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趨附老莊“以無為本”思想而蔚為風氣，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甚契此派“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系統的融和、開展，故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實其學，或增清談之資，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朱士行曾于洛陽開講《道行般若經》，并以“諸未盡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經》，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在譯事方面，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曇柯迦羅譯有《僧只戒心》、曇無諦譯出《曇無德羯磨》，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
因避戰禍，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因此，吳代建業的佛教，多由關中、洛陽一帶傳入，如安世高、支謙等。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支謙漢文造詣很高，發揚支讖般若一系，譯經甚多。其中《大明度無極經》乃《道行般若經》的同本異譯，系內啟兩晉般若之學，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侶，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最具代表的譯著為《六度集經》，孫權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所譯經典有《光贊般若》、《維摩》、《寶積》、《涅槃》、《法華》等各部類經，對于大乘佛教的開展，影響甚鉅。其中，《正法華經》的譯介，使觀音信仰普及于民間，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
西晉末葉，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晉室偏安江左，稱為“東晉”。于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趙時期，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佛圖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殘暴嗜殺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華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業門徒萬計，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師為前秦時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學多聞，被視為當時北方學界的領袖。秦主苻堅延請他于長安主持譯場，一時中外譯家云集。道安大師在佛教史上有許多創舉，如：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理論，要求譯經必“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為眾經撰注作序；分經文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為此后譯經者所宗；創編《綜理眾經目錄》，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的先河；制訂寺院清規及僧尼軌范；統一沙門同為“釋”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則以般若性空之義多有見地，創立“本無宗”，承其學者為慧遠。
竺法雅以善用老莊等外學來理解般若義著稱，此即所謂“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而為生解之例”的“格義佛教”。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鳩摩羅什東入長安（四○一），而更加昌盛。羅什在后秦姚興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門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為杰出，稱為“什門四杰”。所譯經籍種類遍于大小三藏教禪諸家，其中《大品般若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使得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至此文備義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駁斥“格義”之迂?！