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是佛教東傳的必經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國本土化的地方。漫長的歲月給甘肅留下了大批的佛教藝術珍寶。“長期以來，世人都知道佛教藝術是甘肅文化的一大特色，然而眾人只知甘肅佛教洞窟多，但對于館藏文物卻鮮為人知。”“今年一季度，在江西省博物館舉行的‘西風東漸——甘肅佛教造像藝術珍品展’，是我省佛教藝術珍品的首次亮相！”

　　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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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08年12月28日開始，100多件來自甘肅的佛教藝術珍品在江西省博物館精彩亮相。

　　這是一個被甘肅人忽視了的展覽。關注它的人也僅僅知道有這么一個展覽，對于究竟展出了哪些珍寶，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這100多件佛教藝術珍品中大部分來自甘肅省博物館，也有一部分來自天水麥積山石窟、涇川縣博物館等地。”省博物館歷史考古部副主任王勇說。

　　“這次展覽可以說是甘肅佛教藝術珍品的首次宏大亮相！人們給予了非常高的關注。”甘肅省博物館館長俄軍說。展覽從2008年12月28日開始到2009年3月31日結束，整整三個月時間，100多件佛教藝術珍品讓江南地區的觀眾大開眼界。人們看到了1700年間佛教在中國流傳變化的全過程，也見識了佛教初入中國時的文化碰撞和交融。

　　“這次在江西展出的100多件佛教藝術珍品，是從我省館藏文物中精心挑選出來的，其中年代最早的是東漢時期的佛像，時間上跨越東漢至明清近1700年的歷史，全方位展示了我國瑰麗的佛教文化和登峰造極的雕塑藝術。”王勇說。

　　甘肅是佛教東漸的必經之地。

　　長期致力于交通史研究的張國藩說，佛教傳入中國的線路有三條，其一從東南亞傳入云南等地；其二，經過尼泊爾等國傳入西藏、甘肅，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釋迦方志》，詳細記錄了這條路，這條路正是后世所稱的唐蕃古道；其三，就是沿著絲綢之路向東傳播，這是佛教東傳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一條道路。

　　俄軍說：“這種傳播是緩慢的，是逐漸的滲透。所以我們把這次在江西的展覽命名為‘西風東漸——甘肅佛教造像藝術珍品展’，西風東漸其實說的就是佛教從西往東傳播這個過程。”

　　佛教東漸過程中在甘肅境內完成了本土化，也給甘肅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藝術珍寶，其中最為矚目的就是玉、石、金、銅、鐵、木、泥和瓷等各種質地的佛造像。這些造像最為常見的有釋迦牟尼、觀音、文殊、普賢、天王、度母等。

　　由于地理和交通上的因素，佛教傳入江南地區的時間總體上比較晚，江南的佛教興盛到了南北朝時期。在江南地區南北朝以前的佛像非常少見。因此，在江西省博物館舉行的展覽，受到了當地各界人士高度關注也在情理之中。

　　佛國瑰寶

　　從這些首次亮相的佛教藝術珍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出1700年間佛教西風東漸的變化過程。王勇副主任詳細介紹了在江西展出的佛教造像藝術珍品。

　　這次展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東漢佛造像。這件佛像高28厘米，佛跪坐在蓮臺之上，衣著發式都是漢代風格。“這件東漢的佛造像看上去不是很精美，佛像形象模糊，比例失調，帶有很濃重的中國神仙色彩。但它的價值非常高，是一件佛教傳入中國的早期作品。”王勇說。

　　可惜的是這件佛像是省博物館的舊藏，從哪里來的已經不知道了！

　　南北朝以前的造像帶著很濃厚的希臘色彩，大多混雜于表現世俗生活以及神仙道術的圖像中，其形象均未脫“神仙像”的窠臼，僅被人們當作一般的神祇來奉祀。

　　“從這尊佛像中我們能看到他們受了漢代畫像石的影響，造型稚拙古樸，顯示出中國早期佛教造像原始的一面。”王勇說。

　　到了十六國時期，佛像藝術進入初創階段，佛造像的創造尚處在模仿吸收和循規蹈矩的過程中，基本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風格。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犍陀羅佛像，它等于希臘化藝術的人體寫實加印度佛教的象征標志，在公元初期的幾個世紀中，犍陀羅儀式伴隨著佛教的傳播東漸中國、朝鮮、日本，為遠東佛教藝術提供了最初的佛像范式。

