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育王對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發展

阿育王對佛教的支持，促進了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的廣泛傳播，也為佛教走向世界打開了通道。

傳說阿育王即位之初，專橫暴戾。他重用酷吏，設置“人間地獄”，懲罰天下“罪人”。約公元前261年，他興師征伐羯陵迦（今奧里薩），遇到頑強的抵抗。戰爭異常殘酷，人民大批死亡，這使他懷疑武力征服的效果，意識到宗教在維持統治上的作用。認為“達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依法勝，是最勝”。于是，戰后不久，阿育王改弦更張，開始實施“達磨”（法）治國的方針。他對達磨的解釋是：“除邪惡，多善良，發慈悲，樂施舍，重誠實，貴純潔”。同時規定“戒除殺生”。他的達磨就是給他的臣民規定的一系列道德規范。他告誡官吏，忠于職守，忠于國王，這就是善行，生時能獲得寵信和賞賜，死后能升入天界。反之是惡行，生時要受懲罰，死后要下地獄。阿育王就這樣把因果報應的教義與統治者的切身利益聯系了起來，以維護他的政權。因此，他感興趣的只是佛教中有利于世俗統治的部分，對于教義中的一切皆苦的厭世思想，涅槃的最高目的，對于思辯性的抽象教理，絲毫沒有他關心的跡象。

出于同樣理由，阿育王也支持其它宗教。傳說他在晚年成了耆那教徒。但贊助佛教可能是主要的。據說他本人即是居士，在國師帶領下朝拜過佛教圣地。著名的圣地有四處：佛陀降生地迦毗羅衛，成道地伽耶，初轉法輪地婆羅奈斯，涅槃地拘尸那伽。約公元前249年，阿育王朝拜拂陀誕生地，在蘭毗尼園留下了石柱銘刻。阿育王還信仰過去四佛，證明當時已有過去諸佛的傳說，釋迦牟尼只被視作諸佛中的一員。阿育王大規模地供養沙門，最有影響。據說每天只在雞園寺供養的出家人就上萬，當然也包括佛教以外的沙門。阿育王宣傳佛教的最得力的方式是廣建佛塔。據說經他發現的佛骨分成8萬4千份，為之建起同樣數目的佛塔。雖然這是一種夸張，但表明當時建塔之風已經盛行。建塔標志著對佛教圣物的崇拜，進入了高潮，對神化佛陀起了推動作用。

“塔”，來自梵文，音譯“窣堵波”、“塔婆”等，意譯“方墳”、“圓塚”、“大聚”、“靈廟”等。傳說最早的佛塔是用來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遺物的，有紀念的意思。塔形為半圓土塚，后來造形日趨繁多，大都由基臺、覆缽（臺上半球形部分）、方箱形祭壇、竿和傘五部分組成。據說還有一種沒有舍利安置的塔，叫做制多。對窣堵波或制多的供養崇拜，起源很早。各部派曾圍繞這種供養可能獲得多少福報，有過分歧。如化地部認為所獲果少，法藏部認為獲果廣大。南方制多部當即是以崇拜制多而得名。建塔之風在印度持續了很長時間，也波及到其它佛教流布的地區和民族，而塔的形式和用途，也更加多樣和廣泛。隨著對佛塔的崇拜，佛塔圍欄上出現了各種有關佛陀的雕刻畫面，諸如寶塔、菩提樹、法輪、足跡、寶座等，以此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動。一頭象表示佛陀降生，一匹馬表示佛陀出家，寶座暗示降魔，菩提樹暗示成道，輪子象征說法，塔象征涅槃，諸如此類，用實物的形象圖解抽象深奧的教理。在這些雕畫中，完全沒有佛陀本人的整體形象，可能與早期佛教反對偶象崇拜有關。但對培的崇拜恰巧成了通向佛像崇拜的橋梁。像著名的巴爾胡特大塔，就刻有拜佛儀式，是通過誦經、頂禮、膜拜、獻花和燒香等佛徒的行為來表達的。對佛陀的神化，正在進一步變成對佛的偶像崇拜。

