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愛自然，禪便棲息在大自然之中。在禪的公案中，處處都有自然的意象，作為禪機的啟悟。“如何是和尚家風？”“滿目青山起白云。”“如何是靈泉境？”“枯椿花爛漫。”“如何是清靜法身？”“紅日照青山。”自然，在禪宗的眼中，是何等的親切！李澤厚先生于此有較精到的論述，他說：“禪宗喜歡講大自然，喜歡與大自然打交道。它追求的那種淡遠心境和瞬刻永恒，經常假借大自然來使人感受或領悟。其實，如果剔去那種附加的宗教的內容，這種感受或領悟接近一種審美愉快。審美愉快有許多層次和種類。其中有‘悅志悅神’一大類。禪宗宣揚的神秘感受，脫掉那些包裹著的神學衣束，也就接近于悅神類的審美經驗了。不僅主客觀混然一致，超功利，無思慮；而且似乎有某種對整個世界與自己合為一體的感受。特別是在欣賞大自然風景時，不僅感到大自然與自己合為一體，而且還似乎感到整個宇宙的某種合目的性的存在。這是一種非常復雜的高級審美感受。”【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２１０頁。】李澤厚先生把禪與大自然的關系給予明確的揭示，并且將禪在大自然中所領悟的宗教感受與審美愉悅溝通起來，但缺少一些具體的分析與說明，況且還有些泛美學化了。其實，禪之喜愛大自然，是可以得到較為切實的解釋的。

　　禪并不在外在于眾生，而且就在眾生的“自然”之中。佛性是遍在于一切“有情”的，這在南朝高僧竺道生高倡的“一闡提人悉有佛性”的命題中已經有了理論根基。禪宗進而揭橥出“無情有性”的響亮口號，進而使大自然一切都閃爍出禪的光彩。“無情有性”就是說不但“有情眾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無情物也都有佛性，“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

　　禪宗融攝了天臺的“一念三千”和華嚴宗的“理事無礙”，把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看作佛性的荷載。“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4冊，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２２１頁。】這里集中體現了后期禪宗“無情有性”的思想，“萬類之中，個個是佛”，更多的是將佛性放進大自然中加以體驗妙悟。

　　這與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甚是投契，不能不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思考。斯賓諾莎哲學把自然與神等同起來。在他看來，“實體只有一個，就是‘神即自然’，任何有限的事物不獨立自存”【羅素：《西方哲學史》中譯本下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３年，９５頁。】。斯賓諾莎認為，大自然之所以是統一的，就是因為神作為統一的實體在大自然中存在著。斯賓諾莎認為，在自然中只有一個實體，一個無限的實體，而不會有另一個實體，因而，自然的本身也就是神。在任何自然物中，都具有無限的圓滿性【參《神、人及其幸福簡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７年，１３９頁。】。這種觀點與中國佛教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觀，頗有相通之處。華嚴經典云：“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無不圓足。”【《華嚴法界觀門·理事無礙觀》，《佛教經籍選編》，１９９頁。】這與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幾無二致。禪宗的“萬類之中，個個是佛”，很明顯是融合了華嚴宗的思想的。在有限中包容無限，在片刻中寓含永恒，在任何的“事法界”中都包含著“理法界”，本體也就在生滅變化的現象界之中。禪宗對這些是說得了了分明的：“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2卷第4冊，２２９頁。】

　　詩人愛自然。因為大自然比朝廷、比市井都純凈得多。越是政治昏昧、世風日下之時，詩人們越是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以凈化自己的靈魂。真愛自然的詩人，是把自己的靈魂投入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耽禪的詩人愛山水，親自然，王維、孟浩然如此，劉長卿、韋應物、柳宗元也如此。禪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心靈的存在方式。當他們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或在精神上、心靈上飽經憂患之后，往往會頓悟禪機。“人生如夢”的觀念就會變為親在的體驗。尚有一份正義感、正直心的士大夫在飽諳了官場齷齪后，就會更鐘愛于自然。王維在經歷了“安史之亂”的磨難后，雖然仍在朝廷任職，卻更為棲心釋梵。在輞川別業寫下了那么多膾炙人口的山水詩。孟浩然在長安求宦不成，再返江南，“山水尋吳越”，在山水詩中所表現的心情，十分清遠恬淡。白居易在飽諳朝市爭奪、官場傾軋之后，晚年一心向佛，澄心靜氣，在他眼中的自然是清悠閑遠的。當詩人以禪的眼光來看自然時，自然物象進入詩中，也就有一種若有若無的禪味。受禪風薰陶的詩人，寫出的山水詩，都有著淵靜的氛圍。禪宗喜愛自然，是把自然作為“佛性”的寓含。染禪的詩人們，有禪的意識，禪的眼光，他們面對自然，往往借物象來品悟、咀嚼禪理，自覺不自覺地在詩中道出參禪的心得。如白居易的《閑詠》：“步月憐清景，眠松愛綠蔭。早年詩思苦，晚年道情深。夜學禪多坐，秋牽興暫吟。悠然兩事外，無處更留心。”再如蘇軾的《吉祥寺僧求閣名》：“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哪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都是在詩中表述出自己的宗教情感體驗。禪的意識在這種情境中，轉換為在有限中見無限的審美能力。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千差萬別、各具形態的，又都是千變萬化、生滅不已的。禪宗善于即色談空，在萬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詩人則善于捕捉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鮮活的一草一木，攝入詩中，使它傳寫出宇宙的脈息，留住美的永恒。

　　禪宗把自然作為“真如”的表象，認為一花一葉，都含有佛性。因此，一切都有了靈光；詩人，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是將自然作為詩的淵藪，作為逃離世俗丑惡的精神綠洲的。杜甫即云：“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寄題江外草堂》）而禪的介入，使那些山水詩，又多了些奇妙的氤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