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8日,初冬季節(jié),已經(jīng)微覺清冷蕭索的杭州西湖邊,忽然熱鬧起來。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zhàn),在國臺辦主任王毅、海協(xié)會會長陳云林、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等人的陪同下,來到北山路上一處靠山面湖的僻靜所在,追尋那些鮮有人知的過往。
憑欄悼古,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的連戰(zhàn)對隨行人員說:“這是一段奇妙的緣分。”
連戰(zhàn)來到的地方,是剛剛改建成的臺灣省文化館,它的原名叫“瑪瑙寺”。
而那段“奇妙的緣分”,則是指80多年前,連戰(zhàn)祖父連橫在瑪瑙寺寓居的故事。
有人說:“巧合”二字,寫成了大半本歷史。跨越大半個世紀的祖孫之情,在杭州、在瑪瑙寺不無巧合地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可不讓人唏噓感嘆。
能夠承載如此深厚人文價值、激蕩出祖孫情、兩岸情的瑪瑙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拂去歲月塵埃,一切還得從頭說起。
從葛洪到錢弘佐:
那一段悠遠的古曲時間倒回1500年前。
那是一段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400年大漢江山一朝傾頹,讓中原陷入了長期割據(jù)混亂、少數(shù)民族南侵的局面。但江南一隅卻是例外,因為相對平靜,所以在這片土地上,經(jīng)濟、文化、宗教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
當時的杭州,距離都城建業(yè)僅“一水之遙”,而且湖山秀麗,被視作清修雅集之地。從北方遷居而來的士族們從未見過如此精巧的山水,對這里傾慕不已。葛洪,就是他們中最著名的一位。
雖然葛洪常常被后世的人們稱作“葛仙”,把他當成道教煉丹燒藥的鼻祖。但很少有人知道,葛洪其實還是一位通曉詩書、能征善戰(zhàn)的儒將。據(jù)說,葛洪小時候家里貧困,但自己愛好讀書,靠賣柴換取紙筆。漸漸地,學問做出了名,被當朝宰相司馬睿看中,走上了仕途,這在士族世襲制度森嚴的兩晉,幾乎是一個神話。再后來,葛洪因為幫助大都督顧秘平定叛亂而當上了伏波將軍。
但殘酷的戰(zhàn)亂卻讓葛洪萌生倦意,他選擇了急流勇退。東晉政權(quán)建立后,司馬睿當了皇帝,他下詔書賜予葛洪高官厚祿,卻被葛洪婉拒。從此以后,葛洪過上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向往的“清心養(yǎng)頤,閑游方外”的生活。幾經(jīng)輾轉(zhuǎn),葛洪來到了杭州寶石山西嶺,對這坐靈秀的小山情有獨鐘,他對徒弟說:“此地背山面水、龍脈環(huán)抱,如乘輦而絕塵,是養(yǎng)丹之所也。”
此后幾年,葛洪一直在寶石山西嶺結(jié)廬煉丹,修行自身、普救世人,也在這里寫成了道家傳世經(jīng)典《抱撲子》的一部分。后來,寶石山西嶺就被人稱為“葛嶺”或者“葛洪川”,葛洪曾經(jīng)的印記,讓這座小山多了一種神奇玄妙的味道。唐朝時著名的三生石故事,一說就是發(fā)生在此地。