冻蓪嵳摗?、《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譯著，文妙義精，流暢易讀，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來以此諸經為基礎而有三論、四論、成實學派的興起，及天臺、禪、凈等諸宗的成立。羅什譯業貢獻之偉，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南方東晉承繼西晉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學及般若學也隨之南下。與道安同時，而在南方傳教者有竺道潛與支道林，兩者皆以擅講般若而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欽仰，為玄學式的貴族佛教及格義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辯知論》、《即色游玄論》等，創般若學的即色義，主張即色本空。時人評其學“不減王弼，比做向秀”。與謝安、王羲之、許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
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轉為廬山的慧遠。師博通六經，尤精老莊，聽聞道安講般若而出家。后以遠避戰亂而入廬山東林寺。師持戒嚴謹，為南方佛學領袖，當地名紳士學皆崇其行。曾迎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廬山譯經，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應江州刺史桓玄之問，撰著《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示出家法與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當時佛教與中國禮法的捍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結白蓮社，以《般舟三昧經》的禪觀修行，期生西方凈土，是禪凈共修的初創者，后世尊為凈土宗初祖。
慧遠雖足不出山，然親近者眾，道生（曾北上長安受學于羅什門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發，以“佛性論”、“頓悟說”引起當時教界的辯論，尤其“一闡提皆得成佛”的主張，更被視為異端，而不見容于大眾，直至北涼曇無讖所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傳入，獲證同于佛說，時人方才驚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對于后來的涅槃、天臺、華嚴和禪等各宗都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建康的道場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鎮，以譯經為主。佛馱跋陀羅、慧觀、法顯等，為當時駐錫譯經的大家。
又這時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熱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他在天竺參學十余年，攜回《大般泥洹經》、《摩訶僧只律》、《長阿含》等多部經典。法顯在佛教史上不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國留學史上的貢獻也是影響千古。
兩晉時期，因玄學風行全國，使般若學的研究也達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勝之勢?！鞍闳簟必S富了“玄學”的內涵，“玄學”也成為傳播佛教教義的媒介，史稱“格義佛教”。直至鳩摩羅什、僧肇等師徒的導正，終于形成中國佛教正統的風格。由于學風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譯經事業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學派競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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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玄學的重要思想。謂以“無”為天地萬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為我國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侶，亦為我國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師因感于《道行般若經》義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二六○）出塞至于闐，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書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竺叔蘭、無羅叉（又稱無叉羅）等譯出，此即《放光般若經》二十卷。蓋自吳國的支謙譯出《道行般若經》的異譯本《大明度無極經》六卷后，首開研究般若學的風氣，而師西行求經，更促成西晉般若學的興盛。
