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所說的教法，在佛世時是沒有具體的形式與行文規定，而是隨機施教。我們如果深入研究大小乘及顯密等各宗的佛學，就可以知道釋迦如來所說的一代時教，本來就是上繼無始以來的初世，下及永無盡止的將來，亙古不變的真理。根據歷來研究所得的結論，也認為比較合理的是，佛法不只是佛所說的。從佛的三業（身、口、意）大用而表達出來的佛法，是早在結集之前就存在的。
　　
　　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為本源；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的救世大業。根據弟子們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過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實為佛法、圣典。因此，后世之所以有一定形式和分類的經律論三藏教出現并流傳，是通過佛弟子不斷的結集而來的。這種通過共同審定結集出來的圣典，就代表了當時佛教界公認的佛法。 

　　一、律藏在印度的結集與弘傳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從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傳道以來，流傳在世間的一切佛法，學者認為可以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類。其中“佛法”：是在圣典中，還沒有大、小乘的對立；在佛教史上，是佛滅后最初五百年的佛教。對于這個階段的佛法，其分類和含義近代的學者之間，雖然還沒有明確一致的定論，但大多數學者認為，可以把它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根本佛教”：指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代，四十五（有說四十九）年親自傳授的教化活動，是根本佛教，也是一切佛法的根源。
　　
　　二、“原始佛教”：指佛滅后，大約一百年內，到還沒有部派對立時期所結集的經典，是一味的“原始佛教”。
　　
　　三、“部派佛教”：指部派對立后，也就是大眾部和上座部分立以后，大小乘佛教對立之前（約佛滅后五百年內），各部派自行發展出來的佛教，是為“部派佛教”。
　　
　　印順法師認為，對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主要的環節。而在“原始佛教”這一環節內所集成的圣典，有兩部分：一、“經”（以四部阿含為主）；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以八十誦律為主），這是佛教界歷來各派所公認的。在這時期所集成的“經”和“律”，就代表了“原始佛教”。在“根本佛教”時代，律部只有“波羅提木叉”一部分；而經部的四阿含，也大多沒有定型的文字。所以，如果不從“原始佛教”去研究探求，那么對于“根本佛教”也就根本無法了解。同樣的要想了解后來的“部派佛教”，也必須以“原始佛教”為研究線索。因為在“原始佛教”時期，由于傳承的區域以及其他的人、事、義理等各種原因，已經為后來的部派分化埋下了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可以說“部派佛教”，只是繼承“原始佛教”原有傾向的繼續發展而已。
　　
　　特別是在佛滅后，大約百年內，佛教界公認的兩次結集，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戒律問題而引發的，整個經過的線索，在現存的各部律中大多都能找到。換句話講，如果說“原始佛教”的研究是個關鍵，那么戒律就成為關鍵中的關鍵。了解這個階段的戒律問題之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1、第一次結集
　　
