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漢末魏晉南北朝以來，學術思想的風氣，一反兩漢的樸質，普遍趨向于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學術，也便在這個時期，日益發達。儒家學說，依違佛道之間。復因南北朝以來帝王政權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無以復加。但由兩晉到隋唐之間的佛教，大半仍隨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國文化的洗煉，在漸漸蛻變當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時代，因他對宗教信仰，特別有興趣，所以對佛、道兩教，也都并存信奉，不過對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勝跡，多半有寺廟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題詠里，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名句。可是這還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黃河南北的佛教建筑，尚不包括在內。與其說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學的時期，毋寧說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時期來得恰當。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時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別傳，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由海道到達廣東，東來中國，與梁武帝一度對話不合，便渡江而北，隱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這便是禪宗傳入中國的開始。自初唐以后，禪宗大興，使佛教一躍而變為純粹中國化的佛教，慧遠大師創立凈土宗，和菩提達摩傳入禪宗，可以說是兩件大事因緣。因為學術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錯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文化，陷在一個非常紊亂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間，有文中子——王通的講學河汾，綜羅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學術思想，開創初唐以來的唐代文化。這個時期，隋有智顗大師正式創建了佛教的天臺宗，以禪那的“止觀”為佛教實證的方法，用三種止觀的體系，統攝全部佛學教理，開始分科判教，對佛學傳承，作系統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師著有《摩訶止觀》一書，應是中國佛教第一部佛學導論或概論的巨著。后來宋代永明壽禪師等所著的《宗鏡錄》，算足第二部佛學導淪的巨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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