　　到了北朝時期造像碑大為流行，佛教徒從中國傳統的碑刻藝術中找到了靈感——在石碑上開龕造像。

　　這次展出的有一個北周時期的佛造像碑。這塊佛造像碑高44厘米，寬31厘米，厚8.7厘米，造像碑的上方是五個翩翩飛舞的飛天，中間的佛祖結跏而坐，邊上各有三個菩薩。下方則是一個類似中國傳統特色的獅子搶繡球，兩個人牽著獅子，中間是一個香薰。

　　這是造像碑流行時期的見證。造像碑是小型深淺浮雕作品，就是在石碑的正面，或二面、四面以浮雕、線刻形式開龕造像，用以還愿或施功德，在造像碑的下部還銘刻有造像的緣由和出資造碑人的姓名、籍貫、官職等文字，有的還刻有供養人像(線刻)。造像碑的式樣非常多，很難找出相同的兩件。

　　到了唐代，佛教中國本土化依然在進行中。此次參展中武威出土的唐代梵文彩繪陶塔，是一件非常罕見的文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梵文的影響依然存在。“這座陶塔高66厘米，底徑35.7厘米，塔身呈八角形，基座呈圓柱形，每個轉角處及上下端用朱紅色畫出倚柱以及木枋，基座下畫滿了蓮花，塔頂可以揭開放入骨灰，塔的四個角落寫有梵文。這種融合了印度和中國色彩的陶塔是國內非常罕見的。”

在這次展出中，佛骨舍利金銀棺是其中最為搶眼的展品。

　　1400多年前的公元601年10月，隋文帝將佛骨舍利藏于涇州大興國寺。公元690年10月，武則天詔令全國各地興建大云寺，為了執行這個詔令，涇州的地方官員和僧人們整修了寺院，在隋代大興國寺原址上興建涇州大云寺，并把原塔基下的舍利石函取出，選擇了當時最珍貴的珠玉寶石，做成銅、銀、金棺，并以琉璃瓶盛放14粒佛祖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于公元694年重新安葬放入地宮，建塔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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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唐代舍利寶函金銀棺，由金棺、銀槨、銅函3件組成。金棺裝飾精巧華麗，棺蓋和棺身通體用金片、珍珠與綠松石鑲嵌成盛開的蓮花，周圍飾以金片組成的6朵小蓮花；銀槨前后面為上圓下方形，兩側前高后低似臥梯，整個槨形與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畫“涅變”中所繪槨形極為相似；銅函為方形，子母口扣合，口沿下配有鎖具。銅函裝銀槨，銀槨裝金棺，層層套裝，結構嚴謹，制作工藝精美絕倫。

　　1964年12月，涇川縣城關公社水泉寺村社員群眾在翻地時無意間發現了大云寺塔基地宮，發掘地宮又發現了盛放舍利的石函、鎏金銅匣、銀槨、金棺、琉璃瓶和瓶內珍藏的14粒佛祖骨舍利。

　　“甘肅省涇川縣出土的唐代大云寺舍利石函和金銀棺槨，震驚了當時的佛教考古界。”王勇說。西風東漸

　　眾多佛教藝術珍品為何會在甘肅出現呢？它背后是怎樣一段故事呢？

　　王勇說：“甘肅地處古代陸上絲綢之路東段，是從西域到中原的‘咽喉’與‘門戶’之地。甘肅作為佛教向內地傳播的前沿，佛教藝術在這里與漢族文化相互交融，然后向內地傳播發展。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西風東漸’。”

　　佛教發源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古印度，創始人是位于今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國的王子喬達摩·悉達多，即釋迦牟尼。其時約當我國春秋戰國之際。

　　張騫出使西域后，漢武帝發動了對匈奴的三次大戰，霍去病兩次遠征河西走廊，西漢政府設立了河西四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的頻繁。佛教逐漸傳入中國。最早到中國來的高僧是印度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均為中印度人)。東漢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印度)尋訪佛法。蔡、秦等在今阿富汗一帶得到了佛經、佛像，并在大月氏與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巧遇，遂相邀同至中國。這是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記載。