　　戒律的制定，并不是佛陀對佛弟子們的一種束縛，而確實是佛子的解脫之道，除此之外其重要性，在前一文中也已大略說過，但是有些眾生因為無始劫來，業習重重，就不欣樂戒律的嚴格要求。《長阿含游行經》中記載：當佛滅度后，佛弟子中就有一個愚癡的比丘，名叫跋難陀，感到特別高興，居然慶幸的說：“彼長老（佛）常言：‘應行是，應不行是；應學是，應不學是’，我等于今，始脫此苦。任意所為，無復拘礙”！這些話傳到大迦葉尊者的耳中，感到非常的悲痛。這些觀念，不但和佛陀的遺教大相徑庭；而且他想：如果真的這樣，佛教的精神及其救世的工作，豈不也因為佛陀的入滅而隨著結束了嗎！于是迦葉尊者決定，趁佛滅后第一個“夏安居”之便，集當時已證阿羅漢以上的上首弟子五百人眾，召開大會，結集經律遺教。這就是歷史上記載的“第一次結集”，又稱“五百結集”。 
　　
　　這次結集大會，是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召開。由當時“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誦出經藏；由“持戒第一”的優波離尊者誦出律藏。而結集大會的程序也非常的嚴謹，必須要經過“如法會議”（羯磨），首先由上座比丘在大眾中上坐，猶如現在的大會主席，然后以問答式，由主席請優波離當眾誦出律文，再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認可，這條律文是否確實是佛陀所制的之后，才能最終定案，這就是“結集”。現存的《摩訶僧祇律》中對整個結集的過程，有非常生動的記載：
　　
　　“阿難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所不遮。是義、非義，愿見告示。” 
　　
　　“眾皆言：長老阿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
　　
　　《佛教戒律學》一書中解釋說：所謂“隨喜”，就是無異議默認表示。所謂“遮”就是反對、否決。不但如此，有是可能還采取更嚴格的認可方式。比如在《十誦律》卷六十中記載，阿難誦出后，還特意分別問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必須一一進行表態：“我亦如是知，如阿難所說”。這就類似于現代會議上，決定最重要的事項時必須采用“點名表決”的方式。
　　
　　據說，這次結集的時間長達七個月（或有說為三個月），結出的律藏共有八十誦之多。但這部《八十誦律》的原本早已經失傳，但他的可信性卻是各個部派所一致肯定的。我們從今天所存的漢譯律藏、南傳藏和藏傳律藏的內容比較來看，所有規范的宗旨和大要都是一樣的，因此可以說，律藏是保持原貌最完整的佛法之說法，是有非常確切的理由的。 
　　
　　在這次結集的過程中，有一件事對后世的影響極其大，即使到現在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在當時的結集大會上，阿難曾經傳達了佛陀的遺言說：“佛將入滅時曾告我，大眾若欲棄小小戒，可隨意棄”。所謂的“小小戒”，是指枝節性，不妨礙宏旨的戒條內容；而“可舍”的意思，應當是指“不必列為后世硬性遵守的條文”。在這重要的是，什么是“小小戒”呢？阿難當時并沒有向佛陀問清楚，為此在結集會議上發生了諍論。最后阿難為大體著想，也為了僧團的和諧，承認了自己當是沒有問明白的過失，而終止了此次的諍論；以及富樓那和大迦葉爭內宿內煮等八事的記載，這些有關戒律的爭議，最后都是由迦葉以老大的身份裁定：“佛所未制，今不別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歸于一致而告終。 
　　
　　正如《韓非子》所說的：“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不論任何法規，必須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才能保持其可大可久的效應，才是“毗尼久住、佛法久住”的真諦。據《五分律》的記載，實際上佛陀也曾經明言：“佛言－－雖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為清凈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佛法本來是佛陀度生的“權巧”與“方便”法門，又怎么會反被一些瑣碎，并無關宏旨的“小小戒”所束縛呢？大迦葉這種保守的態度，深刻地影響了佛教后來的發展，為以后部派的分裂種下了必然的根源。

　　第二次結集
　　