而葛洪當年所結(jié)的草廬,后來成為了著名道教勝地“抱撲道院”,今天從西湖邊遠遠望去,還能從葛嶺半山腰的層林掩映中,看到抱撲道院的黃瓦飛檐。宛若一位隱士,千年不變地凝望著杭州的變遷。
葛洪留下的遺跡還不止此,據(jù)說因為他煉丹燒藥,讓葛嶺一帶山上的巖石都“染了仙氣”,產(chǎn)生了奇妙的變化,后人有記載說,這里的山巖“碎石文瑩,質(zhì)若瑪瑙”。其實,按現(xiàn)代科技來講,這全因為寶石山山體屬于火山巖,內(nèi)含氧化鐵,呈赭紅色所致。但我們寧愿相信這是葛洪的杰作,因為那不只是簡單的附會,更包含了一些意趣、一些底蘊。
瑪瑙寺最初的興建就在葛洪仙去以后的幾十年,因為建在“質(zhì)若瑪瑙”的山坡上,所以就有了這個浪漫的名字。“南朝四百八十寺,盡在樓臺煙雨中”,雖然今天可以參考的關(guān)于瑪瑙寺興建之初的資料少之又少,但我們可以從東晉六朝佛學盛行的時景,來推斷瑪瑙寺興建之初的光彩。
可惜,因為戰(zhàn)亂,或是別的原因,最早的瑪瑙寺還是淹沒在了歷史的塵埃里。再一次的興盛,已經(jīng)是數(shù)百年之后。
當時,正是五代年間,住在杭州的吳越國錢氏“三世五王”篤信佛教,大興寺院,統(tǒng)治不到百年,可在杭州境內(nèi)卻興建了150多座寺院與數(shù)十座塔幢,為杭州成為著名的佛教風景勝地奠定了基礎(chǔ),從此便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譽。其中著名的,包括六和塔、保 塔、雷峰塔,錢塘門外昭慶寺、南屏山凈慈寺、天竺法喜寺以及孤山瑪瑙寺。
瑪瑙寺的重建頗有意思,后晉開運三年(946),時僅18歲的吳越國第三代錢王弘佐決定重建瑪瑙寺,但或許是當時的史料所誤、或許是原址另有他用,錢弘佐并沒有選擇在葛嶺山下重建,而是別具匠心地選擇了葛嶺對岸孤山上一處叫“ 瑪瑙坡”的地方,“辟禪關(guān)據(jù)西湖之勝也”。
錢弘佐秒手偶得地把寺廟“巋介兩湖之間”,從北山回望,一片梵宇秀出湖心,碧波環(huán)繞,“宛若仙境”,大有“蓬萊宮在水中央”的意趣,那是怎樣一片花月春風的美景。可以想得,吳越君王在園林工巧上的造詣,一點都不輸于同時代南唐君臣在詩詞方面的成就。
今天的瑪瑙寺可能更多地遺留了吳越國時期的風格和理念,還是由寺廟和庭院兩部分組成,從北山路信步而上,切切體會江南庭院特有的那種端莊和沉靜,一草一木在微風的吹拂下很有節(jié)律地搖擺,用“靜若處子,動若脫兔”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草木蔥郁中,你還能聽到那段已經(jīng)依稀不清的,悠遠的古曲嗎?
從蘇軾到張岱:
那一筆雅致的詩畫轉(zhuǎn)眼到了宋朝,那又是一個歌舞升平的偏安年代。對于寺廟,趙氏政權(quán)也一如既往地重視。
曙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御筆賜額“瑪瑙寶勝院”,這應(yīng)當是瑪瑙寺最早可以考證到的“官方名稱”。皇帝的親筆題字不得了,瑪瑙寺的聲名很快散播開去,流傳到中原,很多高僧大德慕名而來,掀起了瑪瑙寺新一輪的輝煌。大中祥符間,著名僧人智圓出任住持。
智圓(976-1022),俗姓徐,字無外,號中庸子,錢塘(今杭州)人。幼歲即出家做小沙彌;長大成人后在龍興寺受具足戒。青去年少時就發(fā)憤儒釋雙修而以釋為本,修身養(yǎng)性,勇猛精進。曾師從精通天臺三觀的源清大和尚。當時“ 孤山孤絕誰肯廬”,但智圓返鄉(xiāng)卻隱居孤山瑪瑙坡“閉門樂道”,與“梅妻鶴子”的林逋成了“隔壁鄰居”和至交好友。
