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云南省西部的大理市，于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九），在此設置“葉榆縣”后，即納入中國版圖的一部份；唐宋期間白族的先民聯合彝、納西等民族在這里建立了南詔、大理國。元初，大理是云南行省省治所在地，歷明清至今，一直是滇西交通、文化、政治經濟的重鎮。
大理古有妙香佛國之稱，是西南地區佛教傳入較早，佛法十分興盛的地區。如詩云“葉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伽藍殿閣三千堂，般若宮室八百處”，都是古代大理佛教興盛的寫照。
大理地區的佛教名剎，如崇圣寺三塔、感通寺、無為寺、宏圣寺一塔等古剎，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其中，崇圣寺三塔所保存的六百余件佛像與寫本佛經等文物，是研究云南佛教文化的珍貴資料。此外，崇圣寺三塔及宏圣寺塔在佛教建筑藝術方面，無論就美術史觀點或藝術角度而言，都深具研究價值。在繪畫藝術方面，南宋時期大理畫家張勝溫所繪制的佛教巨幅名畫“張勝溫畫卷”，長達數十公尺，內繪人物數百人，是佛教藝術史上的珍品。
因此，佛教文化在大理的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大理社會、政治背景與佛教的關系
社會背景
西元前二世紀末，漢武帝征服“西南夷”，大理地區的部分地方隸屬于益州郡管轄。東漢王朝又通過大理地區開辟滇西，建立永昌郡，漢族移民及官吏于是不斷移入大理。居民種植水稻，并有水上養殖，且能建造重檐式樓房。可見漢族文化的傳入，曾予當地文化相當影響。
西元六、七世紀左右，洱海地區有由土著居民與漢族移民融和而成的“西洱河蠻”，是今白族的先民，當時已有文字，居民文化程度較高，農業及建筑水平進步，也有城市的出現。
西元八世紀初，南詔逐漸統一六詔，并征服洱海地區諸部落，在西元七三八年建立統一政權。從此，大理地區成為白族政權的中心，政治、經濟、文化乃有進一步發展。
古代佛、道、儒三教并存于大理地區，其中尤以佛教影響最深最廣，故中古時期的大理文化實可稱為佛教文化。茲舉以下三事來說明佛教對白族文化的影響：
文字
唐初“西洱河蠻”已有文字。南詔諸王均通文墨，使用漢字。白文的出現，是到南詔末年，為傳布佛教的需要而創立。這是因為南詔上層人士通漢文，可閱讀內地傳入的佛典；但對一般民眾而言，自感困難。因此，就現成的漢字記錄當地的語言（白文），則人易讀，此即鳳儀寫經中白文注釋的由來。
此外，夾雜白文的碑刻共有六種傳世，大半亦與佛教有關系。如鄧川的《段信苴寶碑》（一三七○年立），記載舍田建寺之事。著名的楊黼《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碑》，頌蒼洱的勝景，抒發自我的懷抱，其詞多為佛家語匯，如云“菩提達摩做知音，迦葉做師主”、“云窗下析大乘經，看公案語錄”。其他在大理喜洲附近發現的墓碑，如《史城蕪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婦預義冢記》（一七○三年立）宣揚佛教的無常空性思想。《大本曲》的曲本，內容多記載佛教故事，亦多用白文寫成，至今仍流傳于民間。
藝術
在云南諸族中，大理白族繪畫、雕塑較為發達，并有特殊工藝品，如大理石著名于當世。溯其來由，均與佛教有關。
大理地區現存的早期繪畫，僅有佛教畫作，即著名的《南詔畫卷》及《張勝溫畫卷》。古代大理地區寺廟菴院很多，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載“點蒼、雞足、大鼎之間，緇徒云集，搭桂蘭若，金碧輝映相若”。佛教建筑物之所以金碧輝煌，這是因為多施繪畫的緣故。寺院繪畫的題材，多取自佛教故事，如大石菴韋馱殿版畫繪“觀音斗羅剎圖”、文殊寺版畫繪“十六羅漢過海圖”等。
飾畫之風由寺院而普遍到一般民間住宅。今日大理白族房屋的門樓、照壁及墻壁仍多施壁畫。此種建筑風格成為白族文化重要特色。