　　通過第一次的結集，佛教的經、律雖然有了統一的說法，但這次的結集，并沒有文字的記錄，只是口誦心記而已。隨著佛教散布范圍的逐漸擴大，加上印度的種族和語言又是非常的復雜，同時又因為在第一次結集時，有許多的長老比丘沒有參加。時間長了，環境又各有不同，于是大家對于佛陀的教義也就產生了若干不同的見解，也就造成了部派分張的結果。其分派最初的開始，是佛滅百年后在毗舍離進行的第二次結集。
　　
　　據說，在佛滅后一百年間，由于一些戒律問題，使佛教內部發生了嚴重的諍論，也就是教史上有名的“十事非法”諍。在現存的各部廣律中，也大都記載有這段歷史。比如在《五分律》之第三十卷、《四分律》之第五十四卷、《十誦律》之第六十卷等中都有記載。這件事的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在印度西部波旬國居住的一位佛教上座部長老，名叫耶舍，有一次巡游到了東方的毗舍離城，看到當地的跋耆族比丘，在布薩日向信眾求施舍金錢。有些人是給了，而有些人不但不給，還指責這些比丘不應該這樣求施舍。一向重律的上座部長老耶舍認為，這樣是不符合佛教戒律的。于是他一方面指責呵斥求施的比丘非法，一方面又向大眾宣說這種施舍也是屬于非法的。由此耶舍長老受到了當地信眾的敬仰贊嘆，卻也因此引起當地比丘的憤慨，隨之將他趕出城去。被擯逐的耶舍心有不甘，回到西方波旬國后，四處游說動員了多位碩望的大德比丘，又帶領大批徒眾，再次來到毗舍離城召集辯論大會。當地的跋耆比丘們自然不甘示弱，以佛陀原就出生在這一地區為號召，也動員了大批人員應戰，結果，竟有七百人集會辯論戒律。由于人數太多，辯論起來雜而不便，于是由雙方各推出四人做代表，進行辯論。所以這次的結集被稱為“七百結集”，又因為結集的地點是在毗舍離城，也稱為“毗舍離結集”。 
　　
　　這次的辯論大會，雖然是以乞錢為起因，但雙方所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所以稱為“十事非法”諍。這里所說的“十事”，其內容在各部律中并非完全一致，但無非都是屬于一些小事。根據圣嚴法師《世界佛教通史》中的說明是這樣的： 
　　
　　（1）、角鹽凈：可以把食鹽貯存在角器中。
　　
　　（2）、二指凈：依照佛制，日中過午不食。但主張日影未過午后二指寬之影子時，比丘仍然可以進食。
　　
　　（3）、他聚落凈：在一食之后，仍然可以到另外一個聚落復食。
　　
　　（4）、住處凈：比丘可以到別的教區集會（結界、布薩）
　　
　　（5）、隨意凈：對于會議的決議，雖未出席，只要事后承諾，仍然是屬于有效的。
　　
　　（6）、習先所習凈：做有先例的事為合法。
　　
　　（7）、生和合凈：可以飲用未經攪拌去脂的牛乳。
　　
　　（8）、飲阇樓凝凈：可以飲用未發酵或半發酵的椰子汁。
　　
　　（9）、無緣坐具凈：即縫制坐具，可以不必帖邊，并可以隨意大小。
　　
　　（10）、金銀錢凈：可以接受貯蓄金錢。
　　
　　以上所說的“十事”，據查都屬于阿難在第一次結集時所說的“小小戒可舍”的范圍，認為不妨有其彈性。但耶舍等西方一系人等，不但堅持認為這十項都是屬于“非法”的，而且在戒律中明列禁止這十項為成文法。但是奉行十事者眾多，與正統系的上座長老意見不和，辯論又受此慘敗，內心憤憤不平，由此逐漸變成了部派的分裂，這就是因戒律的開遮不同而導致部派之分裂者。又當時毗舍離的國王，也不滿意西方來的上座比丘，于是下令驅逐。這又是因為“小小戒”而引來的政治干涉了。
　　
　　因為一些瑣碎的戒條缺乏彈性，而引發這次“七百結集”。而這次結集的結果是，不但沒能解決所存在的意見分歧，反而導致更大的分裂。由于時、地的傳習不同，從此，佛教內部的戒律已由一味而分立為－－東方系統的“大眾部”；和西方傳統的“上座部”。

　　部派佛教戒律
　　
　　根據前面所說的結集情況看，早在佛陀涅槃后的“第一次結集”大會中，由“小小戒”可以舍棄的問題，已經發生了主持人迦葉尊者和阿難的論諍，又發生了南方富蘭那長老率眾來詰難的事，就清楚呈現了部派分裂的癥候。到了一百年后的第二次結集，因為“十事非法”之爭問題，更加巨了東、西方的實質分裂（其中東方派以大眾僧徒為主，對戒律的觀念比較開明；西方派以上座長老為主，對戒律的觀念比較保守），由此，佛教由“原始佛教”分為“大眾部”和“上座部”的初步分歧。
　　