一天,受雇在寺里打雜供役使的民夫種竹時挖出一泓清泉,汩汩流淌。舊時,仆夫與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的社會地位很低微,但智圓認為,我佛說眾生平等,無高低貴賤之分。泉由仆夫發(fā)現(xiàn),直以“仆夫”命名天經(jīng)地義。
之后,杭州太守蘇軾也聽說了此事,尊佛重道的東坡公專程來到瑪瑙寺里品嘗這一口泉水,對智圓和尚的奇思贊不絕口,還寫了一首《臘日孤山訪僧》詩,詩里說:“天寒路遠愁仆夫”。東坡公文興到處,就成就了“仆夫”一種國人大俗大雅的取名法,也為瑪瑙寺留下了深厚的詩意詩境。今天重建的瑪瑙寺里,我們也能看到一座小樓、一頂小亭樓、一灣清泉,分別名之“仆夫樓”、“仆夫亭”、“仆夫泉”。越過仆夫泉,舉頭望去,院中有臘梅數(shù)棵,其中一棵樹形盤曲,姿態(tài)豐富,正是號稱“西湖臘梅王”的梅樹,年輪已達百歲之上。
南宋紹興21年(1151),因孤山擴建四圣延祥觀,瑪瑙寺又遷回葛嶺山麓。這一次回歸的意義重大,當時瑪瑙寺的僧人元敬和元復從“拆遷”整理的資料中,收集了從東晉咸和到南宋紹興800多年間30位杭州高僧的事跡,留下了傳世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而這,就是瑪瑙寺歷史中最重要的文化典籍。
有詩必有畫,到了宋末元初,一位畫家的生平也是瑪瑙寺不得不提的故事,是他,留下了瑪瑙寺最早的影像。
他叫溫日觀,初名玉山,法名子溫,字仲言,一號知非子,是瑪瑙寺里的寺僧。史料里說溫日觀“性烈嗜酒,好穿短衣,宋亡,佯狂于市,痛罵楊璉真伽。善草書,精畫葡萄,自成一家。”三言兩語,給人的感覺,可不是一個懷才自負、敢愛敢恨的性情中人。
溫日觀的畫作在中國書畫史里的評價很高,他能于一筆中帶有深淺不同之墨色畫葉,并以深墨點染仍帶濕潤之葡萄,表現(xiàn)出明暗和體積,頗顯自然逼真,人稱“溫葡萄”。畫不輕易示人,時貴贄金求之不可得。至元二十七年(1290)作《墨戲葡萄》兩幅,一幅贈趙孟 ,一幅贈鄉(xiāng)友曾遇,至元二十八年(1291)作《葡萄圖》軸,自題詩云:“香稻雨催熟,丹心老變灰。夕陽歸路近,魂夢日裴回。”如今,這兩幅杰作一幅藏在日本井上代,另一幅藏在美國高居翰先生的景元齋。
元明以后,瑪瑙寺日漸衰落,這除了與元朝的文化衰落、明朝的重道輕佛分不開之外,還有更多不為人所知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有一位瑪瑙寺的“住客”是幾百年間的一抹亮色,他就是盤桓西湖邊大半生,最終寫出《西湖夢尋》的散文家張岱。
張岱癡于山水,癖于園林。這正是晚明文人名士標榜清高,避世脫俗的一種方式。無論山水還是園林,張岱都崇尚清幽、淡遠、自然、真樸。這種審美意趣和追求,反映在他的小品中。他認為“西湖真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厭綺麗,耳厭笙歌。欲尋深溪、盤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當以西溪為最。”并為當初“鹿鹿風塵”,未能應(yīng)召赴隱而“至今猶有遺恨。”
張岱說:“地必古跡,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溪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盡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一亭一榭,一丘一壑,布置命名,既要體現(xiàn)主人的儒雅學問,又要體現(xiàn)他的藝術(shù)個性和意趣情韻。這正是張岱的山水小品所追求的美學品位,也是他品詩論文的標準。所以,人文底蘊深厚的瑪瑙寺,也成了張岱流連之所。
