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企業精神受到了中國唐宋以來禪文化的深巨影響，再加上西方的科學思維和管理，才有了日本今天的成就。  

　　中國禪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內在的充實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謂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內在是否充實、充實的大小如何。 

　　禪文化在某一時代，某一階段，更注重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謂的行愿。 

　　這種行愿最終要落實到我們的民族國家、社會上面，不單是個人上面。眾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國家社會成就，你我才成就，老百姓成就，企業才算成就。 

　　日本人活學活用了中國的禪文化，把禪文化的精神充分地融入到他們自己的文化之中。 

　　其中最典型的是鈴木正三，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日本戰國時期末年，日本的社會正由混亂走向建立秩序的過渡時期。 

　　鈴木本人做過武士、官僚，最后出家，他在當時提出如何締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從他的基本世界觀來看，首先是“心知佛”。 

　　“佛”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人。 

　　學佛就是做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人之學問。 

　　做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人，正是中國禪文化的標旨，也是最終理想。 

　　在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之中，在在處處都顯示出了這種精神和要求，鈴木正三的“心知佛”，正是在這種意義之下提出和倡導的。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大人之覺”，而在大人之覺的啟導之下充實內在，在這種誠敬的心態和行為當中而去生活，這就是成佛之道，也就是鈴木所說“心知佛”的根本意義。

　　比如說，農民要學“佛”，而且要有佛行，對于農民而言，可以說完全沒有這種時間，那么要怎么辦才能使農民學佛又有佛行呢？ 

　　鈴木提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口號：農業就是行愿，這是學佛。 

　　如果像一般人只有利用閑暇時才去修行的話，這是完全錯誤的。農民應視農業本身為修行，不論嚴寒與酷暑，均要行其艱苦之業，都應該以農業為本生才是修行，才是學佛之道。 

　　因此，鈴木提出能在嚴寒酷暑中做艱苦之業時諸多煩惱之心就已經轉化成為大人之覺。這就是農人以鋤鐮盡心勤勉播種、耕作、收割的學佛和佛行之道。

　　鈴木的農民學佛之道，正是受到唐代百丈禪師農禪并重的啟發和影響。 

　　百丈禪師在當時所倡導的農禪并重的叢林制度，對后世的農業經濟社會起到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尤其對日本的經濟社會更起到重要的作用。鈴木和后來的日本企業家都提倡一個響亮的口號：工作坊就是道場。

　　唐代叢林制度的影響，使得日本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能在現世經濟社會和生活中得以修行學佛，因而大大的加強了經濟生活的力度，使得全國上下都受到了禪佛的影響，推廣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進步。從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將軍臨濟（禪），曹洞（禪）百姓，就可知其余。
因此，日本把禪佛之道從天子以至庶人運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小至個人臥室家園，大至工廠公司，廟堂社會，全以工作坊就是道場的精神來認同來執行。 

　　農人安于農業，工人安于工業，商人安于商業，士人安于學問，干部領導安于本職工作，這就是以心知佛，也就是以德報國，鈴木的倡導，不只是近代日本各大企業還要深入學習，就是我們中國的企業也是更要努力學習的。 

　　僅以農民為例，如果不回歸到屬于他們的大地上，不回歸到他們以為根本的大地上，農民不甘于其業，不敬于其業之時，國家民族的根本，萬民賴以生活的生計就會產生危機，就會發生危險。 

　　鈴木強調，農人乃生來就有養育天地世界之重任，故全心全意以己之生而視天之道，所奉皆為天道，使農業而生五谷，繼天地而祭神明，不僅救萬民之生，也救蟲類之命，此為農人之大愿，于播種之時稱念佛名，于收谷之日，棄絕他想，果如是使農，則田地亦為凈土，五谷亦為潔品，所食之人因此而得清福去煩惱。這就是日本企業精神的主要實質，小至一粒米，一粒稻，都施之以正念，都待之以正業，五谷當然會成為潔品，神圣都來不及，那里還會有什么偽劣產品。 

　　這種精神也就是商業道德，在日本企業中處處體現，處處閃亮，一個小糖果包裝精致得如一個藝術品，一個產品的生產，惟恐不為客戶帶來利益方便，希望所食之人，所用之人都能獲得大利益方便。這種精神用之于企業如此，用之于社會各個階層亦當如此，這就是所謂多快好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標旨。

　　“日本人能，為什么我們不能”，這是八十年代美國人提出的口號，他們由日本企業精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因而加速了他們IT產業的革命，進而領袖了新經濟時代。 

　　正是鈴木正三開啟了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大門，他以中國的禪文化作為試金石，使得日本民族振興圖強，成為近世新經濟時代中又一強勢。 