　　第二次結集的分裂，具體的說還只是對一些“小小戒”的不同見所引發的爭執。但是隨著師承、地域、語言以及客觀環境等的不同變化，兩派的爭執就從“律制”逐漸發展到“教義”上去了。又到了約一百年之后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代，派出傳教師四處傳教，兩派又終因“大天五事”而公開決裂，從此這兩部一再的分裂，到了佛滅大約四百年間，一共分為二十個部派。而整個律藏的傳承，也從初次結集之后由迦葉尊者傳給阿難尊者，再傳末田地、舍那波提、優婆崛多；在優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由于各自對于律藏內容的取舍不同，律藏也便分成了五部即： 
　　
　　（1）、曇無德部－－《四分律》
　　
　　（2）、彌沙塞部－－《五分律》
　　
　　（3）、迦葉遺部－－中國只傳譯其戒本，名《解脫戒經》，廣律沒傳。
　　
　　（4）、薩婆多部－－《十誦律》
　　
　　（5）、波粗富羅部－－中國未傳
　　
　　除此之外，還有第六部《摩訶僧祇律》。這是圣嚴法師引《大集經》的說法。在中國習慣的有四律五論之說，但都是屬于以上所說的分部之后的律典，并非第一次結集時優波離所誦出的原本律典。
　　
　　整個戒律的流傳，就是由于部派的分裂而成了部派的戒律，而各部又有各部自己所傳的戒律，至于第一次結集的律藏，現在已經無從見到它的本來面目。比如，在現存的各部律藏中，不論是南傳錫蘭巴利文的《善見律》也好；北傳漢譯的《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衹律》、《五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也好；西藏律，以及絕大部分的“戒經”、“戒本”及“律論”也好，都是部派佛教的遺產。不過，雖然各部廣律之間各有若干小節的取舍與詳略的出入不同，但其根本精神及根本原則，仍然是大體一致的。所以近代的學者公認，律藏是最能保持原始佛教真相的圣典。 

　　二、律藏在中國的翻譯與弘揚 
　　
　　戒律的傳入中國，根據史料記載，最早是在三國時代。也就是在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49年－253年），由印度天竺來的曇摩迦羅（中文譯為“法時”），來到中國洛陽的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魏正元年，安息國沙門曇諦來中國，在洛陽譯出《四分羯磨》，是中國比丘最早羯磨受戒所秉授之法，并請了十位梵僧，立壇授戒。弘一大師在《律學要略》中說到：“由東漢至曹魏之初，僧人無歸戒之舉，唯剃發而已。魏嘉平年中，天竺僧人法時到中土，乃立羯磨受法；是為戒律之始”。據載，朱士行就是依此戒法而受比丘戒的，成了中國出家人中真正沙門的第一人。弘一大師的這個說法，在《梁高僧傳》中也有記載。
　　
　　另外，在劉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罽賓國沙門求那跋羅來中國設壇為僧尼受戒，此時的中國還沒有尼眾。當時，雖然也有從獅子國來了八位比丘尼，但是，一來沒有具足十人之數；二來有些人的戒臘還不夠，因此沒能如愿為尼眾授戒。后來有鐵薩羅等三人的到來才具足十數，但此時求那跋羅已經圓寂，后由僧伽跋陀為尼眾傳授，成為中國尼眾二部受戒的開始。

　　律部的分派雖然不少，但真正有律本傳誦的卻不多，而有律本傳來中國譯成漢文的，只有以下的幾部：
　　
　　第一、上座部：
　　
　　（1）、有部－－《十誦律》（中印度摩偷羅薩婆多部）。從姚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十月開始譯于關中，由罽賓國三藏法師弗若多羅誦出，鳩摩羅什法師譯文；但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弗若多羅就圓寂了。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再由西域的曇摩流支，根據梵文本，和羅什法師繼續合作譯完，共有五十八卷。但也只是完成初稿，還沒來得及整理羅什法師也圓寂了。后來由卑摩羅叉加以整理，對原稿進行修改成為六十一卷，六朝時盛行于長江中、下游地區。這就是傳到現在的《十誦律》六十一卷本。 
　　
　　（2）、法藏部－－《四分律》（原是曇無德部）。譯于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公元410年－413年），比《十誦律》晚七年譯出。當時是由佛陀耶舍、竺佛念、道含三人在關中合作翻譯而成，共有六十卷。到隋唐時期才有人開始弘揚，到了唐初由道宣律師提倡，大力弘揚，而成為中國律宗的唯一法脈。