佛塔和塔的雕刻物的出現，產生了佛教藝術。塔的結構、雕刻物和造型，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的文化風貌；弘揚佛陀生平，圖解佛教義理，為佛教藝術提供豐富的題材和內容。到巽伽王朝時期，佛教藝術在巴雅、貝德薩、巴爾胡特、桑奇等地，已達到很高的成就。有學者認為，在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前后的佛教文物中，已有波斯、巴克特里亞等外來藝術的影響成分。早期佛教中的神話尚不發達，主要注重思辯，部分注意道德。但由于佛教藝術的興起，佛教形象化的傳播，更容易為廣大的下層群眾接受，也有了產生更多的寓言、神話的需要。佛教藝術促進了佛教更廣泛的、多元化的發展。

二、佛教的對外傳播

據《摩崖法敕》（第十三）記，阿育王為宣揚其達磨治國的德政，曾使“希臘王安條克所住之處，及北部的托勒米、安提柯、馬伽斯以及亞歷山大四王所住之處，南部的朱拉王國、潘地亞王國和錫蘭，皆得法勝”。此中安條克（前261—前246）住處，指塞琉古國（小亞細亞西岸，西亞和中亞的一部分）；托勒米（前285—前247）住處，指埃及國；安提柯（前278—前239）住處，指馬其頓國；馬伽斯（？—前258）住處，指西林尼國（利比亞北部昔蘭尼加）；亞歷山大（前272—前258）住處，指 伊庇魯斯國（希臘西北）；朱拉、潘地亞則是印度南端的兩個小國。阿育王宣揚的“達磨”、“正法”或“法勝”，當包括他支持的佛法在內。

又據南傳佛教傳說，阿育王第三次結集后，由目犍連子帝須長老派遣，十幾位上座分成九路，到毗鄰國家和地區布教。其中末闡提到罽賓和犍陀羅，摩訶勒棄多到臾那世界（印度西北，希臘移民聚居區）；末士摩到雪山邊國（尼泊爾），須那和郁多羅到金地（緬甸或馬來半島），摩哂陀到師予洲（斯里蘭卡）。這樣，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響西達地中海東部沿岸國家，北到克什米爾、白沙瓦，南到斯里蘭卡，進入東南亞。佛教由此分為兩條對外傳播路線，以斯里蘭卡為基地并向東南亞傳播的，稱作南傳佛教，以克什米爾、白沙瓦為中心，繼續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國的于闐、龜茲傳播的，叫做北傳佛教。

約在公元前 2世紀上半葉，佛教傳進希臘人統治的大夏。這時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亞，領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抵印度河流域，是勢力最強盛的時期，希臘人和馬其頓人的移民很多，有許多希臘化城市。漢譯《那先比丘經》（南傳巴利文《彌蘭陀王問經》），就反映了佛教在這個地區的一個城市國家舍竭（今巴基斯坦錫亞爾科特）初傳的情況。舍竭國王彌蘭陀，是希臘人，他向來自罽賓（克什米爾）的那先比丘征詢佛教教義，他們就沙門性質、人生本質、善惡果報、生死輪回、佛陀其人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討論。彌蘭陀王非常贊賞那先的觀點，決定日供八百沙門，凡那先所欲，皆可從王取之。以為“得師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彌蘭陀王歸依佛教是事實，考古已發現彌蘭陀王施舍的舍利壺。此外，一些碑文還記載了大夏希臘移民信仰佛教的情況，他們供養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它物品。大夏另一國王麥曼特爾，有學者認為即是彌蘭陀，其發行的貨幣上鑄有佛像。

《那先比丘經》是研究佛教在大夏，特別是希臘移民中流布狀況的重要資料。此經不假佛說的名義，也非阿毗曇式的論議，而是采用記述、辯論的方式，這在一般佛典的結構上是罕見的。與《善見律》等強調戒律禪定者不同，此經突出“智慧”在解脫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也令人注目。此外，經中反映有以“氣，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統一體，神）的觀點，那先力主人及萬物皆當過去的觀點，這都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古希臘的哲學。佛教學者講地水火風四大，希臘哲人講水火土氣四元素，而且二者都把“地”浮在“水”上，作為宇宙結構的基礎，也不是偶然的。

前 2世紀中葉，大夏衰落，被來自東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臘式城市國家逐漸并入大月氏領地。這樣，大月氏也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公元前1世紀，大月氏人已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給東漢的一位博士弟子，是有史記載佛教傳入中國內地之始。

