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迭的戰亂后，由于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復蘇之跡，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凈、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一代（九六○至一一二六）佛教的復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一一二七至一五六六），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后，即廢止后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制、詔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敕令張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后來又陸續完成《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后世刊刻藏經甚鉅。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并設立組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復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助益匪淺。

　　北宋佛教的復興，唯臺、賢、凈、律四宗，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戰亂，而法綱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勢，因之祖師“燈史”著作特別豐碩，禪宗的盛行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學發達，其思想受禪宗影響甚鉅，其間或有排佛之論，然禪學開展理學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眾，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狀況。

　　天臺宗得高麗傳回典籍而弘揚一時，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義，各傳其學；天臺教義雖博洽深玄，然因輔以律行、禮懺、念佛，故能廣流普及。在華嚴宗方面，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于禪宗而得復興，呈現“教禪一致”之風，以子璿、凈源二位大師的弘揚最力，后者有“賢首中興”之譽。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學撰著，又因天臺宗師多兼弘戒法，律學乃應運中興。凈土宗則于宋朝三百年間持續興盛，念佛結社之風深入廣被，不讓禪宗。臺、賢、禪、律諸宗祖師亦多秉其教學，嚴以律行，而趣凈土，因此臺凈融和、禪凈雙修的思潮風行，凈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間。直至宋徽宗時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壞佛教，如燒毀經像，詔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將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嚴重受挫，除禪、凈二宗猶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漸沒。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與朝廷的關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統治華夏一百多年，可說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國之初，重用禪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訂典章，令慓悍好戰的蒙古百姓攝化于佛教。其后諸帝承襲此風，皆倚重僧信以協助國政。至元世祖迎請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請制蒙古文，譯述藏經，對蒙古文化貢獻巨大，賜號“大寶法王”，世祖封賞全藏為俸爵，地位職權之高僅次于皇帝。此后薩迦派僧侶世代為國師，遂使西藏佛教（喇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

　　藏教雖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終究不合民情，故僅能在宮廷中流行。民間則以禪、凈二宗最為盛行，禪宗有曹洞宗的萬松行秀著作《從容錄》發揮曹洞家風；臨濟宗則以雪巖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為代表。此期禪僧多兼修凈土，仍延續宋代禪凈雙修的風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為皇覺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對佛教特別崇敬，也力圖整頓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頒布了一連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試、制度牒、刻藏經（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為禪、講、教三類；成祖永樂帝以臨濟僧道衍為宰相，刻北藏，并作（贊佛偈）、《金剛經解》，力護佛教。此后，諸帝王無不奉佛，禪、凈二宗與喇嘛教并行。

　　明中葉后，朝廷為救饑荒而有賣牒之舉，僧團迅速膨脹，因而弊端叢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導致再一次的毀佛事件。然而沒落的佛教卻因之覺醒，而力圖復興。迄明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師輩出，不僅于禪教諸宗大為弘揚，更力倡禪、凈、教、戒為一體，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為一宗，于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趨流行，成為日后三百年佛教發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長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樣，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說是以佛化政策統治了蒙、藏、漢三個不同的民族。朝廷不僅在西藏以達賴治前藏，以班禪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賜封喇嘛“呼圖克圖”的尊號，更將皇宮中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寺。對于顯教雖崇信誠篤，但在施政上則以儒家為主。