　　
　　（3）、化地部－－《五分律》（彌沙塞部）。這部律比《僧祇律》晚五年譯出，是法顯西游時，在獅子國（現斯里蘭卡）得到，直到南朝的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時，有罽賓化地部的律師佛陀什來中國，才請他誦出，于闐沙門智勝譯文，并在竺道生和慧嚴的共同參與下，于建業（現南京）龍光寺翻譯成功，流傳至今的共有三十卷，但譯出后極少有人弘揚。
　　
　　（4）、飲光部－－《解脫戒本經》（迦葉遺部）。元魏年間（約公元538年－544年），由般若流支譯出，共一卷。這部律的譯出比《五分律》晚了大約一百多年，但內容卻和《十誦律》戒本相同，所以也無可為說。
　　
　　（5）、根本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印度西北境迦濕彌羅新薩婆多部，屬上座部之廣律）。此律包含多種律書，是唐朝高僧義凈法師從印度求回，譯于唐朝武則天證圣無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695－711年）之間，共十八種，一九八卷之多。
　　
　　此律比《五分律》的譯出遲了將近三百年，正好是南山道宣律師以后的四五十年之間，當時中國的律宗，正是《四分律》鼎盛時期，所以義凈法師雖然精通于有部律，奈何孤掌難鳴。從律的內容來講，有部律是最多，也最豐富，可惜直到現在，還不曾有人繼起為之弘揚過。
　　
　　第二、大眾部：
　　
　　《摩訶僧祇律》－－這是部派佛教的“大眾部”唯一留存下來的廣律。于東晉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左右，由佛陀跋陀羅和法顯共同譯出，共四十卷。
　　
　　其譯出的時間比《四分律》晚了五年，在建康（南京）的道場寺譯成，六朝時才開始有人在北方稍加弘揚。 

　　2、戒律在中國的弘揚

　　譯成中國漢文的律本雖然有多種，如以上所說各種廣律中的《十誦律》、《四分律》、《五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摩訶僧祇律》，和五種律論（指：《毗尼母經》、《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律二十二明了論》、《善見律毗婆沙》、《薩婆多毗尼毗婆沙》五種解釋律典的書），自古以來就并稱“四律五論”，而成為律藏的主要內容。但在中國的流傳弘揚過程中，除了《四分律》得到大力弘揚，獨成一脈外，其余的都沒有得到大力的弘揚。
　　
　　歷來有許多學者說：“佛教起源于印度，但發展是在中國，佛教的許多理論、學派都是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而提出的”。那么，“律宗”的創建也是這樣的，戒律原也是從印度傳來的，而且絕大部分都是部派佛教的小乘律。兩千多年來遵行最謹的，如泰國、斯里蘭卡等南傳佛教國家，但南傳佛教也沒有創出什么“律宗”來。傳來中國后，卻結合現實，并且兼攝了大小乘思想，而獨樹了“律宗”一幟。中國獨有的“律宗”，又是以《四分律》為主導。
　　
　　《四分律》在中國的弘揚，據載，是始于元魏孝文帝時的北臺法聰律師，到了唐朝時，才得到道宣律師的大力弘揚，使之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乃至到今天，還成為中國僧眾出家受具足戒之所依。而道宣律師本人對于律學著述的成就，也達到了空前的階段。

　　（1）、中國律宗的開創者－－道宣律師 
　　
　　道宣律師：原籍浙江吳興，生于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四月初八，自小天資聰穎，九歲就能作賦，十五歲就發愿出家，跟從長安日嚴寺的慧頵和尚學習經典，十六歲正式剃發出家。二十歲時，到大禪定寺依律學大師智首受具足戒，后依止智首大師學律，并在其門下聽律學二十遍，奠定了堅實深厚的律學基礎。隨后進一步到四方廣泛參學，把南北各地各種流派的律學成就加以吸收，取其精華，融匯大小乘的精神，而成一家之學說。
　　
