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主體民族是京族，又稱越人，它淵源于古代的百越人，自秦至唐，其所居住的紅河流域一直為中國屬地。漢武帝所設十三州刺史部中的交趾，就包括了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唐朝的安南都護府，治所便在河內，當時稱宋平。直迄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越南擁有自己的文字(是采用漢字的部分拼湊成方塊字)之前，越人都使用漢文。
古代越南佛教最早的輸入渠道有兩條：一條從中國經陸路進入。一條由印度經海路進入。傳播者有中國僧侶，也有南亞、西亞的移民或游 僧。大約在公元2世紀末佛教從中國和印度傳入越南北部，到4—5世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7世紀時有不少唐僧到越南，他們當中有的人與越南僧人結伴到印度求法。不過，隨著中國佛教宗派建構的相繼完成，隨著漢譯佛典的不斷輸入，中國佛教便最終成為越人宗教文化主要吸收的對象；其中禪宗和凈土宗尤受歡迎。
越南禪宗在9世紀至l3世紀期間，以三大派系影響最大，即無言通派、草堂派和竹林派。它們先后被李朝(10l0—1224年)、陳朝(1225一1405年)奉為國教。無言通派的創始人為無言通(?一826年)，為中國廣州人，以沉默寡言取法號，從學于百丈懷海禪師。唐元和十年(820年)，無言通游化至越南北寧仙游縣建初寺，傳授禪學，創立無言通禪派。他承受中國南宗禪學慧能、懷讓、道一和懷海的法統，宣傳佛性無所不在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等思想，并保持中國禪宗的面壁禪觀、現成公案和體驗方法，因而在越南又稱做觀壁派。此派深受越南丁朝(968——979年)和前黎朝(980—l009年)的重視而代代相傳不絕，至今仍是越南禪宗的主流。該派第四代匡越大師吳真流，在丁朝及前黎朝時皆為僧統。在李朝全盛時代，此派更是人才輩出。
草堂禪派的開祖是革堂善清(1057—1142年)，也是中國人，系臨濟宗黃龍門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受云門宗雪竇重顯(980—l052年)的《留竇頌古百則》(為《碧巖隸》所本)的傳授。他因在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行化被俘，身份暴露后，深受李朝圣宗厚受，拜為禪師，令住開國寺宣講《雪竇百則》，從而開創草堂一派。該派提倡禪凈一致，即實行禪宗的修禪與凈土宗的念佛相結合。
竹林禪派的始祖是陳仁宗(1279—1293年)。在早，陳太宗曾從學于中國來的天封禪師及德誠禪師。陳朝是繼李朝后建立的封建王朝。傳說陳太宗幼年時曾在一個驛亭遇到一位僧人，預言他日后必稱帝。太宗登基后，令全國在每個驛亭都塑置佛像；后又實行佛、儒、道三教考試法，以成績錄取，以備登用。陳太宗學佛而重禪，三傳而至陳仁宗。陳仁宗晚年禪位出家，自號竹林大士，參禪著述，著有《禪宗指南歌》、《御制課虛集》等，教化弟子1000余人，開竹林一派。因道場建于安子山花煙寺。也稱“竹林安子禪派”。該派承襲無言通禪派法統，其教理大體屬于中國大慧宗杲的臨濟禪法。此后陳朝歷代皇帝都奉行此派禪法，并尊陳仁宗為“竹林調御圣祖”。
17世紀末，竹林禪派中的白梅麟角和尚又在昇龍城(今越南河內)創蓮宗派，世稱竹林蓮宗派。白梅麟角吸取中國南宋茅子元倡導的白蓮宗教義，并將臨濟禪法和念阿彌陀佛結合起來，主張禪教雙運。以教為佛限。禪是佛心。認為心、眼融通方是佛教，強調念佛與坐禪相即不二，謂彌陀不離自性，凈土不外唯心，實際上是以專念阿彌陀佛為其中心。此派在越南北部農民中廣泛流傳，乃至形成為以后北越佛教的主流。