為大月氏人，生卒年不詳，初隨族人遷至東土，寄居河南。通曉六國語言，并從支婁迦讖的弟子支亮受業，與支婁迦讖、支亮并稱為“三支”。后避亂入吳，甚受吳王孫權禮遇，并尊為博士，以輔導太子孫亮。凡三 余年間，致力于佛典漢譯工作，所譯經典除小部分為小乘經外，主要為大乘經，如《大明度無極經》、《首楞嚴經》（為支讖《首楞嚴經》的改定本）、《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等。
原籍康居，因父親經商而移居交趾，曾隨安世高習禪。三國吳赤烏十年（二四七）至建業，后應孫權之請，于三七日內感得舍利，孫權遂皈依之，并為其興建“建初寺”，傳道譯經，該處因而稱為佛陀里，江左大法也因此得興，此為佛教傳入我國南方之始。主要譯經有《雜譬喻經》、《六度集經》，并注解《安般守意經》、《法鏡經》等。
祖先為月支人，世居敦煌。以大乘經典未備，乃立志西行，攜回大量胡本經典回長安、洛陽，專事譯經，有聶承遠、仁法乘等人參與筆受、校對等工作，所譯經典，除小乘《阿含》中的部份單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經典，包括般若部的《光贊般若經》、華嚴部的《漸備一切智德經》、法華部的《正法華經》、涅槃部的《方等般泥洹經》、寶積部的《密跡金剛力士經》等，凡早期大乘各部類代表經典，幾乎都有譯介。此大體反應出當時西域、天竺佛教的面貌，也顯示了師對傳譯經典的貢獻。時人稱之為月支菩薩、敦煌菩薩。
天竺人，或謂龜茲人。具有神通力、咒術、預言等靈異能力。西晉懷帝永嘉四年（三一○）至洛陽，年已七十九，時值永嘉亂起，師不忍生靈涂炭，策杖入石勒軍中宣說佛法，并現神變，石勒大為信服。至石虎即位，尤加信重，奉為大和尚，凡事必先諮詢而后行，更解除昔日的出家禁令，大力支持佛教。師在華三十八年間，建設寺院近九百所，受業的弟子幾達一萬，追隨者常有數百，其中最具代表的高僧有道安、竺法首、竺法汰、竺法雅、僧朗、法和、法常、安令首尼等，華北的佛教由佛圖澄的推動而興盛。
道安認為翻譯佛典有五種情況易于喪失原意，稱“五失本”。又佛典翻譯，本質上有三種困難，稱“三不易”。五失本：原典與漢文語法上結構不同，故于漢譯時有語序變更的問題；原典的文字本質樸無華，漢譯時因修飾而失去本意；原典有同類語詞幾次反覆重述的情形，翻譯時易被刪減而失本意；原典經文中附帶說明的文字，于翻譯時易被刪去而失本意；原典于敘述一事再敘他事之時，常重覆前述文詞，漢譯時多省略重覆部分而失本意。三不易：佛經為依當時的風俗、語言等而說，欲隨時空的遷移而使經文易為今閱讀，實不容易；圣賢所說深義，欲使凡夫理解，亦不容易；佛經系由大迦葉、阿難等具足神通的阿羅漢結集而成，距佛世不遠，欲由今人傳譯，很不容易。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要是提醒譯者在譯經時要戒慎恐懼，不可輕忽。由此可見，道安大師譯經的立場是，不失佛典本旨，要求譯文必契合經典原意。
道安（三一二至三八五）為《光贊般若經》、《放光般若經》、《道行般若經》作注解；為《安般注》、《陰持入經》、《人本欲生經》、《了本生死經》、《十二門經》、《道行般若經》、《合放光光贊略》、《摩訶缽羅若波羅密經》、《增一阿含經》、《道地經》、《十法句義經》、《毗婆沙》、《阿毗曇》、《比丘大戒》撰序。
全一卷，又稱《釋道錄》、《道安錄》等。收錄后漢至東晉孝武帝，約二百年間的漢譯佛典及注經之作，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書。本書久佚，唯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二至卷五系以本書為藍本再加以增補，故仍可略窺其大要。
東晉一代，般若經典流行，然以嚴密思辨邏輯來闡述“般若性空”之學的三論尚未傳譯過來，而早期佛經的翻譯多“滯文格義”，譯理并不盡意，因此般若學者中，或有爰用玄學之義來理解及論釋般若經義者，或有偏取般若中某一部份的義理來闡述者，進而在般若思想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種種分歧，而有“六家七宗”等學派的出現。據劉宋曇濟的《六家七宗論》（原書佚，今據唐代元康《肇論疏》所引）、隋代吉藏《中論疏》所載，代表者為：本無宗、即色宗、識含宗、幻化宗、心無宗、緣會宗等六家，其中本無宗又分出本無異宗，合稱“六家七宗”。七宗之中，一般以“本無宗”、“即色宗”、“心無宗”三家為當時般若學說的主流?！氨緹o宗”以道安、僧叡、慧遠等為代表。根據吉藏《中觀論疏》的記載，道安“本無”的思想是：“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無”、“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故稱本無?！边@是從業感緣起來說本無，即凡因緣造就的現象，本性皆無。因此，吉藏認為道安之說屬于般若正義，不能列入“偏而不即”的六家之內。