當公元前2世紀初佛教傳進大夏后，繼續向西北流動，至遲在公元前后，安息（帕提亞）已有佛教傳播。安息到前1世紀，已經領有西到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廣大土地；在東方，前2世紀已吞并大夏的一部和印度西北的一部，這些地方都有接觸佛教的條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爾拉巴特盆地的安息舊址，已發現一些公元1、2世紀的佛塔遺址。公元148年，安息國太子安世高，游學至洛陽，開始系統地翻譯佛教經典為漢文，是中國有史記載的第一個佛經譯者。他介紹的佛教思想被稱作“禪數”學，提倡禪與慧并重，屬上座系說一切有部。或許安息王室也受到印度西北部奉行有部的傳統影響。

安息西北是康居，自前2世紀，建國在阿姆河以北，咸海與巴勒喀什湖之間，佛教何時傳入這一地區，已難稽考。漢末康巨、康孟詳分別于187、194年來洛陽譯經，可能都是康居人。但他們翻譯所用的原本，不是由康居帶來的，從中很難看出康居佛教的狀況。

佛教由罽賓（迦濕彌羅）向東越過蔥嶺，約前1世紀，進入我國新疆于闐（和田），于闐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傳入內地的一個重鎮。據《洛陽伽蘭記》，傳佛法到于闐的是比丘毗盧旃（即毗盧折那），玄奘的《西域記》稱他是來自迦濕彌羅的阿羅漢，他勸說于闐王建造覆盆浮圖，歸信佛教，以祐王祚。王果感得羅喉羅變形為佛，遂造贊摩大寺供養。據此，于闐佛教一開始就與崇拜偶像有關。260年，朱士行發自洛陽，到于闐求取《放光般若經》梵本，令弟子弗如擅赍還洛陽，他本人終于于闐。大乘般若經在于闐的流行，時間可能要更早一些，但并未得到王室的支持；小乘學眾以般若經為婆羅門書，橫加指責，似乎受到官方的保護。

佛教向南方的傳播，在斯里蘭卡最為發達，自阿育王時摩哂陀傳來以后，這里就成了南傳佛教的主要基地。前8世紀中葉，大約在天親帝沙王統治時期，首都阿努羅陀普拉近郊建起大寺，成為南傳上座部的中心，后被稱作大專部。傳說帝沙王還建造了另外一些寺塔拱衛他的首都。佛教上座部在這里得到國王的支持，有了穩固的基地。但也有說，大寺建成于前2世紀末。

此外，大眾部案達羅（在印度東南部克里希那河下游）派對斯里蘭卡的影響也很深刻。案達羅派是在制多山承認大天五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前1世紀后半葉，當代陀迦摩尼王在位時（前43—前17），由太寺部分裂出無畏山部。據說當時國王支持摩訶帝沙長老，并為他在無畏山建寺。摩訶帝沙與印僧法喜所持觀點與上座部不同，他們接受的是跋耆子的新見解。跋耆子就是印度在根本分派時，組成大眾部的跋耆比丘，他曾公然語諸優婆塞：“應與眾僧錢”。同時貶低阿羅漢，認為羅漢也有重新退墮的可能。在教義上提倡有“常我”存在。無畏山部亦稱法喜部；在4世紀初，以薩迦利長老為首，從中分出，成立祇陀林寺部（南寺部）。這樣，大寺、無畏山、祐陀林就成了斯里蘭卡佛教的三大派別。

據南傳佛典《倡導疏》記載，至遲在前 1世紀，斯里蘭卡已與東南亞許多地方有海上往來，包括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泰國的盤谷，以及檀馬里（湄公河三角洲）等。加上有關阿育王時布教金地的傳說，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侶到達東南亞地區是可能的，但似乎并沒有產生什么大的影響。2世紀和3世紀之際，印支半島北部，屬中國交趾（越南河內）的佛教義學已相當活躍，可能是從天竺南部傳進的。4世紀和5世紀之際，師子國曾派沙門曇摩奉玉佛渡海送往東晉的建康（406年）。考古學者在蘇門達臘、爪哇、西伯里發現有佛陀雕像，屬案達羅風格。至于緬甸和泰國，可能在4 世紀，或者更晚，佛教才有較顯著的痕跡可尋。總的說來，佛教由海上向外傳播，速度要比北傳緩慢，史料記載也少得多。