又古代大理的文人畫多出自僧侶之手，例如知空法師擅長畫梅，擔當法師的山水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馳譽海內。
大理早期的雕塑品，也全是佛教題材，可以說是隨著佛教的普及而產生。例如近年在三塔及佛圖塔（蛇骨塔）發現的佛像、劍川金華山北方天王像及臥佛等。大理地區的墳墓地亦多采石雕，雖年代較晚，仍多因襲佛教石窟雕塑的風格。
木雕堪稱為白族雕刻藝術的奇葩，亦先流行在寺廟建筑中。劍川沙溪南神廟的木雕屏，大理喜州圣元寺門上觀音故事組雕，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葬俗
火葬是白族歷史文化的又一特點。大理白族火葬，興起于佛教盛行之后，主要是受佛教徒火葬習慣所影響。他們大抵以陶罐來盛放骨灰，偶而也用銅罐。骨灰上多見覆有金箔，上有硃書梵文經咒，穴或以石板砌成，板上或刻梵文經句及十二生肖像等。
政治背景
佛教何時傳入云南，各家說法不一。有謂佛陀大弟子迦葉在西元前五世紀左右，曾到云南地區傳法，是為云南佛教的肇端。或云云南佛教始自漢代（西元前二○六至二二○）。
根據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記載，云南太宗王在開元二年（七一四），派遣宰相張建成入京，玄宗厚禮之，敕賜佛像，云南開始有佛教。另外南詔王尋閣勸（八○八至八○九在位）曾修曲靖崇真寺，勸龍晟鑄佛三尊，送佛像給頂峰寺，并曾重修崇圣寺。
由此可知，佛教傳入南詔，受到南詔統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因此，社會穩定，與周圍地區的聯系加強，尤其是異牟尋時和中原政治上的重歸和好，文化上積極吸收中原文化，佛教亦隨之得到發展。
此外，南詔王室受佛教影響后，在外交上，始終要求和唐朝維持平等關系。閣羅鳳時代，因唐邊吏的侵侮，認為“至忠不可以無主”，轉與吐蕃結盟，仍有天下一主的觀念。至南詔中晚期結合佛教重新建立王室的權威，則不再有“不可無主”的觀念，而堅持和唐維持對等的關系，唐朝甚至要透過僧侶來和南詔建立外交關系。
二、大理佛教的特點
白族的阿吒力教
密宗是最早傳入大理的大乘佛教教派，白語稱阿吒力教。
阿吒力，意思是軌范師，或導師，白族語稱為師主簿。他有妻室兒女，子孫世代相承。印度阿吒力到贊陀崛多時，在南詔保和十六年（八三八），經過西藏來到大理國。南詔王勸豐佑對他極為信任，封他為國師，又以族女越吳公主嫁給他。從此，阿吒力在南詔王族護持下，大修佛寺，塑造佛像，吸收白族信徒，密教因此蓬勃興起，歷代為南詔大理國師。元代以后，大理結束獨立狀態，阿吒力在白族上層的影響力受到削弱，但往后的四百多年，其在白族農村依然盛行。到清康熙時，阿吒力的勢力更進一步被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內地佛教的禪宗，阿吒力則被視為土教。
佛教是國教
南詔中期以后，王室、貴族都皈依佛教，并敕諭全民虔敬三寶，恭誦三皈依，家家供奉佛像，誦經念佛，每年正、五、九月持齋，禁宰牲畜。勸豐佑的母親出家，用五千兩銀鑄佛像一尊；蒙世隆的母親段氏也信佛，母子在今四川西昌創建白塔寺（原名景凈寺）。世隆因威服四方，感佛所成，于是建八百所大寺，稱為蘭若；小寺三千座，稱為伽藍，遍于云南境內，家喻戶曉，都以弘傳佛法為要務。隆舜用黃金八百兩鑄造文殊、普賢二圣像，供奉在崇圣寺；又用金鑄一百零八尊觀音像，于各里巷街頭供民眾瞻仰膜拜。
南詔后，大長和國王鄭買嗣鑄佛萬尊，為他殺絕南詔王室八百人而懺悔。大理國段思平，也藉佛教教化治理國政，為感佛恩德，歲歲建寺鑄佛。在大理建國三百多年時期，共有二十二位國主，其中有九人禪位為僧，這是中外歷史所少見的。大理國時期的佛教，不僅在民間廣為傳播，而且與政體緊密結合。大多數的官員，從相國到一般官員，是從佛教徒中選拔的，但他們也讀儒書，故稱“儒釋”。這不僅可以說明密教在大理白族中影響的深刻，也說明了密宗在大理國的政治勢力之大。大理國“用僧為相”，并從僧侶中“設科選士”，治理國家。可以說，這是一種近乎政教合一的制度。元憲宗二年（一二五二），忽必烈奉命征討大理，革囊渡江，分三路進逼大理。次年，大理亡國，但大理佛教仍昌盛不墜。