　　鈴木還強調任何職業皆為佛行，人人恪守其業，各敬其業，即可成佛。就如中國禪文化所強調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么真切，那么簡易，那么明白，那么了當。 

　　面對著工作，面對著生活，一顆佛心（直心、愛心）就足以承當，使心知佛，百工之人心盡其業，皆與世界有情有所利益，這本是禪文化的使命和任務，而近世日本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業，他們都以一個指標，一個口號來號召員工，諸如：“我們的成功，就是全日本的成功，全日本的成功就是世界人類的成功。” 

　　鈴木在“心知佛”的倡導之下，還強調“眾生平等”，從事百工之業者皆為平等，也就是禪文化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親和之力。這種親和力在日本近世各大企業中都有充分體現，不標榜個人的成就，只以集體成就為實事。相對目前國內企業界的“歪風”，突出老總個人的成就為企業做景致標榜，實有天壤之別。 

　　這就是為什么日本能躋身于西方七國列強之中，而中國的企業卻總是以個人英雄主義頭起頭沒而告終的主要原因。

　　鈴木認為：“視無鐵匠以下諸工匠，則無諸行可用；視無武士則無德可治國。”引申他的含義，就是說企業一旦輕忽任何職工的力量和作用，只片面注重上層領導的技能，那么企業就無法進行全方位的運行，自然就不會有所發展。國家如果輕忽了武士（士大夫）的功用和精神，那么無法以德性，以信任而治國。 

　　“視無農人則無五谷充饑，視無商人則無貨物流通。” 

　　國家不重農民的根本利益，則農業必致大荒，不重商人的素質，則偽劣產品流通而正牌產品不行。 

　　每一行業都有每一行業的正業，違反了行業的正業，就是違反了行業的游戲規則，一旦違反了行業的游戲規則，自然就會被行業清除，這是行業的一般規律，不因人為而更改。 

　　鈴木活用了禪文化中“八正道”的理念，把八正道運用到商業、企業的規范之中。 

　　諸多職業在此規范之中，皆應與世界有所增益，此乃為佛之德用，人人當如此而求與其彌合，這是日本企業精神的根本歸宿。 

　　“佛”的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就是“福德智慧”的具足，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福德，也就有多大的成就。 

　　日本的企業正是應用了禪文化的精旨，抓住了禪文化的實質：一分的自覺就有一分的智慧，就有一分的德行，就有一分的企業精神。

　　你有一分的自覺，一分的智慧，一分的德行，一分的企業精神，你就一分的不會污染山河大地，一分的不會產生假冒偽劣產品來坑人害人。 

　　惟有這種企業精神才是我們當代企業所應追求的目標，惟有這種企業精神才是我們當代民族所該盡力而為的任務，惟有這種企業精神才是當代所奉行的可持續發展性戰略。

　　鈴木正三在回答商人如何求佛之道，成佛之行時，闡明了這種日本企業精神的本質和源頭。 

　　他回答商人經營之道，不在否定獲利的合理性，而是必先致力于增大其力，所謂首先修行正知之道，守正知之道，而使買賣之業如火之烘物，使其干燥，如水之流通，使其成功，相得益彰，兩全其美；天必成其業，萬事必遂其業。 

　　禪文化中所說的“無漏之善”，就是日本企業精神中所發揮的獻身于世界，所思所想都是國家社會，萬民百業。也正如美國拿破倫·希爾所講：你不止是在推銷一個產品，而是在提供一項服務，更好、更高質量的服務。 

　　中國禪文化的實質精神和方法論，使鈴木正三更好地發展了他的抱負生理想： 

　　“企業商人有什么理想，可做佛行，成佛之道？ 

　　萬國之國，不辭其遠，窮鄉僻壤，不辭其苦。拿本邦之貨，供他邦之用，取他國之物，為我國之利。越萬山而勞其身，度千河而傾其心。乘船航于茫茫大海之時，忘我喪物，徹悟人生不過成事一場而已。舍一切之迷戀，棄所有之欲望，都如是試商，竟竟日善，德行日每，期成大富，總成問佛之心，如行走坐臥之間運乎禪定，愿世人皆以禪法為世法。” 

　　這是鈴木把禪法用之于企業商業的心聲，也是后來日本企業家成功心傳的實踐方法。 

　　總之，日本當今資本主義的精神，大和民族的靈魂，正是經過鈴木正三等人從中國禪文化中提取精華而精心擘劃，苦心經營成就和魂漢才的大和文明，而為明治維新成熟作出了貢獻。 

　　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日本現代企業從幕后走到前臺的契機，資本主義的精神和魂漢才的文明相結合，產生了日本企業賴以生存、茁長、壯大、成熟的現代日本企業精神。 

　　我們應該從中體取教訓和經驗，為我們自己的企業精神作出更新換代、創世紀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