張岱對瑪瑙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詩文描寫,除了看出作者本人的情趣之外,也能窺到舊時瑪瑙寺的影子:“(瑪瑙)寺中有大鐘,侈齊適,舒而遠聞,字字皆聲。吾想法夜聞鐘,起人道念,一至旦晝,無不牿亡。今于平明白晝時聽鐘聲,猛為提醒,大地山河,都為震動,則鏗 一響,是竟《法華》一轉(zhuǎn)、《般若》一轉(zhuǎn)矣。內(nèi)典云:人間鐘鳴未歇際,地獄眾生刑具暫脫此間也。鼎革以后,恐寺僧惰慢,不克如前。”又詩曰:“女媧煉石如煉銅,鑄出梵王千斛鐘。仆夫泉清洗刷早,半是頑銅半瑪瑙。錘金琢玉昆吾刀,盤旋鐘紐走蒲牢……”。
因為蘇軾、因為溫日觀、因為張岱,瑪瑙寺與其他寺廟相比,更多了深厚的詩文書畫氣質(zhì),再加上隔湖相望的西泠印社。拿“腹有詩書氣自華”這句詩來形容瑪瑙寺,一點都不為過。去年,啟功先生的一幅立軸作品“瑪瑙寺前過”在嘉德春拍的展示會上第一次出現(xiàn),大師的墨寶,又為瑪瑙寺的內(nèi)蘊平添了濃重一筆。
從陳蘭卿到乾隆:
那一片久違的家園說到書畫,與瑪瑙寺有著神奇淵源的,還有清朝時的昆明太守陳蘭卿。
這位太守在歷史上留名,不是因為他的政績和功德,而是因為他曾為揚州“老鄉(xiāng)”陳圓圓作下青年、中年、暮年三副畫像,為“恨生不逢時,未能一睹芳顏”的后人留下了這位名妓300余年前的真容。
陳蘭卿和瑪瑙寺的故事緣起于他一次來到杭州游玩。據(jù)說,陳蘭卿一進杭州的城門,就對人說了四個字:“宛如故里。”當天晚上,陳蘭卿夢見自己的前生,是瑪瑙寺里的僧人。醒來后非常驚異,對朋友描繪寺中景況和舊住寮房內(nèi)陳設(shè),乃至庭院中花木等,“歷歷如繪”。又說他妻子的前生是瑪瑙寺旁木魚鋪的“掌柜婦”。曾送給他一件袈裟,所以“致結(jié)今生緣” 。
但大家都不太相信陳蘭卿的話,一起去瑪瑙寺里一看,果然和他描繪的分毫不差。而之前,陳蘭卿和他的妻子、朋友都從沒到過杭州。
之后回到昆明,陳蘭卿和他的妻子就常住在昆明西山福興寺。專心學佛念佛,繪畫技藝也有長足的進步。“工畫蘭草螃蟹,人爭寶之。”據(jù)說,陳蘭卿去世前最掛念的,還是他遠在杭州的精神家園——瑪瑙寺。
一段多么浪漫的來生夫妻故事,如果說前面的故事讓人感覺瑪瑙寺的厚重,那么陳蘭卿的傳奇,則為瑪瑙寺增添了一種生趣和情誼。
也許是因為慕名、也許是因為虔誠,陳蘭卿之后又幾十年,乾隆皇帝也對瑪瑙寺情有獨鐘,據(jù)說,乾隆帝六下江南,三次“臨幸”攬勝。清《南巡盛典》這樣記載:“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高宗南巡,三次游寺,題詩作文,增筑寺宇,題額曰‘香臺普觀’。”
乾隆皇帝南巡杭州游覽時常有品題賦詩而列成杭州二十四景,包括“湖山春社、寶石鳳亭、玉帶晴虹、吳山大觀、梅林歸鶴、湖心平眺、蕉石鳴琴、玉泉魚躍、鳳嶺松濤、天竺香市、韜光觀海、云棲梵徑、西溪探梅、小有天園、漪園湖亭、留余山居、篁嶺卷阿、吟香別業(yè)、瑞石古洞、黃龍積翠、香臺普觀、澄觀臺、六和塔、述古堂。”其中,“香臺普觀”,指的就是乾隆帝鐘情的心靈家園—瑪瑙寺。
清同治年間(1862-1874)和民國十年(1920),瑪瑙寺兩次重建,據(jù)說,民國期間建好的寺院體量非常大,至今在一些西湖老照片上,還可以看到它的“大屋頂”。但1929年,為拓寬北山街,當時政府部門倉促之間毀壞了瑪瑙寺,只留下了大殿。而到了文革期間,就連這大殿也被拆得片瓦無存。
