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正式傳入，大約是在南朝梁末時代，由百濟（即當今之韓國）傳入。而韓國之有佛教亦淵源于中國（前秦時代由大陸傳入）。趙樸初會長常說，中、日、韓形成了佛教傳播之黃金紐帶。對于日本佛教來說，中國佛教好比是父親，韓國佛教好比是兄長。佛教在日本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許多之宗派：如真言宗、凈土真宗、律宗、東密、臺密、日蓮宗、天臺宗、禪宗（包括黃檗宗、臨濟宗、 曹洞宗等）等等。
“明治維新”后，西風東漸，日本首先接受西洋新觀念，國家政治思想，人權思想，學術教育思想都在本國全方面的進行滲透著。日本佛教在這一時期亦不例外地受著沖擊。知識分子，學習西洋治學方法，重新研究佛學思想；同時，他們又以一種歷史研究的態度，考據佛經學說的真實性。以哲學之研究態度去對待佛學的潮流，在日本漸漸地大行開來，佛學在日本漸漸地也就演變成為一門哲學而被眾多日本人接受。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興起了佛教之高等教育，成立了許多佛教的大學，著名的有：駒澤大學、花園大學、愛知學院大學等。這些佛教大學后來在五十年代以后，都成為了正式的綜合性大學。這些佛教大學的創立，是日本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獨立發展的一個重要特色。因為它既可以說是更高層次的弘揚場所，又與現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緊密相連，適應于科學、技術均高度發達的日本社會。一方面，這些大學的創立加強了佛教的宣傳力度，將佛教理論體系融合于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使這些大學的學生又同時具備了現代化社會的科學知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佛教僧侶紛紛被邀請到名牌大學講堂，開演佛學要義。如日本曹洞宗禪僧原坦山（1819－1892），明治十二年（1879年）就曾被東京大學請去任佛書講讀師，主講《大乘起信論》。所以，佛教大學的創立造就了一批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高層次弘法人才，推動了日本佛教的發展，使之成為一個代表世界性的“佛國重鎮”。
在近代佛教之發展中，日本佛教對于中國佛教有著反哺之恩。在十九世紀末，當時歷盡了列強凌辱，幾近亡國邊緣的有識之士開始將眼光投向世界，汲取西方科學技術及人文思想的營養。在西方科學技術及文化之影響下，近代的中國佛教界始終處于一種昏沉不彰的烏云籠罩下，幾乎成為時代之棄兒。中國的“近代佛學之父”楊仁山居士的應世，力挽了中國佛教發展的頹勢。而促使居士發愿振興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原因卻來自于日本。1878年，居士在游歷歐洲期間結識了日本著名的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由于南條先生之幫助，居士從日本尋回多種我國久已失傳的隋唐古德注疏。之后，居士“屏棄世事，專力于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為愿。”所以，每當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亦不可忘懷日本佛教界對于中國佛教之恩德。
日本佛教在接受了西方文化營養后，也向西方輸出了日本佛教文化（主要是指禪）。而將日本禪傳向海外，把禪從東方引入西方，作出貢獻最大的，莫過于日本禪學巨擘鈴木大拙先生了。他是在東西方均為人熟知的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曾經旅居美國，在伊利諾亞州擔任編輯，這使鈴木大拙獲得了在美學習的極好機會，為他后來在美大弘禪風打下深厚基礎。他曾創辦了“東方佛教學會”，親自在大學內教授禪學。他的著作等身，有：《禪的研究》、《禪的諸問題》、《禪思想史研究》、《禪與念佛心理學基礎》、《神秘主義和禪》、《禪與生活》等三十一卷。他的著作在歐美影響很大。當今西方上，說到禪學故鄉，多數人都會以為是日本，卻不知日本禪起源于中國，可見鈴木大拙對于日本禪學弘揚的豐功偉績。他本人亦被日本政府封為“國寶”，名重公卿。挾著日本禪學之威，日本佛教的各宗派也流向了西方，如東密、凈土真宗等。由于日本佛教開創了佛教從東方傳入西方的先河，使西方世界對于佛教逐漸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使得大陸佛教、藏傳佛教、臺灣臺灣佛教、上座部佛教等許多流派的佛教得以被歐美所接受。日本佛教可說是開創近代佛教世界化的功臣，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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