越南佛教深受中國佛教的影響，寺院和佛塔的建筑都保留著中國的色彩。越南佛教的經典也是中國的文字，僧侶和其他佛教徒一直使用中文大藏經，受戒儀式也和中國佛教相同。1858年后，法國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奮起參加了愛國抗法運動。進入近代，越南興起佛道儒三教合一運動。19世紀末，隨著天主教的傳入，又出現“四教一源說”，由此形成的高臺教成為一種揉合佛、道、儒、天主教以及民間信仰為一體的新宗教。
朝鮮民族在地理上與中華民族山水相連，古老的漢地文化曾給朝鮮半島以深刻的影響，傳統宗教觀念也極為接近，因此，當中國佛教尚在形成之際，卻已然作為強國文化的一部分而輸入到朝鮮半島了。
佛教最初傳入朝鮮，是在公元4世紀后期。時正值朝鮮半島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的時期。居于朝鮮北部的高句麗與中國北朝關系密切，受北朝佛教影響較大。處于朝鮮西南部的百濟則與中國南朝通過海路保持聯系、受南朝佛教影響較大。地處朝鮮東南部的新羅雖遲至5世紀末才從中國傳入佛教，但佛教發展卻很迅速，歷代國王建寺很多。圓光(532—630年)、慈藏(?一7世紀中葉)從中國留學回國后，積極傳布大乘佛法，并把中國先進文化介紹到國內。公元7世紀中葉，新羅在唐軍支持下統一朝鮮，此后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中國佛教各大宗派也紛至沓來，扎根朝鮮。
新羅歷代國王都崇奉佛教，造寺度僧的數量日增。在前期盛行從唐傳入的華嚴宗和法相宗，后又傳入密宗和禪宗，凈土宗也逐漸流行。華嚴宗有二派，一為元曉(617一?年)所創海東宗，一為義湘(625—702年)從智儼傳承的中國華嚴宗，稱浮石宗(因祖庭浮石寺)。元曉著《華嚴經疏》，以主張融會、“和諍”為宗旨。義湘曾入唐至終南山至相寺，從華嚴宗二祖智儼學《華嚴經》義，時與法藏同學。義湘回國后暢演華嚴經義理，著有《華嚴一乘法界圖》等，對后世影響很大，被尊為東海華嚴初祖。法藏曾托人帶自己的著作送義湘，義湘讀后，要弟子們礪志講習，并宣稱“博我者藏公，起予者爾輩”，成為中朝兩國僧人弘傳“華嚴”的佳話。
法相宗的高僧則有圓測(613—696)、道證、太賢等。圓測是玄類弟子，曾參與譯經，著有《解深密疏》等，雖死在中國，但其學說在朝鮮廣為流傳，傳其法者有道證、太賢等。道證于武周長壽二年(693年)由唐返國，闡發和宣傳唯識理論。太賢著《成唯識論學記》最為有名。
律宗為新羅僧人慈藏入唐學習律典回國后于通度寺所創。他回國時攜回大藏經一部，是為朝鮮有大藏經之始。慈藏回國后被敕為大國統，大力弘揚佛法。他還使新羅服飾改準唐儀，是新羅采用中國服制之始。
密宗分神印宗和總持宗(或稱真言宗)兩派。新羅僧人明朗于唐貞觀六年(632年)入華學習密法，三年后回國，創金光寺，為海東神印宗的開祖。此宗在密教史上屬善無畏、金剛智以前的雜密。總持宗創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無畏印訣，為善無畏一派密教。
天臺宗相傳最早為新羅僧人玄光入華從慧思學法華三昧后回國傳授，但實際創始人為義天。義天是高麗王朝文宗第四子，早年出家。習華嚴義理，后被封為佑世僧統，世稱義天僧統。宋元豐七年(1084年)，他入華求法，從天竺寺慈辯受傳天臺教觀，從杭州大中祥符寺凈源學華嚴義理，回國后弘揚天臺、華嚴的教法，于高麗肅宗二年(1096年)創立了天臺宗。
新羅的禪宗是由不同時期的僧人入唐傳回的、他們回國后各在一方傳禪說法，至新羅末形成8個支派；而進入高麗王朝(918一1392年)初，則發展成9個支派，稱“禪門九山”。其中一派傳中國北宗禪，一派傳曹洞禪、其他7派皆承馬祖道一的洪州宗。在這一基礎上，于高麗王朝時合并“九山”，產生了具有朝鮮民族特色的曹溪宗。不過，從其所奉經典、所持教義來看，仍當歸人中國禪宗門下。可謂禪宗在朝鮮的一大分支。曹溪宗因其創始人智訥(1158一1201年)修習和傳禪之地在松廣山“曹溪山修禪社”而遂有此稱；但其“曹溪山”則仿沿于中國禪宗六祖慧能所在的廣東曹溪山。智納傳法的主要依據也是《金剛經》及《六祖壇經》，并采用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和宗果《大慧語錄》的觀點，著有《修心訣》、《圓頓成佛論》、《真心直說》等，認為心是覺悟之本。求佛不假外求，內心自悟是解脫的根本途徑，主張頓悟漸修和定慧雙修。曹溪宗傳播迅速，已超過“禪門九山，”的社會影響。所以高麗末年太古普愚’(1301—1382年)和懶翁慧勤(1320—l3年)傳中國的臨濟撣也用曹溪宗的名義。