20世紀初,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阮儀三教授率旗下百余弟子到杭州來摸摸“文化底”,選擇的第一站就是位于葛嶺路17號的瑪瑙寺。仍然記得,當時老教授邊走邊研究邊驚嘆的神情:“唷,腳下的這個臺階是明代以前的東西呢,院子里的那塊大石頭看來是宋朝的柱基……”
杭州人猛然驚覺,這小小一寺,積淀著杭州這座古城悠遠的歷史文化,它“纏”著杭州的根系,“繞”著杭州的文脈。瑪瑙寺因此獲得了又一次的新生。2004年在北山街保護整治工程實施過程中,遷出了瑪瑙寺內(nèi)的居民,全面整修了留存的古建筑及庭院,保護歷史遺跡原狀,并參照《清代園林圖錄》瑪瑙寺圖,修復一亭、一閣、廊宇和后山門,保存了古剎庭園和景觀的格局,這座寺廟一千多年積淀下來的書卷氣息和藝文傳統(tǒng)馨香再度煥發(fā)生命。
從連橫到連戰(zhàn):
那一份不斷的親情那么,這座古寺,如今為什么又會變成見證友好往來的臺灣省文化館呢?這與連戰(zhàn)的祖父連橫有著深厚的淵源。
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藏有一本連橫所撰的《大陸詩草》,該書匯集了從1912年至1914年連橫在大陸游歷時所作的百余首詩詞,包括游覽杭州西湖時所作的四首,當時,連橫還特地將其中一首寄給了在臺灣省的妻子沈少云女士,這首詩流露出連橫當年希望安家于西湖的強烈愿望。詩里寫道:“一春舊夢散如煙,三月桃花撲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
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連橫還寫下了“他日將偕隱西湖,悠然物外,共享天機”“西湖山水之勝純出天然,猶美人之不事雕飾了也”等語。但是,當時連橫正在為編纂《臺灣通史》收集歷史資料,青史還沒有寫成,他的安家于西湖青山旁的愿望自然也就無暇去實現(xiàn)。連橫在杭州逗留的時間不長,不久,他北渡黃河去了北京。在京城,他有幸獲得主持清史館工作的趙次珊的邀請,進入館內(nèi)工作,得以遍覽清史館內(nèi)所藏所有關(guān)于臺灣省建省的檔案,從而為編纂《臺灣通史》積累了大量歷史資料。
1914年冬天,連橫返回臺灣省,繼續(xù)埋首撰寫《臺灣通史》。1918年,一部記錄隋朝初年至清朝光緒二十一年將近1300年歷史的《臺灣通史》終于完成。1920年至1921年,《臺灣通史》上冊、中冊、下冊相繼出版發(fā)行。當時,臺灣省已陷于日寇鐵蹄多年,連橫就是希望通過自己所著的《臺灣通史》,提醒臺灣省人民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不要忘記自己的文化。《臺灣通史》問世后,在海峽兩岸產(chǎn)生強烈反響。章太炎先生當時就下了斷言:這部書是“必傳之作”。
完成了“男兒鑄史”的重任后,連橫開始考慮安家西湖的愿望。連戰(zhàn)的表姐林文月在《記外祖父連橫先生》一文中說:“這個愿望在1926年春,由于攜眷旅行杭州,幾乎得以實現(xiàn)。”
那年初春,連橫夫婦來到杭州,安家于葛嶺山腳下的瑪瑙寺內(nèi)。上世紀40年代在浙江擔任民政廳長的阮毅成曾撰文說,當年,連橫率公子連震東在瑪瑙寺住了一段時間。其實,當時連震東(連戰(zhàn)父親)正在日本東京留學,他后來是利用暑期放假來杭州瑪瑙寺與父親連橫、母親沈少云團聚。據(jù)連震東回憶,當時,父母曾帶他游覽于六橋三竺之間,每到一處,連橫總要為連震東講解其中的歷史文化。連橫對杭州的人文古跡相當了解。居住在瑪瑙寺內(nèi),連橫還利用空暇時間編輯完成了他的又一部詩集——《寧南詩草》。