　　從三十歲之后，開始從事著述，開宗演教，弘化一方。先在西明寺為上座，后居終南山，一邊修學定慧，一邊將十余年來的學律心得加以系統的整理，大弘《四分律》，于公元626年撰成《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三卷（今作十二卷）；第二年又撰寫了《四分律拾毗尼義鈔》三卷（今作六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二三十年間，先后撰寫了《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卷，《疏》二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量處輕重儀》二卷、《尼注戒本》一卷；《比丘尼鈔》三卷（今作六卷）。這五大部有關《四分律》的疏、鈔，構成了道宣開啟律學新學派的基本理論，到此時，《四分律》成為中國律統，開戒律一宗。由于道宣律師長期居住在終南山，后人就把他所開創的學派稱為南山律宗，簡稱南山宗，而他的著作則被稱為南山宗義的五大部疏鈔。 
　　
　　道宣律師本人對于這五大部疏鈔也是極其重視，在長期的講學弘法過程中，曾經不斷地加以增訂，此外還撰寫了《釋門章服儀》、《釋門歸敬儀》、《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律相感通傳》、《釋門正行懺悔儀》、《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凈心誡觀法》等著作，來補充和豐富自己的學說。道宣律師遺留下的著作不少，據湯用彤的統計有十八部。而其中有三種才是最主要的，被后人稱為“南山三大部”即：《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及《四分律隨機羯磨》，此三書簡稱為“行事鈔”、“戒疏”、“業疏”。這是唐代弘揚《四分律》的最卓越著作。 
　　
　　在四百多年之后的北宋時期，又出了一位杰出的律學大家－－元照大師（公元1048－1116），他不但高倡“律、禪、教三學一源”之說，又提倡“律學”和“凈土”相結合的弘法。最重要的，還是他針對道宣律師的“三大部”，又寫三部篇幅更大更詳盡的書加以解釋即：《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羯磨濟緣記》、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簡稱為“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元照律師也因此而成了后世公認的南山最重要的傳人。 
　　
　　道宣律師學說的基本特點是綜括諸部，會通大小。綜括諸部，就是以《四分律》為基礎，廣泛地采取其他律典和《十誦律》、《僧祇律》、《五分律》、《毗尼母論》、《摩得勒伽論》、《善見論》、《薩婆多論》、《明了論》等的合理成份，來補充《四分律》的不足。會通大小，就是以大乘教義來解釋《四分律》的精神。比如：在《四分律》戒本中有施一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的內容，合乎大乘的圓頓了義；又有說到，“舍墮求悔，先須舍財，如僧用不還，只犯突吉羅輕罪”，和大乘戒以心意劃分輕重相通；《四分》中對于小妄戒，解釋見聞觸知，說眼識能見，耳識能聞等，以識為了義，也和大乘義理相通。通過這樣的解釋，遂使本屬于小乘佛教的《四分律》，成為圓融三學，并以大乘三聚凈戒為歸宿的大小乘共通的戒律。 
　　
　　道宣律師就這樣，主要以唯識學的態度，精治《四分律》，融通大小乘，以為《四分律》的精義，通于大小乘佛法。他以化教和制教別攝一代時教，又以三教判攝化教，于制教分為三宗。
　　
　　化教：一、性空：攝盡一切小乘法。
　　
　　二、相空：攝一切淺教大乘。
　　
　　三、唯識圓教：攝一切深教大乘。
　　
　　簡單地說，化教就是化導在家出家弟子的教法，能啟發人的信心、智慧、闡揚教理，故此三教能攝盡一切大小乘法。 
　　
　　制教：一、實法宗：依薩婆多部明受－－戒體為色法。
　　
　　二、假名宗：曇無德部依成實論明受－－戒體為非色非心。
　　
　　三、圓教宗：道宣律師自明受－－戒體為識藏董種。
　　
　　此制教部分是專為出家弟子制定的教法，主要是修持方面。
　　
　　道宣律師對于《四分律》所作的這些改革和發揮，非常合乎于中國廣大僧俗對于大乘佛教的愛好，因而使他創導的南山宗律學，受到當時佛教界的廣泛推重，甚至風靡全國。特別是他的五大部疏鈔問世后，中國的歷代的律學家，差不多都以他的著述為圭臬。對于《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的解記之作，在唐宋兩代就已經多達六十多家。 
