誕節，大會主席馬拉拉色克拉一再強調佛教的傳統和至尊的地位。
1954年5月15日緬甸舉行世界佛教史上第三次結集活動，以1857年貢榜王朝敏東王主持進行的第二次三藏（指佛教經典：法藏，律藏，論藏集成）結集的大理石刻本為主要依據，同時參考其它巴利文經典，邀請各國高僧共同進行經典校勘的工作。結集的經典主要以律藏為主，校勘要求嚴格精到，一字一句的差異都要經過大家討論，然后再參考異本方能定論，經校勘后的三藏全部譯成緬文，然后印刷，在世界流通。
1956至1957年是佛陀涅槃2500周年（佛陀誕日為公元前565年，但各國計算起日不同）。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把它當作佛教發展中興的最佳時期，為此舉辦了一系列重大慶祝活動。在佛陀誕生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舉辦了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王后親自向各國代表饋贈觀音像，會后各國送來的佛像等禮物被裝上彩車拉到城區游行，供市民瞻仰，街上到處懸掛六色佛教教旗和彩燈，盛況空前。印度政府于1956年5月24日在首都新德里首次舉行紀念佛陀的公眾集會，總統等國家領導人出席。同年11月24日又舉行了為期4天的大規模慶典活動，包括朝圣、禮佛、學術專題討論會等，肯定了佛教在世界的重要性；這些活動推動了佛教在印度的發展。在緬甸人們盛況空前地歡慶佛陀涅槃2500周年的大典和第三次結集的圓滿完成；在慶祝大會上總統向結集主持人獻禮，感謝他們為佛教作出的功德和護法的努力。此外，舉辦了一系列講經、禮佛、供僧、皈戒、布施、回向等佛事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為2688名少年集體剃發、度為沙彌的儀式，其中有吳努總理的幼女。
1956年印度佛教界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10月14日在世界最早的佛教組織“摩訶菩提會”（Maha Bodi Society of India，1881年建立）的協助下，深受佛教影響的印度前司法部長安培克在印度各地發起了“賤民改信佛教運動”，當年就有50萬賤民集體皈依佛教，以后人數一直在不斷增加。
50年代社會主義思潮席卷整個世界，也強烈地沖擊著南亞以佛教為傳統的新獨立國家，于是各種各樣的佛教社會主義如：僧伽羅佛教社會主義、緬甸佛教社會主義、泰國佛教社會主義、柬埔寨佛教社會主義等陸續產生并被付諸于實踐。它們的共同點是以某些佛教教義解釋社會主義原則，如：當代泰國佛教思想家佛陀達薩（Buddhadasa）從人的道德性來闡述佛教社會主義反對剝削的理論，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來自人們精神道德的迷惘，人們總是執著于想不斷地得到；欲望念念而生，永不滿足；因此不斷地淪于苦欲之中，他的闡述代表了泰國佛教徒所持的共同立場與態度。50年代初，斯里蘭卡重要的佛教學府耶楞伽羅學院副院長提出：佛教與社會主義不存在對立，究其終極目標和社會的實現，兩者存在著共同的基本點。
60年代，南亞佛教復興運動的勢頭開始減弱，這主要由于50年代各國過分宣揚佛教，忽視了自身多元宗教的存在現實，影響了其他宗教徒的情緒和利益，為以后的宗教與種族糾紛埋下伏筆。同時過分宣揚佛教，耗費大量人力財力，加大了國家的負擔，使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損害，導致國家政治、社會局面不穩定現象發生，使原有的佛教復興運動屢屢受挫。加之外來勢力的插手和國與國之間的糾紛，佛教也被裹在其中，面臨著各種挑戰與壓力；但佛教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依在。1963年隨著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總部遷至泰國首都曼谷，泰國成為世界發展佛教的中心地。1966年5月唯一的佛教僧侶組織“世界佛教僧伽協會”（The World Buddhist Sangha Assembly）在斯里蘭卡創立。此后，佛教徒的政治活動減少，多熱心于弘傳佛法、興辦教育、修煉禪定等佛事方面；但在越南、老撾反擊美國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爭中，佛教徒一直是重要的政治斗爭力量。
70年代南亞各國政教分離的趨勢進一步明顯，佛教基本上不再對國家政權發生影響，僅著重發揮其社會道德的精神支柱作用。此時緬甸、泰國、尼泊爾等國都開始擴大修禪活動。
80年代佛教界在一些國家參政議政的活動增多，政教關系進一步緊密。