　　清初諸位帝王與佛教的關系頗深，順治皇帝曾作（贊僧詩）“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來表明愿為僧侶的心跡；康熙帝則迎請明末以來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進佛教的復興；雍正帝則親事章嘉活佛，參禮迦陵性音禪師，自號圓明居士，主張禪、教、凈調和之論，尤其熱心凈土法門，對近世以念佛為主的禪凈共修，影響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計有華嚴宗的柏亭續法，禪宗的天童道忞、玉林通琇、憨璞性聰，凈土宗的省庵實賢、徹悟際醒。杰出的居士也很多，其中如皈依禪宗的宋世隆、畢紫嵐；皈依凈土的周安士（夢顏）、彭際清；以及鄭學川、龔自珍、魏源、譚嗣同、楊文會及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蔣維喬等佛教學者，都對當時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清末印經事業發達，屬于官方開雕的有《龍藏》，以及漢、滿、蒙、藏、梵五譯本對照的佛典出版。民間則有《百衲藏》、《頻伽藏》，可見清代對佛教文獻整理的重視。清末，由于洪、楊等人作亂，以信仰上帝教為號召，十余年間，東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國的統治之中，軍行所至，佛寺、經像焚毀殆盡。太平天國的排佛禍患非但不亞于三武一宗的法難，而國運不斷的遽變，也使得佛教的發展一再受阻。

　　［注釋］

　　宋朝規定欲入佛門出家者，必先在寺中從事寺院雜役，并學習佛事法會，在此期間，即稱“童行”。童行在經過國家考試經業（考試科目為讀經）合格，并由朝廷發給度牒，方可剃度為僧。

　　《開寶藏》，又稱北宋敕版大藏經、蜀版，共十三萬版，以《開元錄》為底本，歷十二年完成，在太平興國寺譯經院之西所設立的印經院印制。此敕版大藏經，是宋朝王室的功德偉業，所以國內官立大寺及名山古剎，乃至日本、高麗、女真、西夏、交趾（今越南北部）等國，皆獲頒贈此藏。高麗成宗至顯宗（九九一至一○一一）所開雕的高麗版大藏經，即依此《開寶藏》所刻印。

　　在宋朝所開雕的藏經尚有：福州版的《萬壽藏》、《磧砂藏》、遼版的《契丹藏》、金版的《金藏》等。元代根據宋本所印行的藏經有《普寧藏》與《弘法藏》兩種，然元末天下大亂，藏經燒毀殆盡。及至明朝，又刊刻《南藏》、《北藏》、楞嚴寺版、報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一七三五至一七三），以《北藏》為底本，復加新籍，刊刻《龍藏》，此外尚有《頻伽藏》、《百衲藏》等。

　　如道原的《景德傳燈錄》，契嵩的《傳法正宗記》、《定祖圖》、《傳法正宗論》、《輔教篇》，李遵勗的《天圣廣燈錄》，悟明的《聯燈會要》，普濟的《五燈會元》等。

　　例如：歐陽修曾著《本論》三篇攻擊佛教，尊崇儒學，后因讀明教大師契嵩的（原教）、（孝論）、（輔教篇）等十余篇明儒釋一貫的大作，乃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號六一居士。另周濂溪與佛印、常聰法師，張載與常聰法師，程明道、程伊川、朱熹與大慧宗杲，往來問道，都是于排佛后又皈佛的明顯事例。此后儒、釋一致，甚至儒、釋、道三教融和之說，繼隋唐后，更為盛行，此風也助長了居士佛教的興起。

　　五代十國時期，戰亂頻仍，佛經焚毀殆盡，螺溪義寂乃勸請吳越第七世忠懿王錢俶（錢氏據有兩浙地方，歷代崇信佛法）遣使致書高麗求取天臺諸章疏，于是高麗僧諦觀攜大批天臺典籍來華，義寂得而研習之，天臺宗乃得弘揚，義寂遂被尊為天臺宗十二祖。

　　義寂之后，傳高麗僧義通，是為十三祖。其門下有四明知禮（九六○至一○二八）及慈云遵式等諸哲。知禮作《指要鈔》、《妙宗鈔》等，與遵式同為天臺山家派。義寂的另一弟子慈光志因，下傳孤山智圓、梵天慶昭等，稱為山外派。兩派的爭端，起于對智顗大師《金光明玄義》廣本的真偽問題，由之逐漸演成唯心論與實相論的對立論爭。山外派之學說因被斥為非正統，不久衰微，山家派之法系則頗為興隆。

