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域傳播之時，又由古代絲綢之路傳入中土。當時由貴霜王國通往西域到敦煌有兩條路線（亦稱官道）棗一條是：越過蔥嶺，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行進，經過莎車、于闐（今和田）、尼雅（民豐）、且末、鄯善（若羌）和樓蘭，然后過玉門關到敦煌；另一條是：越過蔥嶺，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關進，經過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蘇）、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達敦煌。還有一條小道，由克什米爾入紅其拉甫山口，經子合、皮山到于闐。這3條路線均勾通了塔里木與中亞和印度的聯系，把東方與西方連結起來。隨著佛教思想的傳入，貴霜王國的佛教藝術也進入了西域地區，在塔克拉瑪干南北兩條路線上都發現過早期佛教藝術遺存。其中，發現的迄今為止最早的遺跡是1959年在民豐縣發掘的一座公元2世紀的墓葬，出土的一件棉織布上，印有臘染的供養菩薩和殘缺的佛像；另外，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固若羌發掘了一座不晚于3世紀的佛寺遺存，其寺禮拜道外壁面的壁畫一派中亞風格，內容主要表現了釋迦說法和佛傳及本生。可見，當時佛教在西域已相當流行。
據史料記載，佛教傳入中原的時間還要早一些。西漢末年，公元前2年（哀帝元壽元年）有“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的記錄；東漢初年，明帝（公元58~75年）夜夢神人，以為佛，遣使西行，在西域抄回佛經42章，于洛陽城西雍門首建佛寺（白馬寺），并有楚王劉英（明帝的異母弟）晚年喜黃老、學浮屠、齋戒祭祀，奉獻黃縑白紈，“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棗男居士）、桑門（沙門）之盛饌”等事。可見佛教在西漢末已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東漢初已有初步的流行，并且有少數居士、沙門存在了。
公元70年，楚王劉英以結交方士、造作圖讖，被控告以密謀造反罪。這時候的佛教徒一般被人們視做方士一類，佛經也被當成讖緯來看待，這不僅反映了西域佛教的重要表征，也說明朝野人士對巫術化的佛教的一種認識。佛教之所以能站住腳，與兩漢之際被稱為道術的黃老之學和神仙方術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推崇有很大關系，據《后漢書》記載：“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后王莽用符命，及光武尤倍讖言，士之赴趨時宣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也。”在這種背景下，雖然某些僧協和反對“誦咒行術”、“半自然火”等異道行為，但仍不能制止這種趨向的發展。早期來華的知名僧侶，如安世高、支婁迦讖、佛圖澄、曇無讖等，都同時以巫術見長。應該說，佛教的巫術化是佛教向大乖過渡的重要階段，由此大乖佛教向多神主義發展。
佛教初來漢地，開始只是在上層社會的王室皇族、貴族地主中有些影響。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來華的僧侶和商人們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許漢人出家為僧。至終漢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了股強大的社會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至于三國，研究般若學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對《般若》的講習在魏、吳兩國都有相當的開展。但是，魏自曹操開始，將民間的鬼神祭祀作為“淫祀”加以禁止，并嚴格限制大規模的宗教活動，故魏境的佛教重視對戒律的譯介，反映出相當數量出家的僧侶對內部紀委整頓和規范的需要，這都是與曹魏對宗教禁約有關系的。與之相對，孫權的東吳集團對佛教卻采取了寬容與優待的政策，使佛教在江南一下子有了較大的發展，與以洛陽為中心的北方形成分庭抗禮之勢。支持佛教是東吳王室的一個基本態度，并由此作為開端，成為六朝王室對待佛教的基調。