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佛教文物也陸續輸入朝鮮。例如，宋初在成都新雕大藏經完成，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就贈予高麗成宗王一部；后又時有贈送。中國北方遼道宗清寧九年(1063年)又以新印《契丹藏》椧徊吭透呃鑫淖諭酢８呃鐾醭褂—l237年以蜀版藏經為底本開始雕印大藏經，歷時16年，刻成經版8萬余塊，終成6780卷的《高麗藏》；今存韓國伽耶山海印寺。
李朝(1392—19l0年)崇儒排佛，佛教逐漸衰微。l5世紀時，朝廷將以往各宗進行合并，統編為禪宗、教宗，選擇36寺分屬二宗，各配定量僧人，給寺院土地。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統一全國后，即派侵略軍20萬從釜山登陸，陷京城(即漢城，時為朝鮮首都)，破平壤，進而窺伺中國東北領土，由此爆發了中國明朝和朝鮮兩國人民攜手抗日的壬辰衛國戰爭。在這場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中，李朝宣祖倉皇出奔義州。而禪僧清虛休靜(1520一1604年)則挺身而出，積極入世，擔任“八道十六宗都總攝”，率門徒并募僧兵5000人，與明軍一道作戰，克服京城，趕走日軍。宣祖還都后，遂賜清虛休靜為國一都大禪師，至此，佛教禪宗稍有復蘇。但是，到顯宗時(1660—1674年在位)，再次嚴厲排佛，李朝佛教從此一蹶不振。休靜亦是李朝一代大德高僧，著有《禪家龜鑒》、《三家龜鑒》等，承智訥曹溪宗和臨濟宗禪法，重心性、圓相(以圓圈表示佛性，謂不可名狀)。主張頓悟漸修與融會禪、教，修行方法是“參話頭”及“心口相應”的念佛。
中日甲午戰爭(1894一1895年)后，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殖民當局竭力把日本佛教移植于朝鮮，但都未能如愿。1908年，堅持中國移植傳統的禪、教等各寺剎代表召開了全國佛教會議，成立了朝鮮統一佛教會。l916年在全羅道還創立了具有新興宗教形式的圓佛教。20世紀50年代以后，佛教主要在韓國獲得復興與發展。截至1970年的統計，韓國佛教主要為禪宗等18個派別，信徒約占總人口的l／3。
中國佛教流傳到外國，受影響最深刻、最廣泛的首推日本。
中國成為傳播佛教的中心之時，正是印度佛教日趨衰落之際。中國四鄰諸國云集在長安來學佛法的僧徒中，有來自東瀛的留學僧。日本早期佛教文化時代，正是以他們為骨干開創的。這一時代，可分為三個不同時期：“飛鳥時代”(6世紀末一7世紀中期)、“白鳳時代”(7世紀中期一8世紀初期)以及“天平時代”(8世紀)。
佛教傳入日本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一般以日本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年)百濟的圣明王進獻佛像、經論、幡蓋和上表勸信佛法，為佛教傳日之始。另有一說是在繼體天皇16年，即中國蕭梁普通三年(522年)。據《扶桑略記》第三延歷寺《僧禪岑記》以及《元亨釋書》等記，時中國司馬達等人東渡日本，在大和坂田原(今奈良高市郡)設立草堂，崇奉佛教，其兒女出家為僧尼，是為僧侶之始。不過此時日本人視佛為“蕃神”，不曾信奉。直到552年，百濟王向日本贈送佛像和經、論，才應算做日本正式接受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傳40年后，便開始了日本“飛鳥時代”。隋大業三年(607年)，日本攝政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為使節入隋邀請中國僧人去日本講學，并派數lo名沙門來中國研習佛法。