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老兄喝得醉醺醺之后，問了個很不客氣的問題：“你們中國佛教為什么這么看重戒律？”我當時沒理他，覺得他是為日本佛教的“墮落”找借口，因為一位住持剛剛請他喝過酒。
但是后來這個問題總在困擾我：為什么漢傳佛教如此注重戒律？解放初期虛云老和尚對于試圖變革僧制的企圖大為不滿，后來大家都不敢提這碴事了。
剛開始呢，我覺得跟漢傳佛教自力解脫的傳統有關。禪宗一度是漢傳佛教的主流，即便是凈土也以自力為主以自他相應為輔助，不像日本那樣極度偏重彌陀他力救度。在自力解脫路線中，沒有戒律，就沒有禪定，也就沒有智慧。這個原則是漢傳、藏傳、南傳主流都認可的立場。
最近看了兩本高羅佩的《狄公案》，算是補了點中國社會的基礎課，發現問題好像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復雜一些。
古典小說里面的僧人，包括道士，沒有幾個好人。看看《水滸》、《三言》是這樣，《狄公案》同樣如此，書里面寺院道觀往往不太清凈。記得天竺寺里面有對聯曰：大護法不見僧過，善知識能調物情。實際情況是，好像大家都眼睛盯著僧眾的過錯，自古皆然，于今為盛。
換個角度說，佛教注重戒律，不僅是教內偏重修證的需要，也是社會上教外人士的要求。然而俗人為何對僧眾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呢？因為佛教在中國社會中充當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角色。
“平日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是大部分中國民眾的信仰心態。寺院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同神靈世界做買賣的市場，而僧人則充當了神人之間交易的中介。信眾通過僧人中介把自己的訂單和貨幣（愿望和供品）傳遞給神明（什么菩薩、媽祖、娘娘等對百姓來說是等價的），而神明把貨物直接傳遞給信眾。神明是可靠的，信眾的愿望和供品都是真實的，唯一可能出問題的是中介。所以中介要有一定的資格保證，僧人有必要向世人表明他品行潔凈，有足夠的資格來通過法事來祈求神力和慈悲加被眾生。
說白了，民眾要求僧人充當祭司。而祭司要自身潔凈才能施法成功，所以民眾對于僧伽的戒律嚴格要求，實際上是為了保證自己所委托的宗教活動能夠有效完成。
凡事都有例外，民眾偶爾也喜歡不守戒律的佛教徒，好比濟公。那是因為濟公不屬于祭司，他不需要通過固定的儀軌來完成宗教活動，他只要施展神通就行啦。具備神通的僧伽被中國老百姓當作薩滿（巫師），薩滿憑借自己的通靈能力即可解決民眾困苦，所以喝酒吃肉并不是問題。
不管怎么說，佛教很少以它本來的面目被中國民眾所接受，無論歷史和現在都是如此。它對自己的期許和百姓對它的期望，很少有重合的部分。而在戒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不過是個表面上的巧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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