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的歷史必然與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是澳門佛教的源頭活水。
(一)濱海法窟
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嶺南作為來自南亞、東南亞眾多僧侶的入華地,是很多外國僧侶開始其佛教活動的場所。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康僧會、曇摩耶舍、求那跋摩、佛陀跋陀羅、求那跋陀羅、真諦等。這一時期佛 教活動的主要內容是佛經的翻譯和講習。廣州不僅是佛教傳入的重要地點,而且也是后來中國僧侶出洋取經求法的出海口。據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在初唐前往印度求法的56人中,有34人是從海路(大多在嶺南)走的。義凈等五人也是從廣州光孝寺出發前往印度的。
禪學是最早傳入中國的佛教思潮之一。禪學之傳入嶺南,亦不會晚于兩晉之際。求那跋陀羅(394—468)于元嘉十二年(435 )由海路至至廣州,他所譯出的《楞伽經》是中國禪學的基本著作,對中國禪學特別是禪宗的傳播影響巨大。被奉為中國禪宗東土初祖的菩提達摩也是從廣州入華的,時間是梁武帝普通年間(520—527)。
初祖菩提達摩到三祖僧璨,禪法只在師徒間流傳,影響不大,更不用說形成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宗派了。從道信至弘忍,逐步形成了比較明確、系統的禪法主張和實踐形式,建立了以湖北黃梅為中心的規模較大的僧伽集團,這就是所謂的“東山法門”。最能體現嶺南禪文化精神的是慧能所開創的南宗禪。五代、兩宋時期,嶺南佛教發展迅速,臨濟宗、曹洞宗和云門宗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中以南華寺為中心的臨濟宗勢力尤大。元朝之后,一直到明中葉,嶺南佛教的發展陷入停滯。明萬歷以后,特別是明末清初的社會變遷,為禪宗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明末清初的嶺南佛教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曹洞宗已壓倒臨濟宗而成為最為強大的宗派。中國禪宗史上歷來有所謂“臨天下,曹一角”的說法,但對這一時期的嶺南來說,此“一角”的勢力非常壯大。事實上,清代嶺南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無明慧經的門下。慧經(1548—1618)號無明,撫州崇仁人,是明末曹洞宗的主要代表。因長期住持建昌府新昌(江西黎川縣)壽昌寺,故被稱為曹洞宗壽昌系。門下有四大弟子,即壽昌元謐(1579—1649)、博山元來(1575—1630)、晦臺元鏡(1577—1631)和鼓山元賢(1578—1657)。慧經之后,元謐繼之住持壽昌寺二十余年。元來的知名弟子有長慶道獨(1600—1661)等,道獨曾在廣東羅浮、福建雁湖等地傳禪,晚年住持廣州海幢寺,并使之成為后來曹洞宗的重要基地。道獨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天然函罡(1608—1685)和祖心函可(1611—1659),人稱粵中兩個怪杰。函罡,字麗中,號天然,番禺望族曾氏子。少習經史,1633年舉鄉薦,次年從道獨出家,成為曹洞宗三十四代傳人。函罡門風高峻,氣節凌然,甚受明末遺民的崇敬,其門下弟子多是明代遺老或著名文士,如今釋、金從等。元鏡,字晦臺,別號湛靈,福建建陽人,萬歷三十二年(1604)隨慧經出家,晚年歸隱武夷石屏山,人稱“武夷第一代禪祖”。元鏡注重個人隱修,影響不大。他的弟子覺浪道盛,卻頗負盛名。道盛(1592—1659),號覺浪,別號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張。十九歲出家,萬歷四十四年(1616)到江西給無明慧經慶壽,受具足戒,后來拜元鏡為師。從萬歷四十七年起,在江南各地弘傳禪學四十年,聲名遠播。道盛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七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勝數。在他的弟子中,許多都是以“宰相身現比丘相”的遺民僧,被奉為澳門普濟禪院始祖的石濂大汕(1633—1705)就是其中影響很大而又頗富爭議的人物。除了很有勢力的曹洞宗外,明末清初的嶺南禪宗還有木陳道忞的弟子天拙宗、雪樵樸和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等臨濟宗人,及以光鷲為代表的云門宗人。清中葉以后,國運不昌,戰亂頻仍,禪宗在全國范圍內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雖然在清末民初,也曾出現過虛云之重振南華、中興云門與太虛之佛教革命等振興佛教的努力,但從整體而言,佛教的式微是顯而易見的。
澳門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的歷史必然與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中國佛教特別是嶺南佛教,是澳門佛教的源頭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