此時，以大和(今奈良)為中心的日本大和國正在從一個由許多勢力強大的部族構成的權力結構向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進化，迫切需要一種容易被社會各階層接受、超越錯綜復雜的各種社會矛盾的、起著統一思想作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工具。盡管日本很早就從百濟傳入《論語》并請來五經博士，但儒家學說畢競不像宗教那樣易于流傳，它需要統治者長期不懈地向人民灌輸，無法收立竿見影之效。但佛教卻能彌補這一缺陷，而且它那龐大精致而又圓滑機巧、可塑性極強的思想體系，更是日本樸素的神道思想所難以望項的。再者，佛教傳人中國后的數百年間，經過長期的調適、改造和發展，已經碎為融會儒、道等思想并同專制集權政治相協調的中國佛教。因此，在采納儒家學說的同時而接受與提倡中國佛教，顯然是急功近利的日本統治者力圖迅速實現中央集權統治的一條思想捷徑。圣德太子最早認識到這點，所以大力推行之。他頒布的《十七條憲法》的第二條規定，便是要求全體臣民“篤敬三寶”，即皈依佛法僧。從此，日本來中國學習的僧侶不斷，全面地吸收了中國的佛教。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便發生了“大化革新”(645—650年)。從這一時期開始到7l0年定都奈良(平城)，為白鳳時代。這一時代前期所進行的“大化革新”，全面模仿唐代文物制度，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完成了國家的統一。由于促進這個革新運動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為國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學僧，因而中國佛教各宗派也便得以大規模引進，并使其在東瀛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
從公元710年定都奈良至784年遷都長岡止，是日本圣武天皇統治的天平時期，所以被稱為“天平時代”；但這時又是以奈良為京城的時代，又稱“奈良時代”。這一時期，日本統治者繼續堅持吸收中國唐文化，使日本文化出現全面繁榮的盛觀，其中尤以佛教文化最為興旺。日本屢屢派出的遣唐使、留學生，其成績最大者多是僧侶，如道昭、阿倍仲麻呂等。其中道昭(629—700年)于653年入唐師事玄奘，與窺基同學；661年歸國，建撣元興寺，開創了日本法相宗。道昭之后，智通、智達亦入唐，又從玄類、窺基師徒學法相宗。不久，智鳳、智鸞、智雄等，亦依救入唐，從智周學唯識教義。以上為日本法相三傳。此后玄昉也入唐學法相18年，帶回大量藏經，被稱為法相宗的第四傳。
在日本早期的佛教中，還有一派律宗則是中國僧人建立的。這位中國僧人就是鑒真(688—763年)。他在唐天寶元年(742年)應日僧榮害、普照等邀請，在11年間曾5次啟航，都告失敗。其間又倍遭磨難，雙眼失明，但其東渡日本弘法的決心卻堅定不移，終在天寶十二年(753年)底第六次東渡，獲得成功。他在日本傳授律學，受到朝野盛大歡迎，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都從他受菩薩戒。鑒真還為沙彌證修等440余人受戒，為80余僧舍舊戒授新戒。從此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學傳承，因此鑒真被尊為日本律宗初祖。鑒真不僅向日本傳播中國佛教，而且也傳播中國先進的文學、藝術、書法、醫學和工藝等，并于759年按照中國寺廟的形式建了一座“唐昭提寺”。鑒真對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貢獻是醫藥學知識的傳授，他因此還被日本人民奉為醫藥始祖。日本豆腐業、飲食業、釀造業等也認為其行業技藝均為鑒真所授。鑒真去世前，他的弟子們采用干漆夾