　　子璿（九六五至一○三八），又稱長水大師。從學徒眾一千，宋朝一代，華嚴宗的再振，師居功甚偉，翰林學士錢公易曾奏賜紫衣。凈源（一○一一至一○八八），為子璿的弟子，神宗時，于錢塘慧因寺盛弘華嚴宗。時高麗的僧統義天渡海來華執弟子禮，華嚴宗疏鈔久已散佚，因義天傳回，遂得復興于我國。元佑三年（一○八八），依詔敕改慧因禪院為永傳華嚴的道場。著有《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華嚴原人論發微錄》等，大振華嚴宗風，時稱中興教主。

　　允堪（？至一○六一），從仁和擇悟習南山律，先后于杭州大昭慶寺、蘇州開元寺、秀州精嚴寺等名剎建立戒壇，宣揚南山律宗。曾注釋并發揮南山律師道宣的戒律學十書，成《會正記》、《發揮記》、《正源記》等十二部，世稱“十本記主”。元照（一○四八至一一一六）嗣法允堪的南山宗，主持昭慶寺，弘律傳戒。然師以天臺宗旨注釋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撰成《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該書異于允堪注釋的《會正記》，故世稱其法系為資持派，允堪為會正宗。

　　號湛然居士，遼東契丹王突欲的后裔。初為官于金，久之厭棄，依止于燕京報恩寺從容庵，師事萬松行秀，而獲傳衣缽。元太祖聘為軍師，時時以止殺勸諫。太宗時拜為中書令，軍國大計，悉從取決。

　　西藏薩迦派第五代祖師。十五歲即為元世祖忽必烈授戒，任職宗教顧問。十九歲時以佛教觀點批判《老子化胡經》，論破道士。其后入蒙，忽必烈崇為國師，統領總制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及藏族地區事務，賜號“大寶法王”。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返藏，自任薩迦寺第一代法王，積極促進內地與西藏的文化交流。自此元朝與薩迦派有密切往來。門下的膽巴（波）亦曾于忽必烈與元成宗統治下任官。

　　曹洞宗僧。曾歷住凈土寺、燕京報恩寺等名剎。后應耶律楚材之請，以宏智正覺所評唱的頌古百則為底本，著《從容錄》六卷，傳曹洞宗禪風，另著有《請益錄》、《祖燈錄》、《釋氏新聞》、《鳴道集》、《四會語錄》等。

　　雪巖祖欽（？至一二八七），屬臨濟宗楊岐派分支破菴派。歷住潭州龍興寺、湘西道林寺、浙江南明佛日禪寺、仙居護圣禪寺、光孝禪寺、江西仰山禪寺等六大寺。帝賜紫衣，名震一時。遺著有《雪巖和尚語錄》四卷。高峰原妙（一二三八至一二九五），初習天臺，轉而參禪，禮雪巖祖欽，得其心法。后入杭州天目山西峰，開創獅子、大覺二剎，弟子數百，受戒者達數萬。有語錄二卷行世。中峰明本（一二六三至一三二三），從高峰出家，并嗣其法。后居所無定，或泊船中，或止菴室，自稱幻住道人，僧俗瞻禮之，世人譽為江南古佛，元英宗皈依之。遺有《廣錄》三十卷及《三時系念儀范》，乃禪凈雙修的高僧。