　　
　　雖然律學是道宣律師一生弘化的基礎，但他的涉獵范圍卻是非常的廣泛，并不限于創宗弘律。他對于佛教史和佛教文獻的整理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譯經事業上也有所建樹。可以說，他具有佛學大通家的資具，而且思想卓越，行持嚴謹，其著述又極為豐富。因他極力弘揚了《四分律》的精義，從此也就奠定了中國律統的基礎，即《四分律》的一脈相傳。

　　中國律宗的傳承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演成十個宗派，無論哪一宗，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都有一定的傳承，自然律宗也不例外。律宗的建立，嚴格的說是到了道宣律師之時才趨于完整，也是第一位超越了“疏解律儀”的高僧，所以尊他為律宗的開山之祖是當之無愧的。但他創立了“南山律宗”之后，宋朝元照律師所作的法統系譜中，卻把道宣律師列為第九祖，前面的八祖一直追溯到法正（傳說造四分律的曇無德，又釋為法藏部）。
　　
　　第二祖法時，是曹魏時第一個把戒本傳譯到中國的印度僧人曇摩伽羅。
　　
　　三祖法聰，可以說是弘揚《四分律》的關鍵人物。因為在隋以前，特別是兩晉南北朝時代，只流行《十誦律》和《僧祇律》，其他的象《四分律》、《五分律》等戒本都不怎么有人奉行。直到北魏孝文帝時，法聰和尚才開始弘揚此律。而據說法聰和尚原本是研習《僧祇律》的，后來因為“開通精研，因窮受體”所以才改講《四分律》，從此他的門下弟子也跟著弘揚此《四分律》，但法聰和尚并沒有留下著作。
　　
　　四祖道覆，為法聰和尚的弟子，是中國第一位有著作解釋《四分律》的人，所以被列為四祖。
　　
　　五祖慧光，也稱惠光，為道覆法師的門人，他是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部的人，南北朝時期的高僧，有許多重要的經論疏等著作，也是“地論派”的一代宗師。而對于《四分律》的弘揚，他也是一位關鍵的人物，著有《四分律疏》、《大乘律儀章》等，又刪定了《羯磨戒本》。每次弘揚開講戒律時，都有成千以上的僧人恭聽，他的著述也傳誦一時，因此被列為第五祖。
　　
　　慧光法師的弟子眾多，其中有道云“奉光遺令，專弘律部”，著有律疏九卷，被列為第六祖。慧光的另外一個弟子道暉，道暉的弟子有洪理、和曇隱，都有弘律的著作。
　　
　　六祖道云法師，有兩位杰出的弟子，洪遵和道洪，其中道洪為第七祖，后傳給弟子智首，是為第八祖。
　　
　　八祖智首有三位杰出的弟子慧滿、道世、道宣，都有弘律的著作，其中道宣律師就是被后世尊為“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所以律宗，雖然在唐朝的道宣律師之前列有八祖，而真正的開山祖師卻是道宣律師。
　　
　　但《四分律》一宗到了唐朝道宣律師的同時，共分有三派：
　　
　　一、道宣律師的“南山宗”，依大乘《唯識論》，以心法為戒體，是為中國四分律一宗之正統。
　　
　　二、法礪律師的“相部宗”，依小乘的《成實論》，以非色非心不相應行法為戒體。這一系是從，六祖道云律師的另一位弟子洪遵律師這里開出來的，也是道暉的弟子，他傳洪淵，再傳法礪，也是弘《四分律》的另一系統，也都有著作。其中住在相州日光地的法礪創出一宗，名為“相部律”。后傳給法礪的門徒滿意。
　　
　　三、懷素律師的“東塔宗”，依小乘的《俱舍論》，以色法為戒體。他是法礪的另一個門徒，原住在太原寺的東塔，因為不滿意師父所說，而自立新論，被稱為“東塔律”。
　　
　　四分律宗分成三派之后，各顯擅場，各有許多弟子，也各有很多的著述，但卻諍論不斷，最后甚至驚動了朝廷，到了唐代宗大歷十三年時，曾經敕三派的大德長老集合在長安的安國寺，討論彼此的是非。集議的結果雖然是采取了法礪的“舊疏”有懷素“新疏”的所長，集成《敕僉定四分律鈔》十卷，但后來各派的大德長老們仍然堅持各從所好，朝廷也只好允許僧眾，可以自由取舍自各所奉行的那一派的學說。
　　
　　可過了不久，相部、和東塔兩派逐漸衰落，至后無人再學。最后只下南山一派傳了下來。因為南山宗較之其余兩宗確實殊勝，尤其是南山律，因為通于大小乘，特別受到大乘根器的中國人的歡迎，所以經久不衰，所以后世稱為“律宗”的，都是指“南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