這一最新技藝，為他制作了一座寫真座像，至今猶存，被日本奉為國寶。鑒真和尚后半生致力于向日本弘揚佛法、弘揚中國文化，并終老于日本，充分顯示出中國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精神以及中國文化厚德載物的精神。
除法相宗、律宗外，平安時代(奈良時代)日本還從中國引進并建立起三論宗、華嚴宗以及依附于律宗的俱舍宗、依附于三論宗的成實宗，統稱奈良六宗。后來遷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稱為南部六宗。這一時期的日本佛教，乃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佛教。
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遷都平安，至l192年源賴朝開創嫌倉幕府，稱為平安時代。這一時期，日本文化處在不斷變遷的運行中，文化生活的幾個組成部分，經過相互融合，以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面貌出現。日本學者把這一時期稱為“與輸入的中國文化同化或把輸入的中國文化日本化的時代”。唐貞元二十年(804年)最澄與空海奉敕隨遣唐使藤原葛野到中國求法，帶回了密教高度嚴格的崇拜儀典。以后，最澄在比睿山創立日本天臺宗，成為臺密的創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創立日本真言宗。這在日本佛教史上稱為“平安二宗”。從平安時代起佛教在日本逐漸浸染上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如“神佛習合”思想的出現)，開始進入所謂的“日本佛教”的發生、發展階段。但是總括起來看，其仍可劃入“中國佛教”的大范疇之內，或者仍可說是中國佛教在東瀛的一個分支。因為它無論從內容到形式，從理論到實踐，從所奉經典到修持方式，仍與中國佛教母體鼻息相通，魂魄相依。比如平安時代的日本佛教也像盛唐的中國佛教一樣，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形成所謂“山岳佛教”。
又比如中國禪宗、凈土宗普遍流行于士大夫階層與下層民眾中，在日本亦依然如此，且又都是從中國本土移植過來。日本禪宗最早由道昭、道窖、義空等傳入，不過并未獨立成為宗派。直至后睿山的覺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到中國，從杭州靈隱寺佛海禪師慧遠受臨濟宗楊歧派法脈，四年后回國，這才開始了日本臨濟禪。而日本臨濟的正式創始人則是榮西。然而榮西也是在乾道四年(1168年)和淳熙十四年(1187年)兩度入華，從虛寇懷敞禪師受傳臨濟心印，修“看話禪”，回國后方正式創立臨濟宗的。榮西再傳弟子道元也曾入華參渴禪宿，師事天童山長翁如凈，修“默照禪”，爾后回國始開曹洞一宗。南宋以來，日本僧入華參禪和宋僧東渡弘揚禪學(尤其是楊岐派禪法)者絡繹不絕。鐮倉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1192一l603年)的日本禪宗有24個流派，其中3派屬于曹洞宗，另外2l派則屬于以恬淡和刻苦為宗風的臨濟宗楊吱派系統。而曹洞宗的信徒多為地方農民，臨濟宗信徒則多為將軍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臨濟宗將軍”的俗諺。
中國禪僧大多諳熟詩文書畫，而在都五山和的日本臨濟宗14派，則除了模仿中國宋代禪宗五山十剎制度外，又都致力于詩文的研究，且習漢文，作漢詩，形成卓然挺拔的“五山文學”。而“五山文學”又直接引發了江戶漢學的勃興。中國宋代以來，禪僧往往兼通儒學。元代禪僧一山一寧開始把朱子學帶到日本。日本賡即便出現了一批兼通儒學的禪僧，而嫌倉后期至室盯(1392—1573年)后期，京都；嫌倉的撣宗五山則成為禪宗和儒家等漢籍的刊印發行所。五山禪僧的這種氣勢，令日本朝野刮目相看，以致后來遣明的正副使節，多從他們之中挑選；如了庵桂悟、策彥周良等，便是五山禪僧中的佼佼者。
