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到了隋唐，以其嶄新的風貌繁榮昌盛起來，形成了天臺、華嚴、禪、凈、密、律等中國式的佛教宗派。這些宗派大多在福建流行過，唐道宣律師所創的南山律宗就是其中之一。現將律宗在福建的弘揚，分三個時期略作介紹。

　　一、興盛時期

　　律宗從中原向南傳播而進入福建后，在沿海一帶得到迅速流行和發展，并逐步向閩北、閩西內地滲透，一直延續至宋，尤以唐代最為鼎盛。

　　弘律名僧輩出是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在唐代，象宣一、志彥、弘則等律師就赫赫有名。據志書載，宣一律師不但精通《四分律》，而且躬履力行。廣明年間，王審知在福唐(今福清市)設壇，延請律師臨壇傳戒，得戒者就有3000人之多[1]；又有莆田靈巖寺(今莆田廣化寺)的志彥，于景云二年(711)，奉召進宮講解《四分律》，睿宗對他大加稱贊，并賜法號“聰明”[2]；天祐二年(905)，泉州刺史王延彬給弘則律師營造“建法院”，請他講授律學[3]，隨他學律的人，盡得其旨[4]。他們深厚的律學功底從中可略見一斑。

　　到了五代，福建先后由閩國、吳越和南唐統治，社會相對安定，佛教因地方統治者的保護和支持而未受嚴重破壞。這時的律宗，雖不及唐代興盛，但不乏敷揚宗義之師。如弘則的弟子良苑，也以律學教授門人，再傳弟子洛彥、本敷，在律學研究上很有成就，聲望極高[5]；泉州東律袒膊院的袒膊和尚，畢生弘律[6]；報劬戒律院的棲岑窮研毗尼、俱舍，梁貞明中開講，聽者如雨，被尊為“闡教大師”[7]，都表明了五代的福建，律宗依然人才濟濟。

　　到了宋代，律宗人材仍有秀出。泉州觀主院的敦炤律師，就是弘律僧中的佼佼者，只是和五代相比，弘律名僧稍減罷了。

　　總之，福建的律宗在唐五代以及兩宋，基本上處于順境，十分興盛。

　　二、衰微時期

　　律宗至元代衰微。福建弘律僧人中，只有明代的樵云和明末清初的元賢名重一時。史志上有關他們的弘律情況是這樣記載的：樵云律師，持律嚴謹，治律窮究，故僧眾爭相依止。律師還廣為四眾傳授戒律，支提山遠門禪師曾受戒于樵云，并從他學習、鉆研律藏。憨山、元賢二大師“咸重師戒”[8]。值得一提的是，曹洞宗中興宗匠元賢，亦致志于律學的復興。崇禎七年(1634)，他應林之蕃等人及諸善信之請，在福州鼓山為四眾說戒。清順治三年(1646)，住建州(今閩北一帶)寶善寺，除說戒外，還著有《四分戒本約議》和《律學發軔》。善巧說法的他，凡有開講，“座下每多英衲”[9]。

　　這一時期的福建律宗，由于律學撰述散佚殆盡，雖有明末元賢等人致力于律學的弘揚，但仍是無法續接古德氣運，更談不上媲美于唐宋的成就。

　　三、力謀振興時期

　　中國佛教邁入近代之初，由于洋教的沖擊，更是雪上加霜，危如壘卵。于是，革新佛教、復興佛學運動蓬勃展開，大批愛國愛教僧俗試圖通過各種途徑改變佛教不振的局面，福建也不例外。在近代的福建，因興辦僧伽教育成績卓著及大弘經論而名留史冊的僧人不少，但以弘揚南山律著稱、戒行精嚴者并不多，其中惟弘一律師影響最大，深得緇素敬仰，故有必要詳為介紹。

　　弘一大師認為，佛法興衰，系于毗尼。因此，他遍研義凈所譯的有部律藏，以及從日本請回的南山三大部，深感南山一派，契合我國機宜，遂在佛前發專學南山律和弘律誓愿。從1932年至其圓寂，除一度應邀到青島湛山寺講律小住數月外，整整十年駐錫于閩南，以“不欲聚集多眾”的獨特講律形式，進行弘律活動及著述。

