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以世間法為權巧，出世間法為究竟。出世間法有大小二乘，以小乘為自度，大乘為究竟。大乘佛法行菩薩道者須深入世間，度化眾生，所以歸根結底說起來，佛法只在世間，不在世外。
誤解佛教的人，說佛教徒消極遁世，不事生產，進而說佛教對國家對社會都是無貢獻的宗教。這種論調，似是實非。佛門有四眾弟子，出家弟子是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是優婆塞、優婆夷(在家的男女信眾)。在家弟子中，有農工商軍公教各種職業的人士。這些人并不曾因信仰佛教而妨礙其正常職業。至于出家的二眾，他們誠然是不事生產者。但在社會上，除了農夫耕田，工人作工，是直接生產者外，其余哪些職業是直接生產者呢?例如公務員、教員、律師、醫師，以及其他宗教的牧師神甫等，都是不耕不織的。這些人不事生產，被視為理之當然，何以獨譏出家的佛門弟子?須知出家的比丘眾，并不是飽食終日的消耗者。他們負有弘揚佛法，教導信眾的責任。社會上法律輿論的力量，只是制裁犯罪于已然，宗教道德的感化，才能防止犯罪于未然。我國自南北朝隋唐以來，佛教之盛衰與國家之治亂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佛教盛行的時候，社會秩序較多安定。換言之，社會秩序安定，佛教亦多盛行，這可說是互為因果。
釋迦世尊教弟子對國言忠，對親言孝，對子言慈，對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萬行，在在處處都是要人先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進而再修出世之法。世尊教人要報四重恩。這四恩是國土恩、父母恩、眾生恩、佛恩。世尊把國土恩、父母恩列在前面，可知佛教不是要人忘掉自己的國家，及要人毀棄祖宗牌位的宗教。
儒家五常，是教人以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原則，佛門五戒，不亂殺近于仁，不亂取近于義，不邪淫近于禮，不飲酒昏亂近于智，不妄語近于信。在世間法上，佛儒之理原是脈脈相通的。
至圣先師孔子最重恕道，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在《四不壞凈成就經》中說：“若有欲殺我者，我所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不殺生戒。不樂殺生，如上所說。我若不喜盜于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不樂于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邪淫戒。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這段經文，豈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佳注解?須知佛經不是因孔子講忠恕而后寫的，這原是東西兩位圣哲——釋迦與孔子——之見，相去不遠啊!
釋迦世尊嘗訓誡弟子阿難云：“阿難，受佛禁戒，誠信奉行。順孝畏慎。敬歸三寶。養親盡忠，內外謹善，心口相應。”又云：“為佛弟子，可得商販，營生利業，平斗直尺，不可罔于人。”佛要弟子忠孝誠敬，善信謹慎。佛要弟子應有職業謀生，且應公平無欺，由此看來，佛教有何損于社會?
國家與宗教原有著密切的互相關系。國家的武力，用以抵御侵略，維持秩序。宗教的感化，用以勸善止惡，安定人心。所以，孫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能治外在；宗教能治人心。宗教能輔助政治，政治能擁護宗教。由此看來，政與教，是維持社會安定的兩大基石。話雖如此，但政教的目標必須一致，才能相得益彰。中國立國數千年，講的是為國盡忠，為子盡孝，所以配合以講忠孝的佛教。才能相輔相成，現在有種宗教，使教徒只知有教會，有上帝，不知有國家，有父母。這種宗教，過去為了教中的新舊派之爭，血戰三十年，死傷千余萬，這種不忠不孝，隨著條約兵艦而來的宗教，對于中國的社會環境和傳統文化是不大適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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