總之，從阿育王到前1世紀中，在二百余年的時間里，佛教僧侶的足跡已達到西亞、中亞、東南亞和南亞的許多地區，佛教開始成為世界性宗教。佛教與以后產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沒有發動過宗教戰爭，它的傳播主要靠和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生諸種痛苦，并提出解脫痛苦的方案，容易撥動人們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緒；它提出的善惡報應，最受統治階級的歡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許吸收各種異說，可以適應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會條件，并滿足他們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內在的原因。

三、早期佛教經典

前已說過，佛教典籍是在長期歷史演變中佛徒群眾的創造，形成“三藏”這種叢書的形式，則是更晚的事。關于三次結集的傳說，反映了被陸續創制的典籍已經超出了僧眾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當時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編纂出來。一般認為，佛典的流傳由口誦改為文字記載，是在前1世紀下半時的斯里蘭卡，用僧伽羅文音譯刻寫在銅片和貝葉上。原文據說是巴利語，有學者認為，這是原流傳于西南印度的一種俗語。事實上，對已流傳的佛籍，在5世紀由覺音、法護等又重新作過訂正，采取律經論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編纂方法，也在這個時候才相對穩定下來。此中，律藏分為五種，即比丘戒本解說，比丘尼戒本解說，講述受戒、安居等的“諸事”（犍度），通論戒的“本母”和“增—毗尼”（對戒依數遞增的補充說明）。或分為三部分：分別部（戒條）、犍度（諸事）、附篇（戒條的解釋）。經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種：《長部》、《中部》。《相應部》（《雜》）、《增支部》（《增一》）和《小部》（《雜藏》）。論藏也以五分分類：問、非問、攝、相應、發趣；或分七論：《發聚》、《分別》、《界》、《雙》、《發趣》、《人施設》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它兩部分。所謂注疏，指原用僧伽羅語對三藏的解說，共28種，5世紀轉澤成巴利文；其它包括《島史》（成書于4世紀下半葉以后）、《大史》（成書于6世紀左右）、《彌蘭王問經》（《那先比丘經》）和《清凈道論》（覺音著，約5世紀成書）。隨著南傳佛教先后傳進緬甸、泰國、高棉、老撾等國家，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語言音譯的巴利文經典。我國云南傣族等也有傣文拼寫的巴利文藏經。巴利文成了南傳上座系的經典語。

據現代學者考證，佛典的最早組織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經）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經），經律論并不分家。這類組織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用頌體表達的教義，與經藏相似，也記敘佛陀論說經律的因緣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內容，同時也有論議，回答和議論教理上的問題，類似論藏的形式。在較早的漢譯佛典中，有的就是經律論并存。

現在，除南傳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較完備以外，其它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統，除個別在中亞發現有梵文的殘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漢文譯籍中。

從漢文譯經史看，最早出現的教義是禁欲苦行。傳說1世紀譯出的《四十二章經》，盡管含有個別的儒道成分，依然掩蓋不住那種強烈的厭世和出世思想。這些，都與早期佛說逼近。當2 世紀末，大規模漢譯開始之際，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個別小本經被介紹進來，而綜合論說三科和禪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經》。這樣，能夠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5世紀才算完成。其中律藏有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傳上座部的《善見律毗婆沙》。到6世紀，屬犢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論》也譯介進來。在《阿含》方面，有屬大眾部的《增一阿含》，屬有部的《中阿含》和《雜阿含》，以及屬法藏部的《長阿含》。由此四部分經藏組成漢文的“四阿含”結構，與南傳前四阿含大體相應。南傳《小部》，漢譯中無，但它的部分內容，分散在其它譯籍中，像《六度集經》、《生經》、《義足經》、《法句經》等，論藏則多屬有部，從2 世紀的《阿毗曇五法行經》，到7世紀的所謂“一身六足”，新譯和重譯不斷，相當完備。此外還有屬上座部，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傳播下來的《舍利弗阿毗曇》，南傳上座部的《解脫道論》，屬正量部的《三彌底部論》，屬賢胄部的《三法度論》等，也都在4、5世紀譯出。

巴利文和漢文的這些經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內容。但由于它們成書的時間都比較晚，加上編者和譯者不可避免地要帶上民族的和時代的特征，所以不但這兩大系統的同類三藏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種的典籍中，也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只是相對于晚出的佛籍，它們才被稱作早期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