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佛教，無論何宗何派，從會昌以后，衰微零落，幾乎至于滅絕。而在這不絕如縷的形勢之中漸漸蘇其殘喘，猶得保留它的偉大勢力的只有禪宗。而中國佛教的一線生機，也就仗著禪宗這一宗傳承連綿以至于今日。我們推崇禪宗，卻不可忘了當年拼命弘揚這一派禪宗的神會和尚。

　　南宗在最初的時期，僅僅流傳于嶺南一帶，北宗的神秀大師與其弟子普寂、義福兩大師，都是身為帝師，聲名蓋國，勢焰熏天，若不是為法忘身、百折不撓的神會和尚出來，南宗實難有出頭之日。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間，一般佛教徒對神會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由于胡適先生，從敦煌寫本中，發現了許多重要禪宗史料，才使我們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們對這位為法忘身、百折不撓的古德，自然由衷地產生一種景仰的敬意。可在這景仰的同時，回顧隋唐以后禪宗史，卻又觸引起我一種特殊的感想。有人會說，中國佛教的幸存，是存在這位神會和尚手里。而我卻要說，中國佛教的衰亡，也亡在這位神會和尚手里！

　　我們知道，北宗是漸修，南宗是頓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攝定，這是兩宗最大的差異。現在推翻北宗而專弘南宗，便是不尚漸修，而惟尚頓悟；不重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攝定。這是始于神會和尚所造成的一種風氣。于是，當時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輕棄一切經卷，以無念為宗旨而指斥修習有為，以定慧齊等而反對坐禪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機鋒肆應而馳鶩空談立辦，莫不舍難趨易，棄實崇虛，積習相承，每況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說，不知修行應何所依，正信還沒生根，便說已經“開悟”；菩提尚未發心，侈談已經“見性”。于是滿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國的僧侶，很多往往不通經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專弘南宗的流弊。一念相應，即成正覺，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一般具縛凡夫，惑業深重，雖說本來都有佛性，但為無明錮蔽，難以顯露，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盡、行之至、定之極的時候，應當有頓悟的法門，破除他的執著。北宗實為初首方便，南宗實為向上工夫。

　　相傳南宗慧能禪師，用“本來無一物”的偈子戰勝了神秀禪師，于是，五祖的衣體，不傳于大眾推崇的神秀上座，而傳于執賤役不識字之盧行者。但慧能禪師這個偈子，完全是對治神秀的偈子。換言之，就是說要先有神秀的境界，才可以進入慧能的境界。可惜后來的人，只看到一些對治的話頭，不明對治的深意，便有近代僧侶的流弊。神會為了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覺將這個塔基拆去，使后來一般學者，無從學他的高，不是墮落深泥，便是懸空過活，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負其責的。因此我說，中國佛教的哀亡，也就亡在這位神會和尚手里。

　　當然，這也與后來的學者沒有深切地體會到神會的苦心不無關系。本來有許多菩薩，為著當一時之機，不免對某些方便法門有些偏贊之處。譬如龍樹菩薩，因當時學者執一切有，便廣弘大乘的“畢竟空”義以為對治。無著菩薩，因當時學者又執一切空，便廣弘大乘的“如幻有”義以為對治。而實際上談“畢竟空”一義的，并未嘗抹煞那“如幻有”，談“如幻有”一義的，也未嘗抹煞“畢竟空”，不過有所側重罷了。后來的人聽說“畢竟空”義如何高妙，便將“如幻有”義破斥無余；聽說“如幻有”義如何精圓，便將“畢竟空”義拒斥不納。以致于在佛教里釀成了空宗、有宗之爭，這絕非當初那些菩薩的本懷。神會造成這種風氣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也不失為一種方便。后來一般學者不善于學，囿于偏執，不能圓融，故舍難趨易，棄實崇虛，積習相承，每況愈下。

　　其實，主張南頓與北漸圓融一致的，歷史上早有其人。石頭希遷和尚在其所著《參同契》中，已經喊出了“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其后宗密就是在神會和尚為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后，站出來主張南北調和的突出代表。胡適先生《荷澤大師神會傳》（因神會住荷澤寺，故后世以荷澤稱之，其宗派亦被稱為荷澤宗）說：

　　宗密自稱是荷澤法嗣，但他對于神會的教義統統感覺一種吶吶說不出的不滿足。他在《師資承襲圖》里也說：“荷澤宗者，尤難言述。”……宗密在《（圓覺經）大疏抄》里，態度更明白了，他說頓悟是不夠的，頓悟之后仍須漸修，這便是革命之后的調和論了……宗密諸人，不知道這種解放的本身便是積極的貢獻，卻去胡亂尋求別種“荷澤深意”，所以大錯了【《荷澤大師神會傳》，見《胡適學術文存·中國佛學史》，中華書局，1997年，346～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