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秦始皇四年（西元前二四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來長安”、“漢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宮”、“西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等。然在諸傳說中，一般以“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三國以來即被盛傳。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云：“漢明帝夢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币虼嗽诜鸾淌飞?，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后，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后，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跡者，始于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余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余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陽，于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兜佬邪闳艚洝纺酥袊闳粝到浀渥钤绲淖g本，其后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后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于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于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后，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斗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于“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郁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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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記載，秦始皇四年，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齎來佛經，但為秦始皇所拘禁。唐法琳《破邪論》卷下也有相同記載。對于此事件的時間恰與阿育王派遣傳教師至世界各地傳教時間相同，故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中說：“舊傳秦始皇時有室利防等十八人來化，雖傳說無征，然適與迦王 （阿育王）時代相當，或即所派傳教師之一也！”另呂澄在《印度佛教史略》中亦有相同看法。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載：西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祠休屠王，安置于甘泉宮。《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及《漢書》卷五五“霍去病傳”，只記載：休屠王得金人，至于有關佛教部分，未曾言及。此處的“休屠”系指佛陀，另有浮屠、佛圖之稱，此皆梵語 Buddha 的譯音。
《三國志．魏志》卷三十所引述魏魚豢《魏略．西戎傳》的記事：“昔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復立者，乃其人是。”“博士弟子”乃漢代官名。又“景盧”一名，在《魏書．釋老志》中作“秦景憲”?！皬土ⅰ币辉~，根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認為乃“復豆”之誤，而“復豆”亦為Buddha的音譯，即佛陀的意思。
有關漢明帝感夢之說，另載于《后漢書》卷十“孝明皇帝記”、《牟子理惑論》、《老子化胡經》、“四十二章經序”、《明佛論》、《出三藏記集》、《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志》等書。唯對于出使時間、有否延請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回漢地，攜回《四十二章經》及建造白馬寺等事跡，諸書記載有異。
“寺”，本為官衙之稱。鴻臚寺為漢朝接待外國賓客的官衙，佛教初傳入中國時，來華傳法的西域沙門被安置于鴻臚寺，由鴻臚卿知會其進退?；蛑^白馬寺乃明帝敕令于洛陽城西雍門（西陽門）外所建。如《洛陽伽藍記》卷四云：“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大 （疑作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被驌读焊呱畟鳌肪硪惠d，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后因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王遂停毀，并改招提寺為白馬寺，后諸寺立，多取此名，故謂東漢明帝于洛陽城西始建佛寺時，系依準此一典故而稱白馬寺。
即絲綢之路。東起中國長安，向西穿過河西走廊，在敦煌分為南北兩道通向西域。北道出玉門關，沿塔里木河北面進發，途經龜茲（今新疆庫車附近）、疏勒，越過蔥嶺，再經大宛、康居；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前進，經于闐、莎車，越蔥嶺，與北道在木鹿城（在蘇聯土庫曼境內）會合，再行抵里海南部后，到伊朗境內。中國原為絲綢的故鄉，早在西元前一世紀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大量的生絲、絲綢和其他貨物即經由此路運銷至西域及歐洲，因它以運輸絲綢著稱，故稱為“絲路”。此條貿易通路的開辟，原是西漢武帝時（約西元前一一五年），為聯合大月氏及西域各國共謀策略抵御匈奴，派遣張騫二次通使西域而開辟。它在長時期內曾是東西方往來的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經濟文化的重要通路。
“禪”即禪定?！皵怠奔粗敢运闹B、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等法數，來解釋佛教基本義理?！鞍⑴摇庇譃椤罢摗?，即對佛經教義等的詮釋。在安世高的譯典當中，也有一部份是屬于《阿含經》的單品及解釋其教義的論書（阿毗曇）的節本，如《阿曇五法經》等，故東晉道安在“陰持入經序”（《佑錄》卷六）評其“博聞稽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
僧佑所撰《出三藏記集．安世高傳》中，評安世高譯經“意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疊疊而不倦焉”。其譯籍對佛教早期的傳播影響可謂深遠，尤其首傳禪法入漢，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支讖入漢時期正值貴霜王朝統治印度之時，當時大小乘佛教都頗為興盛。早期大乘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維摩經》等，皆已傳播，并沿絲路傳入漢地。因此，支讖所譯佛經是順應時代思潮的。
《道行般若經》與三國支謙所譯《大明度無極經》、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是同本異譯。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相應盛行。詳見第七課“魏晉佛教”。
《后漢書．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東漢末年政治愈益腐敗，外戚宦官專權，地主迅速擴張，再加上天災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因此農民暴動不斷。農民也希望由宗教獲得精神安慰，佛教在此期間便有不少經典被譯成漢文，影響力漸增。但初創的道教也開始在社會上流傳，漢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利用太平道（屬于道教的一派）動員農民，提出“蒼天已死， 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發動黃巾起義。起義軍有三十六萬人，雖然起義仍告失敗，但也給朝廷和貴戚重大的打擊。西漢武帝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儒家經學透過宣說天人感應和名教綱常來擁護封建政治，成為朝廷選拔人才的標準。因而，儒家思想在文化學術界占有統治地位。然經學自身的發展，越來越空洞繁瑣，故在西漢后期已有“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漢書．藝文志》）的批評。到了漢魏時期，經學漸失其地位。
讖緯是流行于漢代的一種具有十分濃厚神秘色彩的迷信?！白彙?，是一種“詭為隱語，預決吉兇”的神秘語言，通常由天子頒布。這種預言被認為來自天帝、神仙，是符合天意的，故又稱為符或符命。同時為顯示讖書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成綠色，稱為籙。又因常附有圖，因此也稱為圖讖。緯乃“經之支流，衍及旁義”，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學觀點對儒家經典進行解釋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對于“經”而得名。經的原意為織物上的縱絲，緯是織物上的橫絲，緯書依附于經書，正如布上的緯線與經線相配一樣。漢代儒學有“五經”、經”之說，而緯書也有“五緯”、“七緯”之稱。因緯書中也有讖語，所以后來往往把讖和緯混為一談，通稱為讖緯。經學與讖緯合流，使經學更加趨于虛枉迷信。
北方關中、洛陽一帶的人民，因受到董卓等軍閥的掠奪殺伐，紛紛南逃，佛教也因而南傳。如《高僧傳．安世高傳》載：“高游化中國，宣經事華，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卑彩栏弑茈y江南，經廬山、南昌至廣州、會稽，他行走的方向大體反映著當時佛教傳播的路線。另外《出三藏記集．支謙傳》也記載，支謙在漢獻帝末年與鄉人數十名避亂到吳地。因此，佛教因戰亂而漸往南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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