　　從漢代以后，從印度東來的傳教者，從中原往印度的取經人，在萬里絲綢古道上絡繹不絕。佛教從西域傳入新疆后，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一路向東。翻越天山后進入甘肅第一站就是敦煌，接著佛教沿著河西走廊往東經過酒泉、張掖、武威抵達黃河岸邊，或者穿越烏鞘嶺，從蘭州境內過黃河，傳往臨洮、臨夏。或者從景泰過黃河，經過固原、平涼、涇川等地傳往關中。

　　今天人們看到的石窟，基本上就是沿著絲綢之路路線分布的。甘肅境內的有敦煌莫高窟、酒泉文殊山、張掖馬蹄寺、武威天梯山、臨夏炳靈寺、涇川百里石窟群、天水麥積山，還有寧夏固原須彌山等等。

　　隨著佛教的傳入，佛教造像也逐漸出現了。資料顯示，佛教造像藝術產生于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一、二世紀間的印度北部犍陀羅地區，是糅合古印度佛教思想與希臘雕刻藝術于一體的一種造型藝術。中國的佛教造像則是在東漢晚期(約公元200年)才在漢地出現。

　　中國的佛教造像藝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東漢、三國、西晉時期的佛像形象模糊，比例失調，基本上沒有成為單獨的體系。十六國時期佛像藝術進入初創階段，佛造像的創造尚處在模仿吸收和循規蹈矩的過程中，基本保持了印度式造像的風格。南北朝時期，金銅佛造像的服飾、五官逐漸中國化、成熟化。隋唐時期佛教造像藝術日臻成熟，達于頂峰，形成獨具風格的造像藝術。兩宋是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佛造像向世俗化方向發展。明清時期佛造像變得更加世俗化，裝飾繁瑣，姿勢、表情呆板，藝術形式上更加程式化。

　　甘肅省博物館所保存的佛教藝術品，數量之大，價值之高，影響力之巨大，已經為社會所熟知。在館藏的16件國寶級文物中，佛教文物占了6件(組)。

　　本土化的見證

　　西風東漸，佛教不僅是通過甘肅傳入中原的，而且也是在甘肅境內完成了與中國傳統文化、民俗的相結合。“佛教的中土化過程正是在甘肅完成的！”俄軍說。

　　甘肅的石窟藝術分布在長達近1500公里的狹長地帶上，在這條地帶上我們可以大體看到佛教藝術由西向東漸進的全部過程。從逐漸呈開放狀的洞窟形制，以及造像題材內容和表現形式，人們都可以發現，佛教藝術每往東前進一步，都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佛教改換自己面目。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對佛教藝術的一點一滴影響過程，在甘肅這條狹長的地帶上逐步顯示得非常清楚。

　　甘肅省博物館保存的6件(組)與佛教藝術有關的國寶中，有一件是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見證。

　　“這件文物就是北涼時期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它是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型。”俄軍說。

　　高善穆石造像塔出土在酒泉城南面，是用一整塊的青黑色玄武巖雕鑿而成，石質堅硬，造型優美，雕工精湛。寶頂、相輪、塔頸、覆缽經基柱座一應俱全。覆缽四周開八個圓形拱龕，7個龕中各浮雕一座佛像，經柱上陰刻《增——阿含經》經文和塔主高善穆的發愿文，這種字體是北朝寫經體，筆勢硬朗率真，還保存有隸書筆意。

　　值得關注的是：寶頂弧面上刻有北斗七星，以應天象，基柱陰刻著7尊菩薩像和一尊藥師佛，在這些佛像的右上方，又依次分刻著八卦符號。

　　“北斗七星是我國古代指示大地方位的標志，八卦符號是我國古老易學觀念的抽象化圖式，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出現在佛教的塔上，反映了佛教在東傳過程中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趨勢。”俄軍說。

　　“在金塔寺、炳靈寺、麥積山等地的石窟中那些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人物造型，我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甘肅石窟是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是外來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匯聚之地。”王勇說。（稿源：蘭州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