日本禪宗自鐮倉時代以來，由臨濟與曹洞兩宗平分天下。進入德川時代(1603—1867年)，“居住在長崎的華僑，又先后直接開創了分紫山福濟寺(漳州寺)、東明山興福寺(南京寺)以及圣壽山祟福寺(福州奪)，形成“三唐寺”。三唐寺不僅為漢人所開創，而且連住持也都從中國請來。最初就有明僧真圓、覺海、超然、逸然等。中國南明永歷八年(1654年)，又有明僧隱元應日僧及長崎的漢僧之請，東渡日本弘法，在京都宇治建“黃檗山萬福寺”創宗，是為黃聚宗。它與臨濟宗、曹洞宗并為日本撣宗三派。隱元在中國承臨濟宗楊岐派禪風，主張“禪凈一致”，宣傳西方阿彌陀凈土信仰，日常用漢語，生活中國化，一時日本曹洞、臨濟兩宗的禪僧紛紛投入他的門下。日本黃檗宗寺廟至今仍保持中國明代禪林的風范。
日本凈土宗，也是日僧源空遠紹中國唐代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而深奉彌陀本愿理論所創立的。以后從凈土宗分出的凈土真宗，則崇奉印度的龍樹、世親以及中國的曇鸞、道綽、善導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稱“三國七祖”。不過，‘凈土真宗的戒律卻允許僧侶娶妻食肉，這應當算做最大的日本特色吧!凈土真宗創始人親蠻(源空的弟子)就提倡夫妻雙修，他本人就兩度娶妻，生了四男三女，長大后又都是男婚女嫁，且又都是僧尼，其中有的還成為日本著名高僧。凈土真宗的這種風氣，以后又影響到日本佛教的其他許多宗派。至于以創宗者日蓮名字命名的日蓮宗，雖然與中國佛教沒有宗嗣關系，但其所奉經典《妙法蓮華經》卻是一本漢譯 經典，冥冥中亦受著中國佛教的影響。
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道端良秀在他那部于1987年出版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大東出版社版)一書的前言中，曾發出如下感嘆：“拋開日中佛教的友好，便無法談起日中友好的歷史。日中友好的中心，曾是兩國佛教徒的往來。”他又說：“日中友好的一個方面；當然是儒教；但兩國的往來，無論如何不能不首先舉出日中佛教徒來。從奈良時代以來的入唐憎、入宋僧、入元僧，回想到以鑒真為首的許多到日本來的中國僧人時，可以說，日本文化的確是由中日佛教徒之手創造的。”道端良秀的話道出了日本佛教乃至于日本文化之所以產生與形成的真話。可以說，佛教雖發源于印度，但是東傳到日本的，卻實在是完全中國化了的宗教——中國佛教。我們只須看看古代日本佛徒所奉經典語錄是用漢文，偈贊詩文乃讀華音，而附麗于佛寺的建筑、工藝、繪畫、音樂、醫藥等，也都是中國化的產物……便足以明了道端良秀所言不差了。
此外，另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是：佛教雖發跡于印度，可是在直迄當代以前的l000多年間卻長時期地發展興隆于它的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在入唐以后的1000多年里，一直屬于大乘佛教徒眾望所歸的領袖國和光大國。大乘佛教在近代又從中國、日本等反芻入印度，以至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印度僧人磨唐波羅專程前來中國，同楊仁山居士共商在印度復興佛教事宜。現在印度的重要佛教圣地都建有中國佛寺，它們是：鹿野苑的中華佛寺，菩提伽耶的中華大覺寺，那爛陀的中華佛寺、玄獎紀念堂，拘尸舍那的雙林寺，王舍城的華光寺以及加爾各答的中華佛寺和玄類寺等。這些佛寺大多由佛教徒捐施或化緣而修建，由中國僧尼在此駐錫管理。他們懷著虔誠的宗教熱情，幾十年如一日地傳播中國佛教和中國文化，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新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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