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經過隋代最高統治者提倡，漸漸形成了許多宗派。唐初雖曾排佛，甚至置道教于佛教之先。太宗李世民也不信佛，他曾說過“至于佛法，非意所遵”的話。但是他也曾在貞觀二十二年（648）九月己卯下詔曰：“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宣各度五人。鴻福寺宣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余人。”玄奘是譯經，也曾得到了太宗的大力支持，這不能說不是對佛教的開放。

　　武周時的佛教更為盛行，傳教的佛教徒，偽選經文，為武則天做皇帝找根據。菩提滋志譯《佛說寶雨經》中有佛授日光天子長壽天女記，當于支那國做主事。載初元年（689）七月，有沙門十人偽撰《大云經》，盛言神皇授命之事，也就是薛懷義等所捏造的“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閹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的符譏。武則天有了這樣的經典根據，因而自稱為“越古金輪圣神皇帝”大肆提倡佛教，支持實叉難陀、義凈、菩提流志等的譯經事業，請法藏在宮中講授新《華嚴經》，從而使佛教的各宗派都蓬勃地發展起來。

　　初唐以來的天臺宗與凈土教是十分發達的，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又成立了法相宗、天臺宗、華嚴宗、禪宗。

　　（1）法相宗

　　玄奘在印度留學時，印度已進人封建社會，為封建王室貴族服務的經院派的繁瑣哲學，由無著、世親等所建立的法相學正在流行著。玄奘學到了法相學，歸國后，他全盤否定物質世界，把一切現象歸結為“識”的作用，除以《成惟識論》、《瑜伽師地論》為主外，也重視《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尤其重視《觀彌勒上生經》等，并由此而成立了法相宗。

　　（2）天臺宗

　　該宗派從開始就重視定慧雙修慧思的禪，認為：“身如云影，相有體空。”否認客觀世界的存在。認為個人存在是虛幻不實的假想。湛然的“無情有性”說，是進一步解釋無生命的東西，認為草木磚石等都有佛性。草木如此，那么人若安于苦難，當然更可以進人天國了。因此有助于維護社會安定，于是得到該證者的保護和支持。

　　（3）華嚴宗

　　自杜順和尚傳華嚴法界觀，又經智嚴的宣揚，華嚴宗得以創立。武周時智儼弟子法藏，參與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并在宮內為武則天講新譯《華嚴經》，撰《金獅子章》，曾得到武后的支持，由此而確定其宗派名稱為“華嚴宗”。

　　華嚴宗的教理認為：多少、大小、時間、本質與現象，都沒有什么不同，實則是反對客觀物質世界的真實性，從而否定現實世界的差別，如社會地位的高低、階級的壓迫等，在他們看來都沒有什么不同或差別。他們宣揚世界都是假的，只有佛國才是真的，所以宗密《原人論》解釋破除心（主觀世界）、境（客觀世界）的“大乘破相教”后，才能達到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成佛的境界。

　　（4）禪宗

　　宣揚只有把佛性從彼岸拉回到每個人的內心中，方是解脫苦難之妙道。禪宗說“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教人由依靠佛經轉向“頓悟成佛”。不空譯《金剛頂瑜伽金剛薩捶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中說：

　　于顯教修行者，久久經三大無數劫，然后證成天上菩提，于其中間十進九退，或至七地以所集福德智慧，回向聲聞緣覺道果，仍不能證無上菩提。

　　《金剛頂瑜伽金剛薩捶五秘密修行念誦儀軌》云：

　　若依毗盧遮那佛自受四身所說，內證自覺智法，及大普賢金剛薩捶他受用身，智則于現生迂逢曼荼羅⑤。阿阇梨③得入曼荼羅，為具足羯摩，以普賢三摩地，引入金剛菩薩入其身中，由加持威神力故，于須臾頃，當證無量三昧耶，無量陀羅尼門，以不思議法……應時集得身中一大阿僧褆劫所集福德智慧……

　　不空上代宗李豫書中說：

　　金剛頂瑜伽法門，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頓超凡境， 達于彼岸……所譯諸大乘經典，皆是上資邦國，息滅災危，星辰不想，風雨順敘，仰持佛力，輔成國家。（《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六）

　　有了這樣成佛速疾之路，密宗自然會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因而密宗到處建曼拿羅灌頂道場，用五部尊法，四種陀羅尼法，解決人世上的各種苦難，把“天國在現世上建立起來”。

　　隋唐以來的佛教各宗派，所提出的學說與以前不同。本來進入天國（涅槃世界、彌勒、阿彌陀凈土）原是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而隋唐時代的這些宗派，都力圖把這張支票開得人人可以得到，這對爭取群眾是十分有利的。這樣，統治者為了鞏固加強統治，就不能不支持與提倡佛教了。

　　盛唐時代，這些佛教宗派的學說是為了解決以前所不能解決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謂涅槃世界與凈土境界，而拉近了人與天國的距離，將它簡化了成佛的過程。這當然是人民所希望的，但事實上佛性越為具體，就越不能掏空物質世界的物質性，人民倒是會利用這接近天國的學說，創作出彌勒下生成佛，真正為人民解除一切苦惱，并對統治者進行反抗。

　　主客觀世界破得越徹底，“真如”的世界就越發不能得到。那么，就不能不引起人們反過來要究查物質世界的物質性。宋代的張載、王安石就利用禪宗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義哲學體系，于是佛教也因之不像以前那樣興盛了。

　　由于佛教各宗派都想運用他們自己創出的學說，向各階層人物進行宣傳，于是就不得不想出更能吸引人的辦法。因而石窟藝術，就比過去要復雜得多了，即使是同一題材的經變畫，如莫高窟的法華經變、維摩詰經變、彌勒變等壁畫，就是具體的實例。

　　盛唐的佛教，無論哪一宗派，總的趨勢是大力宣傳要想進人佛國，不必等到遙遠的將來，也不必到另外的世界去找，它就在當前的世界上，你只要改一下觀點，就能進人佛國樂土。一切有情（人為的）、無情（自然人）的災難，只要崇信佛教，就可以得到解脫。《觀世音經》所記觀世音菩薩，是可以解脫人們各種災難的，所以石窟藝術中就大量地造出了觀世音菩薩像。東都附近的龍門石窟，甘肅河西的莫高窟、永靖的炳靈寺，四川廣元千佛崖等石窟，都有很多盛唐時開鑿的石窟和造像。

　　在門閥士族衰落的形勢下，地主階級不再擁有各種部曲，有些手工業逐漸獨立起來，有了自己“行”的組織，手工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開鑿石窟的藝術家，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雕塑、繪畫藝術，也隨之有了提高。從這期的壁畫中，可以看到許多新的題材和高度的藝術技巧。造像藝術雖然還趕不上文獻所記大雕塑家楊惠之那樣的成就，但可以證明，確實是超過了以前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