在東北亞和北亞：1946年元旦日本天皇裕仁發表《關于建設新日本》詔書，即《人間宣言》，天皇神圣的神話從此破滅，日本政治體制由此發生巨大變革。同年11月日本國憲法宣告了國家政權的非宗教性，確立了政教分離、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則，宗教徒與非宗教徒政治地位一致與平等，宗教信仰真正成為公民個人自由選擇的私事。在此形勢下日本傳統佛教各宗開始了以恢復佛教為目的的教團改革運動并加緊在海外的拓展。60年代各宗改革步入新階段，從批判教團體制入手，以實現教團現代化為目標，實質上改變佛教依存于“學”的形式，使其成為基于個人信仰，不受家庭左右的佛教。80年代后，日本佛教在健全完善自身組織體系的基礎上，聯合其它主要的宗教發起了“超越各教間差異、求大同合作”運動大獲成功。教義宣傳中的宗派色彩日益削弱，更接近道德和佛教精神方面的教育。現代科技發展為佛教傳教提供了新手段，電視傳送、電腦輸入、謄印復印技術和小型印刷廠的普及，使寺院出版異常活躍。各家僧眾也不再拘泥于傳統，他們深入社會，廣泛傳教，“法輪茶房”已成為固定的傳教形式。各醫院中的“法話會”、“寫經會”也成為新型傳教方式，對促進日本佛教大眾化、社會化起了很大作用。
日本佛教新興教團的崛起更引人注目，它們與戰后日本出現的三次“宗教熱”有關。第一次熱潮始于“天皇神圣”神話破滅之時，日本人的傳統價值發生了根本性的崩潰，許多人試圖通過信仰新興宗教排除內心的迷惘與失控，新興教團如雨后春筍紛紛而生。第二次宗教熱發生在50年代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他們與原來的農村社團脫節，在城市中又孤立無援，因而把宗教組織作為依托的集團。第三次宗教熱出現在現代富足的社會，其突出的特征是參加的年輕人多、知識層的比例高、教團小型化、活動限于某一個區域、教名標新立異、教義光怪陸離、入教者多持“自我開發”、“自我實現”意識。此外還有一些年輕人在現代社會的金錢、權力至上，人情冷漠的環境里和升學、就業的激烈競爭中承受著高度精神和思想壓力，陷于難以排遣的困惑、彷惶和寂寞中，最后投身于宗教的懷抱。在這些新興佛教教團中影響最大的創價學會與靈友會。他們既把佛教當作一種新人道主義的基礎，堅信它可以創造出有能力應付現代發展的新型人；也強調理性作用對生與死、輪回與轉世、天界與地獄等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佛教從根本上符合理性，可以提供靈性和倫理教誨，以彌補現代科學成果的不足；他們注重指導人們在家庭、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和宗教與倫理問題，以滿足人們對團結與社會服務的需求。他們的教義相當通俗簡單，如“靈友會”的根本教義就是《法華經》信仰與祖先供奉的結合。憑著祭拜信眾們的祖先萬靈，使自己能切斷惡因緣，得到靈的保護，從而使家庭與國家能夠幸福與安康。“創價學會”依循古代大德日蓮的教義，實踐日蓮宗的作法。信眾每日勤修功課、消除惡運、開啟自己的幸福。1961年該會開始了吸收300萬信眾的“折伏大行進”活動，由于教團領導人靈異能力的攝受、主要干部的殉教勇氣與奮斗不屈的風格和行動策劃出色，這一活動獲得極大的成功。當今，新興佛教教團憑借著簡單的教義、現代化的組織和傳教形式、充滿活力布教體制、豐富多采的宗教生活，活躍在日本的社會中。盡管他們的社會地位遠不如傳統佛教教派，但由于其信眾大多是小市民、小商人、農民、家庭主婦與學生，他們對選票與政治結合的日本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戰后日本佛教已在北美、南美、西歐、南亞、大洋洲的一些國家發展，其中以真宗本愿寺派的海外布教規模最大、信徒最多，禪宗的影響更甚，新興佛教教團的勢力也不容忽視。
二戰后佛教在朝鮮的影響減弱，但在韓國卻十分興旺。在蒙古佛教受到猛烈沖擊，大批寺廟被關閉，不少喇嘛被迫還俗為在家信徒，但佛教信仰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仍有潛在的深刻影響。1949年蒙古政府重新開放烏蘭巴托的甘登寺，自那時起到1990年初，該寺一直是蒙古唯一的宗教活動場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蒙古政教關系有所緩和，1961年蒙古佛教聯盟成立。1969年根據蒙古、蘇聯、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國佛教徒的倡議，“亞洲佛教徒和平會議”（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for Peace，ABCP）組織在烏蘭巴托正式成立。1992年蒙古頒布新憲法，公民的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護，佛教勢力迅速發展，寺廟已有百余座，佛教徒已占全國人口的35％。
1993年蒙古頒布了“國家與寺廟關系法”，進一步明確了國家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動的權限，強調國家機關不得從事宗教活動，寺廟不得從事政治活動。戰后在藏傳佛教影響很深的蘇聯的布里亞特、卡爾梅克共和國和赤塔、圖瓦、伊爾庫茨克省及某些中亞地區，佛教徒活動減少。1956年蘇聯所有的佛教團體匯聚一起，舉行了儀式隆重、熱鬧非凡的慶祝佛陀涅槃2500周年盛會。此后，每逢佛教節日寺廟里人聲鼎沸、香煙繚繞，但平日的佛教活動不多。蘇聯解體后上述地區的佛教勢力與活動有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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