但是,1926年的杭州很不太平。秋天,北伐軍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當時已經(jīng)投靠軍閥孫傳芳的浙江省長夏超,又決定脫離孫傳芳響應(yīng)北伐。消息傳出后,孫傳芳派部將宋梅村殺進杭州城,抓住了夏超,并砍了夏超的頭。年底,北伐軍進駐江西,逼近浙江。眼看杭州將成為兩軍廝殺的戰(zhàn)場,1927年1月,連橫帶著家眷匆匆離開杭州,返回臺灣省。
這時,日本侵略者為了要徹底實行其奴化教育的目的,正在臺灣省嚴禁漢文,并要求臺灣省學生一律使用日語。具有民族氣節(jié)的連橫便在臺北開設(shè)一家雅堂書局(連橫,字雅堂),專賣漢文書籍、中國文具,而不賣日文書籍、日本文具。1929 年,連震東從日本東京慶應(yīng)大學畢業(yè),回到臺灣省。連橫對兒子說,要想使臺灣省從日寇手中解放出來,首先必須使自己的祖國強盛起來。你已經(jīng)畢業(yè),應(yīng)該去祖國大陸效命。于是,連震東告別父母去大陸工作。
1933年,連橫夫婦作出決定—回祖國大陸定居。由于,連橫的大女兒連夏甸已經(jīng)安家于上海,并為連橫添了一個小外孫女,親情的召喚,使連橫夫婦去了上海,而并沒有來杭州。后來,在陜西西安工作的連震東也完成了婚姻大事,于是,在1935年春天,連橫夫婦動身去陜西看望兒子、媳婦,并游覽關(guān)中各地。直到這年夏天,連橫夫婦才從關(guān)中回到上海。1936年春天,連橫患了肝臟病,雖經(jīng)中西醫(yī)治療,但都沒有明顯的療效。這年的6月28日上午,連橫病逝于上海,享年5 9歲。連橫生前雖然明確表達了“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的愿望,但遺憾的是他的這一人生愿望一直沒有得到實現(xiàn)。
歲月如梭,一晃,就是80年。
2006年4月,連戰(zhàn)初訪杭州,在西湖的游船上,在偶然中,隨團采訪的中新社浙江分社記者將其祖父連橫曾寓居杭州瑪瑙寺這段往事告訴連戰(zhàn),連戰(zhàn)馬上為之動容,他說,隱約知道這段往事,但并不知道瑪瑙寺在何處。當連戰(zhàn)得知瑪瑙寺就在其下榻的杭州香格里拉附近,他當即決定改變行程探訪先人故居瑪瑙寺。
連戰(zhàn)攜夫人及女兒、女婿,沿著祖父和父親的足跡,又一次踏進了杭州瑪瑙寺的山門,山門上“瑪瑙寺”的額匾依然是當年舊物,連戰(zhàn)在一棵古樟前停留許久。他們知道,在八十多年前,上兩代先人都曾在這棵參天大樹下乘涼。
連戰(zhàn)說,時隔八十年,他和家人又來到先人故居,“非常非常親切”。
此后連戰(zhàn)多次到訪杭州,每次必訪瑪瑙寺,并提出將瑪瑙寺建成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場所的設(shè)想。
連戰(zhàn)的設(shè)想得到了大陸方面的積極呼應(yīng)。2008年5月,臺灣省財團法人國政基金會與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qū)簽訂杭州瑪瑙寺設(shè)立“連橫紀念館——臺灣文化館”的協(xié)議。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瑪瑙寺的歲月變遷,滲透著無盡的雋永與無盡的悠揚。忽然想起余光中先生散文里的一句話:“前塵隔海,古屋不再,聽聽那冷雨。”前塵隔海,這恐怕是瑪瑙寺歷史的最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