元代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二八○至一二八三），郭松年以西臺御史的身分巡行云南，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記》中談到大理佛教的狀況：“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
在明代，大理佛教繼續興盛，朝廷設有專門統理僧尼的僧綱司、僧正司，大理有“阿吒力僧綱司”。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也說：“葉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國，故自唐宋以來崇奉釋教，日甚一日。朔望則理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云：信三寶家，永為和合。”南詔、大理時期，佛教盛極一時，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清代，大理佛教逐漸衰微，但仍具有相當的規模，清初的吳偉業在詩中寫道：“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對佛教的贊頌之意，溢于言表。
此外，大理國人民在姓之下雙名并列，其中一名必取自佛名法號，這個風俗，一直到明代還流傳著，至今在偏僻農村中仍保有遺風。
三、佛教信仰對大理建筑、雕塑藝術的影響
佛像造型藝術
南詔、大理時期佛教流行，佛教造像藝術也發展蓬勃。明代楊慎編著的《南詔野史》說，南詔王勸龍晟（八○九至八一六在位）曾用黃金三千兩鑄造佛像三尊。此外，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曾發現了不少南詔、大理的金銅佛像，而且在劍川、安寧、晉寧等地，也保存了一些南詔、大理時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南詔、大理佛教造像活動長達四、五百年，依其特色，約可分為三期
南詔時期，以雄渾粗壯，寫實生動著稱，和唐朝的佛教造像關系密切。
大理國前期，秀雅細致，菩薩衣飾華麗，深受北宋美術的影響。
大理國后期，是云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造像面貌變化多端。
這些風格的形成和演化的軌跡，顯然和南詔、大理國及其鄰近地區的往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在大理地區留下的珍貴佛教造像作品中，最有名的當屬崇圣寺的“雨銅觀音”。《南詔野史》胡蔚注云，唐朝天寶年間（七四二至七五六），崇圣寺有一名僧侶勸募一尊丈六觀音像未成，夜里忽然下雨，天明之后一看，竟然是銅，即取之鑄成佛像。佛像完成后，放光三天三夜，世人稱為雨銅觀音。這尊佛像經過清代補修，于文革之后，下落不明。
塔
大理地區的古塔，在南詔中后期已經開始大規模的建造，至民國終止，在千余年中，古塔的建筑隨著朝政的變更，佛教的發展，呈現不同的造型和藝術特色。
根據各種志書及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大理地區的古塔，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建筑造型：
窣堵波式 這種古塔，最早源于印度，是佛教徒供奉佛陀舍利和遺物而建造的。它是由臺基、半球體塔身、塔剎三部分組成的實心或空心的建筑物。在云南劍川石鐘山的一號石窟“阿姎白”造像，在右邊石壁上就雕刻這樣的塔模圓形的基座、半球體的塔身及塔剎。
亭閣式塔 亭閣式塔是在窣堵波式塔的基礎上，融和我國亭閣臺榭建筑造型的發展第一步。它的基座有一至三層不等的方形臺子，有的是須彌座。在基座上造立一個方形塔身，再上為四坡式的頂層，頂上置剎。現在的大理地區，雖沒有保存這類塔的實物，但在一些雕刻圖案和出土文物中，仍可看到這種塔模的圖案，如劍川石鐘山十四號窟的左右兩側就有陰線雕刻的亭閣塔式圖案。在維修大理三塔、弘圣寺塔、下關佛圖塔等古塔時，從中就出土了不少這樣的塔模。另外，被譽為南天瑰寶的大理國畫卷上，也繪有這樣的塔形。由此可見大理地區亭閣式塔曾經風靡一時。