鳩摩羅什（三四四至四一三，或三五○至四○九），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人。所譯以大乘經論為主，其中《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三論，乃有系統地介紹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道生將之傳于南方，經僧朗、僧詮、法朗，至隋吉藏而集三論宗的大成；《法華》、《大智度論》，肇啟天臺宗的端緒；《阿彌陀經》、《十住毗婆沙論》為凈土宗所依的經論；《成實論》為成實學派的根本要典；《彌勒成佛經》促成彌勒信仰的發達；《坐禪三昧經》促成“菩薩禪”的盛行；《梵網經》一出，中土得傳大乘戒。
中國佛教史上譯經最多、影響最大的四位譯經家有二說：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義凈。
為東晉丞相王敦之弟，性喜山林，與支道林交游，并曾師事清談之士劉元真。二十四歲，講《正法華經》、《放光般若經》。元、明二帝駕崩后，隱棲于剡山，問道者仍多，故師開講大乘方等經典及老莊之學達三十余年。后蒙哀帝召請，講《放光般若經》，朝士如司空何充等，多尊信之，亦極受簡文帝的禮遇。孫綽于《道賢論》一書中以師比為竹林七賢中的劉伶。
支遁（三一四至三六六），專研般若系的經典，其形貌丑異，而玄談妙美，又善草隸，喜與文人名流交往，尤為謝安所重。主張“即色本無”思想，意即色（物質）都不是自生的，故非真實存在。另著有《莊子．逍遙游篇》，《世說新語．文學篇》評其拔理于郭象、向秀（玄學貴無派名家）之外，稱為“支理”。
慧遠（三三四至四一六），二十一歲，偕弟慧持于太行恒山（河北）聽道安講般若經，頗有領悟，遂與弟俱投道安座下剃度。年二十四即登講席，時常爰引《莊子》一書以說明佛教的實相義，使惑者曉然領解，因而道安乃聽其不廢俗書之議。東晉太元六年（三八一）南下廬山，建東林寺傳法，弟子甚眾。師致力于經典的研究，?？畤@江東之地，經典未備，禪法不聞，律藏殘缺，遂命弟子法凈、法領等，遠尋眾經以傳譯之。每逢西域三藏，輒懇惻諮訪，并迎請譯經。鳩摩羅什入關中后，即遣弟子道溫、曇翼等赴長安師事之，學龍樹系的空觀大乘；又常以書信與羅什往返研討義理（后人將二師往返書信討論的內容纂集成《大乘大義章》）。師內通佛理，外善群書，為當代所宗，亦受國外僧眾所欽敬。廬山東林寺為當時南地佛教中心，與羅什所居長安，中分天下。著有《廬山集》十卷、《明報應論》、《釋三報論》及《大智度論抄序》等。
又作覺賢（三五九至四二九），北印度人。于后秦弘始十年（四○八）入長安，弘傳禪術之學，后與慧觀等四十余人離長安南游，受廬山慧遠之請，譯出《達摩多羅禪經》。另在建康道場寺譯出《六十華嚴》、《大方等如來藏經》，與法顯合譯《摩訶僧只律》、《大般泥洹經》等。
北印度罽賓國人，為有部毗曇學大家。前秦建元年中（三六五至三八四）遠來長安。與竺佛念共譯《阿毗曇八犍度論》二十卷，與法和等共譯出《阿毗曇心論》，并改定曇摩難提曾譯出的《中阿含經》及《增一阿含經》等。未久，應慧遠之請，至廬山，再譯《阿毗曇心論》四卷及《三法度論》二卷。
《沙門不敬王者論》是論述沙門不須禮敬君王的理由。該書從第一“在家”、第二“出家”兩篇中論述佛教出家的本質，是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論“求宗不順化”，謂求佛道者，不應隨順世俗；第四論“體極不兼應”，謂體得佛法者，不應再順應世俗；第五論“形盡神不滅”，謂肉體終將一死，而精神永不滅絕。
即竺道生（三五五至四三四），禮竺法汰出家。十五歲即登講座，雖宿學名士，莫能抗敵。后入廬山幽棲七年，師事慧遠，博研經論。復至長安受鳩摩羅什之教，時稱羅什門下四杰之一。后又南返建業，弘揚涅槃學，主張“闡提成佛”說。
曇無讖所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又作《北本大涅槃經》。系宣說如來常住、眾生悉有佛性、闡提成佛等教義。道生初以法顯的六卷《大般泥洹經》為藍本，闡揚佛性思想，唯此經雖主張眾生皆可成佛，而一闡提“ 無佛性”，道生反對此說，提出“一闡提皆可成佛”論，而遭到佛教界的責難，直至北本《大般涅槃經》南傳，證明其所說無誤，眾皆嘆服其“孤明先發”的遠見。
慧觀，后秦弘始三年（四○一），鳩摩羅什入關中，曾從羅什受學。師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有謂：“通情則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難則觀（慧觀）、肇（僧肇）第一?！焙笾翉]山，深服慧遠的高風。南北朝時，與慧嚴、謝靈運等人參與《南本涅槃經》的譯作，又制《涅槃經序》。
于隆安三年（三九九），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往天竺求法，時年六十頃。前后凡十余年，經三十余國，攜回許多梵本佛經。后至錫蘭二年，經由蘇門答臘，于義熙九年（四一三）歸國。而于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合譯《摩訶僧只律》、《大般泥洹經》、《雜藏經》、《雜阿毗曇心論》。師又將各國所見聞的風俗、地理、宗教等，撰著成《佛國記》，為后世研究中亞與印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師在佛教史上不唯地位崇高，在留學史上的貢獻亦頗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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