公元280年，三國歸晉。公元290年，晉武帝死，西晉皇室宗親間爆發“八王之亂”，北方少數民族勢力乖隙逐鹿中原，北部中國陷入了嚴重的分裂與混亂之中。此時，佛教卻在后趙、前秦、后秦、北涼等大國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后趙帝羯人石勒（公元274~333年），提倡經學，起用士族，以漢文化教化各族民眾；同時推崇神僧佛圖澄，與狂乞者麻{礻需}、禪者單道開等，共以神異惑眾，大興佛教。氏族的前秦帝苻堅（公元338~385年），攻破襄陽后，以“賢哲者國之大寶”，俘名僧道安回長安，集“僧眾數千，大弘法化”。后秦姚興（公元366~416年）擊敗后涼，迎鳩摩羅什入長安，集沙門5000，開十六國中文化最繁榮的朝代。匈奴酋長沮渠蒙遜（公元368~433年），稱王北涼，暢通了與西域諸國的往來，他大力興造佛像，又請來曇無讖譯經，促進了佛教的普及，影響遠及長安、建業，使姑臧成為西域佛學的重鎮。
西晉之后，東晉偏安江南。流行于魏吳西晉的佛教般若學，滲透到上流士大夫階層，涌現出的名僧和議論佛理的名士越來越多。這時玄學的理論重心，已轉向佛教的義學方面。名士奉佛，有兩種思想傾向，一種是繼承玄學中放浪形骸不拘禮法的傳統，同《般若》《維摩》的大乖空宗接近；另一種是趨向于佛教有宗，試圖調合佛教同儒家的正統觀念，注重因果報應和佛性法身等說法。佛教在江南社會迅速擴展的原因，還有賴于帝王貴族濃厚的崇佛之風。東晉諸帝，無一不信奉佛教，結交僧尼，他們予沙門以特殊的禮遇，更有甚者可以出入宮廷，干預政事。考武帝時的尼姑妙音，可謂顯赫一時，公卿百官競相巴結，她在當時“供親無窮，富傾都邑”，“權傾一朝，威行內外”，從而浮現出一種扭曲的社會現象。士大夫們也不甘落后，他們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卻并不接濟親友貧困。皇室貴族大興土木，競相修建寺廟，成為東晉王朝奉佛的一個特點，據唐法琳《辨正論》載，東晉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這說明，一個前所未有的階層即僧侶階層在社會中形成了，佛教在漢地站穩了腳跟。
佛教在東晉十六國的普及與發展中，成為爭取各民族共同支持的一種信仰，從而增進了南北各族人民的了解與溝通，這在當時分裂的時局下，對于模糊胡漢各族的民族界限，維系一種共同的心理認同是十分有意義的。同時，佛教對在一定限度內阻止殺伐和穩定社會起到了作用。石勒、石虎在歷史上以暴虐殘忍著稱，面對這樣的暴君，佛圖澄力勸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嚇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佑”。《僧傳》說石勒聽了佛圖澄的勸諫之后，“凡應被誅余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道安（公元312~385年）受東晉之邀至襄陽，一居就是15年，時襄陽為東晉抗胡的前沿陣地，道安久居此地，實有安撫軍士，穩定民心的用意。公元378年，苻堅圍攻襄陽，道安分散徒眾，自己卻與守將朱序共守城池，次年2月，城破被俘。苻堅視道安為“神器”，安置他在長安五重寺，予以優渥，道安成為北方學界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道安仍然勸說苻堅不要過江攻晉，雖未成功，卻表達了他對漢民族正統的東晉政權的熱愛。
魏晉天下多故，士大夫崇尚玄學，鼓吹“以無為本”，“以寡治眾”。然而，玄學多務清談，不涉世務，雖風靡一時，卻始終在名士豪族之中轉圈子，未能深入和影響到社會下層，所以，到東晉以后，玄學思潮就告終結了。但是，玄學本身的精致思辨與魏晉名士善結佛師和崇尚玄談之風給佛教般若學的駐足和發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玄學關心的是名教與自然，佛教關心的是世間與出世間，這兩大問題都能夠歸結到本末、有無這一對總范疇之下。佛教是出世的哲學，但它這時卻是以出世的姿態關心著世間，試圖協助王化，盡力治道，因此，玄佛兩家的“所以跡”是一致的。道安把般若的“空”理解為本體、無，否認現象的真實性，只承認本體的空寂；道安的弟子慧遠（公元334~416年）繼承師說，以本無為法性，也就是以般若性空為實體。師生二人的觀點與王弼的“以無為本”的說法基本一致，被稱為“本無宗”。當時對般若學理解和闡發的不同派別，統稱為“六家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釋雖各有差異，但總的來說，都是對玄學化的《般若經》中的所謂的“空”的意義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現，標志著佛教經論的解釋權轉移到中國知識僧侶手中，佛教在漢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論上的入口與依據，遂成為中國上層建筑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佛教起源于印度，在兩漢之際輸入我國中原，先是依附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道術，后與魏晉玄學合流，開始了中國化的歷程，并由此走向了南北朝時的獨立發展道路和隋唐時的鼎盛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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