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人間佛教”理論的有印順等人，印順主張用“人間佛教”代替“人生佛教”，使佛教徹底回歸到現實的人間社會。他說：“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為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在太虛大師反對重‘鬼’重‘死’的佛教，提倡重‘人’、重‘生’的佛教的基礎上，印順進一步反對重‘天’、重‘神’的佛教，提倡重現實人間的佛教，從而大大淡化了佛教的宗教色彩，這是其對“人生佛教”的發展之處。印順的“人間佛教”在臺灣地區得到了成功的推廣，將臺灣地區的佛教由傳統形態推進到了現代新形態。

　　新中國成立后，趙樸初作為我國佛教界領袖，在祖國大陸同樣開始了建立“人間佛教”的偉大實踐。1983年12月，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趙樸初明確提出了建立“人間佛教”的主張，并強調“人間佛教”建設是當代佛教的發展方向，當代佛教的一切活動都應在這一理論指導下進行。從中國佛教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趙樸初的“人間佛教”與太虛的“人生佛教”既一脈相承，又有重大突破；同印順的“人間佛教”相比，形式相同，內容簇新，它蘊涵了太虛“人生佛教”和印順“人間佛教”所沒有的精神。它的建立及其對中國佛教現代發展之實際影響的發揮標志著中國佛教現代化歷程的開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弘揚了去惡行善、平等慈悲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種關心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是一種關注人的生存與發展、強調人的價值與需要、關愛個體生命和人類命運的精神，是求善、求美、求自由、求和平、求平等的精神。趙樸初“人間佛教”的人文精神首先體現為：它繼承了傳統佛教“去惡行善”之基本教義，致力于改良社會、凈化人心的道德教化工作。趙樸初說，佛法的總綱是戒、定、慧三學，“三學”中的“戒學”是有關倫理道德的規范，“定學”是有關調劑身心關系、促進身心健康與凈化的方法，“慧學”是能夠正確地區別善惡、明辨是非的思維能力和判斷能力。這種去惡行善的道德追求正是人文精神在道德層面的體現。其次，趙樸初“人間佛教”的人文精神還表現在，它繼承了傳統佛教“平等慈悲”之基本教義，在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表現出一種超越個體小我的博大之愛。趙樸初指出，佛教的核心思想是緣起論。如果用佛教的緣起觀點來理解我們人類的現實生活，就不難看出，我們人類原來是一個因果相續、自他相依的整體。正因為如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都應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共處，共同致力于全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這種人文精神正是現代社會所缺少的、所急需弘揚的精神，彰顯人文精神正是中國現代佛教所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

　　第二，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強調了普渡眾生、利樂有情的利他精神。佛教有所謂五乘教法，即修持五戒的人乘、奉行十善的天乘、言教聞法的聲聞乘、獨自覺悟的緣覺乘和普度眾生的菩薩乘。五乘教法中，前四乘均屬于注重個人解脫的小乘佛教，只有菩薩乘將自覺與覺他、自利與利他高度統一起來，體現了慈悲濟世的大乘佛教基本精神。趙樸初在建立“人間佛教”思想體系時，明確選擇菩薩乘作為佛教徒的修行法門。他的“人間佛教”與太虛的“人生佛教”雖然都體現了自利與利他相統一的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但兩者的著眼點是不同的。太虛認為學佛要從做人開始，人成即佛成，故提出“止仰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強調的重點在于個人的人格完善，而非普渡眾生。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則不同，它將自我解脫寓于普渡眾生的利他實踐中，強調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只有度人方可度己。因此，同太虛“人生佛教”相比，趙樸初的“人間佛教”更加突出了“普渡眾生”、“利樂有情”的利他精神。

　　第三，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凸顯了莊嚴國土、凈化人間的實踐精神。趙樸初“人間佛教”同太虛的“人生佛教”一樣，將西方凈土拉回到現實人間，將對彼岸世界的向往轉化為對此岸世界的改造，將佛教的理想主義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之上，表現出了強烈的現實品格。但兩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太虛用以實現人間凈土的手段是一方面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的口號輸入到佛教教義之中，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論灌輸到社會之中，以人生佛教的理論追求人間凈土的理想。這實際上只是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實現了佛教的人世轉向，卻并未將這種人世的思想和理論轉化為實踐活動。而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則不同，它不僅提出了“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人世口號，而且將建立人間凈土的理想推進到了實行階段，推向了當代的社會實踐，落實于扶貧濟弱、賑災救苦的慈善活動和社會福利事業之中，落實于推進對外友好交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祖國統一的具體行動之中，落實于佛教徒禪農并重、亦禪亦農、在參禪悟道的同時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活動之中，落實于佛教界弘揚佛教道德、凈化社會風氣、開展學術研究、舉辦僧伽教育、加強自身建設等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實踐之中。因此，與太虛“人生佛教”相比，趙樸初的“人間佛教”不僅具有更加濃厚的現實關懷，而且具有更加強烈的實踐精神。