　　1932年11月，大師在廈門講《含注戒本》于妙釋寺，講《隨機羯磨》于萬壽巖[10]，邁出了他弘律的第一步。1933年，除率十余學僧于泉州開元寺尊勝院開辦“南山律苑”，研習南山律學外，又在晉江草庵開講《梵網戒本》[11]。翌年，在廈門南普陀寺倡辦佛教“養正院”，并宣講《行事鈔大盜戒》[12]。1935年，講《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于惠安凈峰寺[13]，授《律學要略》于泉州承天寺戒壇[14]。1939年，自泉州入永春，在普濟寺著《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等書[15]。次年夏天，在晉江福林寺結夏安居，為學者講《律鈔宗要》[16]。1942年，在其圓寂前數小時，說《十誦戒文》[17]。

　　縱觀大師晚年的弘律，可謂鞠躬盡瘁，往生而后已。在閩南，他的足跡踏遍廈門、泉州、漳州、晉江、南安、惠安、永春等地。前后親近他學律的有性常、瑞今、廣洽、曇昕、傳貫、圓拙、仁開、妙蓮等十余位法師，他們志愿堅固，而且大多成了近現代海內外佛教界的中堅人物。大師著述等身，象《隨機羯磨講義》、《律學要略》、《盜戒釋相概略問答》、《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等，皆為其晚年在閩南所作。尤其是《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與他早期在浙江所撰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是他精心撰述的兩大律學名著，是從事律學研究的人不可不讀的要典。

　　由于弘一大師對南山律的竭力弘揚，使沉寂了數百年的南山律學得以重興，后世推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解放后，那些當年常隨弘一大師學律的法師，有的已移錫南洋，有的已離開福建。至“文革”前，仍在福建的法師，雖對南山律依然苦學潛修，但因種種原因而無人弘講；“文革”中，福建佛教也免不了厄運，宗教活動一時頓廢。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宗教政策得到落實，福建佛教才得以恢復。就律宗而言，弘一大師的高足圓拙老法師不僅以堅持梵行而深得四眾弟子的敬仰，還積極培養人才、流通佛書。為光大南山律學，他于1980年代初在莆田廣化寺，對發心研習南山三大部的界詮、濟群、演蓮等數位比丘進行指導，并為他們創造種種優越的學習條件。經過多年辛勤付出，終于造就出一批善于講寫、勤于修持的新一代弘律僧才，其中界詮和濟群法師影響最大。濟群法師熱心于戒律的研究與弘揚，先后發表了《戒律的現代意義》、《弘一大師對律學的貢獻》、《僧尼日常行事漫談》、《佛教的師資問題》等近十篇有關戒律方面的文章，內容新穎，見解獨到，頗受教內人士稱贊；界詮法師側重于言傳，近年在福鼎太姥山平興寺宣講南山律，并以學行并重教導學僧，以依律共住管理寺院，十方佛子慕名紛至沓來。

　　由于弘一大師和圓拙法師等的影響，在福建許多叢林形成了重視受戒、學戒和持戒的風氣。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福建佛教界多次舉辦傳戒法會。尤其是1996年，中國佛教協會在莆田廣化寺還舉行了一次為期108天的規范傳戒，在全國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除福鼎太姥山平興寺外，福州的崇福寺以及仙游縣菩提學苑也都設有規模較大、意在培養弘律人才的律學班。可見福建律宗在近現代進入一個振興時期，并在全國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參考書目：

　　[1]清·元賢：《泉州開元寺志》、《開士志·釋宣一》。

　　[2]王榮國：《福建佛教史》第71頁。

　　[3][5][6]清·元賢：《泉州開元寺志》、《建置志》。

　　[4]清·元賢：《泉州開元寺志》、《開士志·釋弘則》。

　　[7]清·元賢：《泉州開元寺志》、《開士志·釋棲岑》。

　　[8]王榮國：《福建佛教史》第314頁。

　　[9]清·林之蕃：《福州鼓山白云峰涌泉禪寺永覺元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見《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30。《續藏經》第1輯，第2編，第30套。

　　[10]弘一：《圈點行事鈔記跋》，見《弘一大師全集》第7冊，第419頁。

　　[11][12][14]弘一：《壬丙南閩弘法略志》，見《弘一大師全集》第8冊，第22頁。

　　[13]弘一：《惠安弘法日記》，見《弘一大師全集》第8冊，第23至24頁。

　　[15][16]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表》，見《弘一大師全集》第10冊，第8至14頁。

　　[17]葉青眼：《千江印月集》，見《弘一大師全集》第10冊，第86至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