密檐式塔 密檐塔是在樓閣塔的基礎上，將建材由木料改為磚石材的一種造型，因檐與檐間的距離很短，故遠遠望去，檐與檐是緊密相聯的；檐與檐之間的塔身距離很近，每面塔身上的窗洞也不是很大。密檐式塔是窣堵波式塔傳入我國后，演變成中國式塔的典型范例。現今大理境內尚存的古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密檐塔。
喇嘛塔 喇嘛塔是根據喇嘛教所遵奉的經典教義而建造的佛塔造型，由窣堵波式塔發展而來。它的形狀是在方形的基座上造立塔身，塔身的樣式，下周舒張，中部束縮，上部鼓大，須彌座升高。塔剎也有變化，剎竿拔高，相輪增至十三圈，寶蓋的裝飾極其繁褥。
圓柱式塔 這是清代中晚期的建筑，屬風水塔之列。基座為方形，塔身平面呈圓形。各級塔檐收分不明顯，檐級伸出較短，每層塔檐用石料仿磚塔正反疊澀出挑。這種塔的規模不大，通常只有三、四公尺高。
大理國經幢
大理國經幢位于云南昆明古幢公園內，又稱地藏寺古幢、梵文經幢，俗稱古幢。幢高八點三公尺，由石所造，呈七層八角棱形。第一層刻有段進全所撰的漢文《佛頂尊勝寶幢記》及梵文《佛說般若般羅蜜多心經》、大日如來發愿文、發四弘誓愿文；第二層刻有四天王及梵文《陀羅尼經》；第三層以上雕刻釋迦牟尼佛、菩薩、四大天王、樓宇、飛禽等。這座石幢是大理國時期（九三八至一二五四）段氏的布燮（高級官員）袁豆光為歌頌其國鄯闡（今昆明）侯高明生前的功德而建造的。雕刻精致，線條鮮明細膩，形象維妙維肖，被譽為云南藝術的極品。
四、大理佛教的發展現況
現在大理著名的佛寺有雞足山、感通寺、觀音堂、寶象寺等，長年僧侶云集，晨鐘暮鼓，誦經之聲不絕于耳。每逢盛大佛事法會，熱鬧非凡，周圍數十百里，香客蜂涌而至，萬人空巷。總之，大理佛教的歷史已逾千年，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
近四十年來，大理地區的重要佛寺佛塔分別被列為國家級、省級、州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文物。例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大理崇圣寺三塔等，在五十年代就被列為國家級文物，并公諸于世。更于大理地區發現幾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提供了研究大理佛教的實物資料，引起世人廣泛注意。
一九五六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村法藏寺發現一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寫本佛經。這些佛經夾有大量的白族文批注，是研究佛教在白族傳播的第一手資料。近幾年來，從崇圣寺三塔、弘圣寺一塔、佛圖寺塔等古建筑中出土了大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有木質經幢、佛像、觀音像、天王像、西域比丘尼像、佛塔模、法器、經卷等。總計大理的佛教文物出土的有千余件之多，受到國家保護，現在分別陳列在昆明的云南省博物館、大理市下關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大理市中和鎮的大市博物館、崇圣寺三塔文物陳列室等。
至于大理佛教的研究“大理州南詔史研究會”，在大陸學者的倡導下，多年來進行了大理佛教與大理歷史的研究。一九九○年由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全額贊助“云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團”，進行大理地區實地調查的研究工作，并將海峽兩岸學術界的研究論著匯集出版《云南大理佛教論文集》一書，打開臺灣佛教學術界大理佛教文化實地研究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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