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之余，打開電視機。一部美國電影，竟然讓我興致勃勃地看到尾，且想了很多。
　　先說說電影內容。電影的名字為《護鯨記》，講的是一個叫查爾斯·蘭德的紐約工程師，假日里突發奇想，攜妻兒四人駕一艘帆船，到紐芬蘭附近，沿著某傳奇人物曾走過的航線，準備度過一個刺激的假期。遇風暴漂至一海島漁港小鎮（紐斯卡爾）。而恰好一頭鯨魚也因風暴誤入港內擱淺。鯨魚每天需要大量的食物維持生命；鎮上的無賴混混以槍殺鯨魚為樂；海上的捕鯨船欲以三萬美金的價格請鎮上的人代捕。蘭德與幾位朋友一道，力圖保全鯨魚。關鍵時刻，漁警受命趕到，制止了槍殺鯨魚的紐鎮人，并指出，鯨魚將給這個破落的漁港帶來新的收入。然而鯨魚終因病餓而死。蘭德滿懷惆悵離開漁港。
　　應該說，從拍攝技術上，影片并沒什么過人之處。故事也無非是近乎老套的保護主義題材。甚至還有些讓人多少有些厭煩的具有特定目的而不那么真實的情節：比如象征了罪惡的捕鯨船是在俄羅斯注冊的，因而無法加以制裁等（從事實來看，這個國家應換成日本或挪威才是）。但拋掉這些不論，在故事本身之外的潛臺詞，卻頗耐人尋味。
　　說耐人尋味，是指影片中對護鯨人蘭德與其對手－－紐鎮人的關系的處理而言的。在大多數此類保護題材的影片中，代表了正義的人們總有其冠冕堂皇的責任來保護自然環境：或者身為政府官員，或者是當地人為了保護自己土地上的資源而反抗外來的掠奪。而他們的敵人，也往往是為了攫取利益而殺戮或破壞。但在這部片子里，蘭德作為一個外國（美國）工程師，并沒有直接的責任或權力或利益來保護鯨；而紐鎮人，除了三萬美金的誘惑外，也沒有更直接的理由殺死這頭鯨，但他們偏偏成為蘭德護鯨的最直接的阻力。保護與破壞的角色被模糊化了。
　　那么他們各自又為了什么呢？
　　到這里，必須把他們之間的另外一層關系披露出來了。紐芬蘭這個小漁港中的居民，雖然與蘭德生活在同一個西方社會中，但他們是邊緣群體。更糟糕的是，他們自己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他們看來，蘭德是大陸人，代表了那些與他們不一樣的人，是屬于優勢群體的人，也是很遙遠的人。他們說：“就是你們在紐約（的生活），使他們不斷捕鯨，捕到現在只剩下一頭了。”而生活在大陸上的人們并不關心紐鎮人。小鎮上的X光機壞了，沒錢修，導致一個漁民的女兒因未能得到及時治療而死。“至少可以用三萬美金換一個新的X光機啊，”那名漁民說。
　　這種隔閡如此強烈，以至于在島上生活了多年、在這里娶妻生子的老漁民和自愿來此、深受敬重的女醫生，也被紐鎮人自覺不自覺地列入大陸人。饒有意味的是，幫助蘭德保護鯨魚的，也正是他們。
　　無論是在蘭德、還是老漁民或女醫生心中，其實同樣自覺不自覺地把鎮上的居民劃為另類，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這可以從他們對當地居民的隱忍看出來）。
　　這樣，護鯨與殺鯨（確切地說，是阻止護鯨），成為一種類似于較勁兒的舉動，變成了紐鎮人盡管似懂非懂、盡管同樣從心里懷著對鯨的愛，卻一定要加以阻撓——“我讓你護不成！”的潛臺詞是“我為什么讓你來護？”這從鎮上居民表決時對蘭德的辯白中清楚地表現出來：“如果沒有你，我們一樣會把鯨魚救出來。”然而有了你，就不一樣了，這是他們沒說出來的。
　　蘭德感到不可理喻。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他得到的尷尬待遇多少有點天經地義。正像前面所說的，無論是在感情上，還是實際利益上，小鎮人都無可厚非。
　　那么究竟是誰錯了呢？我想說，影片實際想表達的是，所有的人在蘭德試圖做英雄而未果的過程中成了輸家，沒有贏家：蘭德失望而歸；小鎮上的人很可能無法得到期望的利益補償；捕鯨船徒勞往返；記者和科學家們沒有見到鯨魚；最重要的是，鯨魚死了，一切都變得無價值了。并且，大家都沒做錯。蘭德在為鎮（市）長扯的謊（鯨魚已經安全游走）向記者圓謊后，兒子問他為什么不揭穿他們，蘭德說：“他們做了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我們也一樣。”是的，還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這也許是故事最終唯一的收獲，也正是影片耐人尋味的地方。如果要用語言說出來，那該是一種有些悲觀的想法：人如果不能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就很難奢談解決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至少不能指望依靠蘭德這樣的英雄來解決。人與人的問題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因而人與自然的這場游戲很可能是如影片描述的，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沒有輸家也沒有贏家的游戲。
　　我們不得不佩服美國佬，在塑造了英雄的同時，又消解了他；在沒有答案的故事中，給了我們某種回答。
　　如果我們一定要一個解決的辦法呢？
　　先說幾句題外話。幾年來，一直在西藏從事與自然保護有關的工作。我發現在眾多的新舊生態（環境）倫理學教材中，很少對如何處理社會邊緣人群（不管是什么原因或怎樣導致的）的境遇與環境保護之間產生的矛盾進行深入的分析，而這是在實際管理中最常遇到的問題。這種忽視往往會導致類似于“站著說話不腰痛”這樣的事情出現。今年在北京，一位兼具專家與官員雙重背景的北京人問我：你認為青藏鐵路是否該修？（他的觀點我早已明了：不修）我說，作為一個學習自然保護專業并從事這一行當的知識分子，我以為不該修，這無疑會增加自然保護的壓力；但作為一個拉薩市民，我只知道鐵路修通后一瓶普通啤酒的價格從五塊可能會降到兩塊錢，該修！
　　只要一個社會的某一個人群（西部也好，下崗也罷）的邊緣化未能緩解，只要北京人（很抱歉，這只是一個象征意味的稱呼）還在而且能于收入不斷增加、衣食住行玩無虞的條件下，正義凜然地要求緩建青藏鐵路之類的項目，要求下崗工人承擔保護環境的責任，這事情就不好辦。說大點兒，是社會責任由誰來承擔？是由弱勢群體？還是強勢群體？《護鯨記》的作者所在的國家這不就很隨意地撕毀了《京都議定書》？看起來國家之間也是一樣。對付這類爺們兒，還真得拿出些牛二式的潑皮和更不負責任——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啦！
　　要么——有時候想，如果讓北京人每人每年拿出一兩千銀子，用于鐵路修通后的環境保護，這是不是個解決的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