　　明朝官版雖有南藏、北藏之分，但除編集組織差異外，內容少有出入。

　　《周知板冊》即為整理僧籍所造，記載全國僧侶的年齡、名號及度牒的號碼而付于板，并頒布全國寺院以取締偽僧。

　　所謂“禪者”，是以見性為宗，指禪宗的僧侶；“講者”，是謂闡明諸經旨義，是指華嚴宗、天臺宗的僧侶；“教者”，是開演佛教利濟之法的僧侶。

　　俗姓姚，名廣孝。初習天臺，后從徑山智及參禪得旨。曾著《道余錄》、《佛法不可滅論》，系針對宋朝儒家攻擊佛教的謬誤而作。另著有《凈土簡要錄》等凈土論書多種。

　　明末四大師：蓮池袾宏（一五三五至一六一五），亦稱云棲大師。他的中心思想，在禪凈融和及儒釋合一，而以念佛為專宗，為蓮宗八祖。士大夫如宋應昌、陸光祖、馮夢禎等，皆為所化。師之著作豐富，后世弟子輯為《云棲法匯》三十四卷。紫柏真可（一五四三至一六○三），精研華嚴，提倡念佛。萬歷三十一年（一六○三），受誣被逮，圓寂獄中。著有《阿彌陀佛贊》、《無量壽佛贊》、《紫柏老人集》等。憨山德清（一五四六至一六二三），生平聽講法華、華嚴，倡導念佛與看話頭雙修， 故融和儒、釋，禪、凈、華嚴的著述宏富，弟子福善等匯編其遺文，題為《憨山老人夢游集》五十五卷。蕅益智旭（一五九九至一六五五），學說思想承紫柏真可、云棲袾宏、憨山德清等性相融會、禪凈一致之說，主張三學一源，即禪、教（包括天臺、華嚴等各家）、律應相互為用，并以念佛三昧論完成其三學一源的思想體系。晚年選輯凈土論著，定名為凈土十要》，提倡念佛往生。此外，著有解說大藏經的《閱藏知津》、調和禪與念佛的《彌陀經要解》等，門人成時別編其遺文為《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十卷。

　　滿清王朝以剛柔并濟的政策統治漢民族，其中儒家重視封建秩序的忠孝理論正好有利于統御反滿思想。然儒家向來與佛教有所捍格，因此朝廷除信奉喇嘛教外，對于佛教其他宗派則多少采取壓抑的措施。例如：禁止京城的寺廟向民眾說法、禁止婦人女子參拜寺院等，此舉乃意圖將僧眾與社會分開。所以清朝諸帝雖多信奉佛教，而儒、佛融和之論亦時被提倡。

　　居士佛教成為清代佛教主流的原因如下：因儒、釋思想融和之論倡行，儒家士大夫亦多研究佛理。因清室采取社會與寺院僧尼隔離政策，使佛寺僧尼地位降低。雍正廢止度牒試經的政策，也導致僧尼素質低落。為箝制思想而倡考據之學，心性義理闡述無人，士大夫趨向佛教。當代信仰以禪、凈二宗為盛，尤其凈宗，因雍正的推崇而更加的盛行。

　　字仁山。為清末復興中國佛教的樞紐人物。曾兩度出使歐洲，于英倫得識錫蘭居士達磨波羅、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等，相約協力恢弘正法。歸國后，設立金陵刻經處、只洹精舍，興辦「佛學研究會”，培育后進。生平著述凡十二種，編入《楊仁山居士遺書》。

　　又稱《清藏》。清康熙時開始編集，雍正敕刊于北京，至乾隆年間始告完成。此藏系以明代《北藏》為底本，而有所增減。經板由武英殿移藏于北京柏林寺。

　　《百衲藏》，清穆宗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楊仁山于金陵發起，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及杭州諸寺等刻經本而成，故稱《百衲經》，所收經論較《龍藏》略少。《頻伽藏》，乃清宣統年間上海頻伽精舍以日本弘教書院編印《縮刷藏經》為底本所刊刻，為我國第一部用活版印刷的大藏經。

　　洪秀全（一八一三至一八六四）于清宣宗末年率楊秀清等，號召上帝會信徒作亂，自號天王。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建號太平天國，以廣西永安（蒙山）為首都，攻陷南京，勢力及于十六省，共歷十五年。因其禁止耶穌基督以外的一切信仰，致使軍力所到之處，寺宇佛像焚毀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