　　第四，趙樸初的“人間佛教”高揚了“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愛國精神。作為杰出的愛國宗教領袖，趙樸初在建立“人間佛教”的過程中，將愛國與愛教高度統一起來，反復向佛教徒宣傳愛國主義思想，告誡佛教徒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用弘法利生、愛國愛教的實際行動報國家恩、報眾生恩，積極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做貢獻；要將佛教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以普渡眾生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去熱愛人民；要注重開展國際交往，以民間外交的形式推動國際和平交往。不僅如此，趙樸初還注意闡發佛教教義中所包含的愛國內容，使之為維護社會穩定、祖國統一和世界和平服務。他認為佛教提倡道德、發揚智慧的積極精神，對于制止戰爭、維護和平，無疑是有所裨益的；佛教的“四諦”教義實施于社會的原則是以慈悲、平等、智慧為主的利他精神，如果用慈悲為懷的同情心、眾生一體的平等觀、明辨善惡的如實觀對于改善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和睦共處是有所裨益的。

　　第五，趙樸初的“人間佛教”體現了與時俱進、順應潮流的時代精神。趙樸初的“人間佛教”與太虛的“人生佛教”都強調了佛教與時代相適應的思想，但由于兩者所處的具體時代不同，因而他們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也就不同。太虛所處的是舊民主主義時代，因而他強調“人生佛教”要與三民主義相適應，明確提出要“依三民主義文化，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趙樸初則不同，他所強調的佛教與時代相適應指的是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從意識形態上說，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與社會主義分屬于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前者以唯心論為基礎，宣揚有神論；后者以唯物論為基礎，宣揚無神論。這兩種尖銳對立的思想體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能否協調在一起，可以說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和杰出的愛國宗教領袖趙樸初，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索，以大無畏的膽識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提出了這樣一個重大而嚴肅的時代課題。他首先強調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適應的客觀必要性和極端重要性，指出由于我國社會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宗教存在的主客觀基礎也將長期存在，因而兩者并存于整個社會主義乃至更長時期便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就有一個處理好兩者關系、使其相互協調的問題。佛教只有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社會主義社會只有接納佛教，保護佛教徒信仰佛教的權利，才能得到廣大佛教徒的擁護和支持。接著，趙樸初以其深厚的佛學功底和卓越的思想見識論證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可能性。第一，他認為佛教教義中某些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內容與社會主義之間具有相通性，如佛教的利生思想、資生事業和禪農并重制度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是相通的；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等基本教義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是相通的。第二，他認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具有堅實的法律基礎，黨和國家不僅從政策上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而且把這一政策寫進了憲法，從而為佛教與社會主義的協調與適應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他指出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在我國已成基本事實，表現為佛教與政權相分離，不干預國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進行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佛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佛教徒愛國守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充分論證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礎上，趙樸初闡述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具體內容，這就是他的“三圓融”、“四適應”的思想。所謂“三圓融”，就是主張將佛教教義圓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之中，圓融于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之中。所謂“四適應”，就是要求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要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要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相適應，要與廣大人民群眾相適應。這樣，趙樸初便很好地解決了佛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這一重大的時代課題，這是其“人間佛教”最根本、最鮮明的時代特色。

　　最后，趙樸初的“人間佛教”完成了統一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歷史使命。眾所周知，佛教傳人我國之后，形成了許多宗派。漢語系佛教于南北朝時形成了三論學、地論學、攝論學、涅架學等眾多學派，于隋唐時形成了天臺宗、法相宗、華嚴宗、凈土宗、禪宗、律宗、密宗等各大宗派；藏語系佛教分裂為寧瑪派、格魯派、薩舉派等不同教派；傣族馬利語系佛教也分為，多利派、擺莊派等不同派系。如此眾多的派系對佛教的基本教義都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形成了一源多流的發展態勢，長期以來無法統一發展方向。趙樸初成為新中國佛教界的領袖以后，不僅提出了建立“人間佛教”的理念，而且把這一理念提升為中國佛教協會的指導方針，確定為我國佛教工作的指導思想，并得到了佛教各宗各派的廣泛贊同和廣大佛教徒的；熱烈擁護，從而統一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這是此前任何一種佛教理論都無法做到的。趙樸初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除了他主觀上深厚的佛學素養和客觀上有利的政治地位以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倡導的“人間佛教”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開辟了現代佛教應有的發展方向。

　　總之，趙樸初的“人間佛教”與太虛的“人生佛教”雖僅一字之差，卻有本質的不同：它強調了太虛“人生佛教”所不曾強調的利他精神，凸顯了太虛“人生佛教”所未曾凸顯的實踐精神，弘揚了太虛“人生佛教”所未及弘揚的愛國精神，體現了與太虛“人生佛教”內涵不同的時代精神，完成了前人無法企及的統一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神圣使命。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佛教之所以能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我國佛教事業之所以能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相協調，我國佛教界各宗派，各團體之間之所以能和睦相處，我國佛教徒之所以能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是與趙樸初提出“人間佛教”的理念并將其作為中國佛教事業的基本指導思想分不開的。這一切均表明，趙樸初的“人間佛教”開啟了中國佛教現代化的新形態，趙樸初無愧為中國佛教現代化歷程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