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的譯經特色，在于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凈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于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于最高峰。
義凈乃繼法顯、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學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漢，先后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余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卷，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于巔峰。此后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并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圣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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