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Chinese Buddhism) 公歷紀元前后，佛教開始由印度傳人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于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云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地佛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并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歷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中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后，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傳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印度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人。經典的傳人，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歷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人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歷紀元前后，佛教開始傳人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時期 承漢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并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于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制，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郁枷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乘經律，共88部，l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并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歷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云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為紀念母后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屁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朝時，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詔在五岳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復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3）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明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并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1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剎，并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設宮寺，祈愿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云寺。終唐之世，佛教僧入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后，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 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筑、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獎、義凈)不辭艱辛去印度游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士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 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筑4萬余所，沒收寺產，并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臺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凈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后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云門和法眼五派； 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之后，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榮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繼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張從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鏤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l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云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凈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臺、華嚴)禪一致”、“凈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l101-l125)， 由于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發展，除禪、凈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凈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宋以后禪教僧人又多歸宿凈士，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甚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它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以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眾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國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丈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歷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請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呈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鬧、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人，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 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 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證的印度在華僧入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余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為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于東漢桓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讖。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為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讖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元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股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 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為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屘岢齙摹暗孟笤諭浴薄ⅰ暗靡庠諭蟆鋇男夂桶閎衾礪塾忻芮械牧怠r
三國吳支謙于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鎧于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于大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凈士等大乘經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鳩摩羅什至長安，以后十余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曇無讖于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諦于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竟相研習，形成天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人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三藏漢譯多屆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余卷，則多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為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為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歷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趙城藏》共6004卷；元《普寧藏》共6004卷；明《萬歷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余卷，集漢譯佛典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眾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也具有自己的特點：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釋”為姓；2、憎徒必須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后來禪宗提倡農、禪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4、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愿行堅固，以后逐漸變為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于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為這種習慣“并非佛教原有的儀制，因有損身體健康，今后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禪宗盛行后，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禪、普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佛事活動與節日 主要有懺法、盂蘭盆會等。懺法原為佛教懺悔罪愆的儀則和作法，起于晉代道安和慧運，歷代相沿。孟蘭盆會盛行于唐代，為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舉行供佛及憎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后又有水陸法會和輸伽焰口，用以為眾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制，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歷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歷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歷二月十五日)皆為佛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為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文化 佛教自傳人漢地以來，即與中士傳統文化相結合，并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面，歷代著名畫家大都精于畫。如三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愷之和衛協并稱為漢地最初三大佛畫家。梁張僧繇于天監中為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質世稱為“曹農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為世界上現存最太的藝術寶庫。唐代盛行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臺圖畫(變相)，對后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東漢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鏤、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云岡、龍門石窟，均為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筑方面，歷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奐，為中國建筑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面，相傳陳思王曹植曾制魚山梵唄，以后龜茲等地舞樂傳人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鳩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后，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為潤文使，成為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人的醫藥、歷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超過一些促進作用。
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或稱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數)。10世紀后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于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
歷史 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余年。后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于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前弘期 開始時，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會及唐朝文成公主，并為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枷。據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成公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人。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闐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蕾，蘇德祖贊都予以收容。他還曾派人才輩出至岡底斯山迎請印度密教學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辭謝未來。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漢地取回大量經典并帶回漢僧一人。赤德祖贊死后，祟奉本教的貴族大臣掌權，發動第一次禁佛運動，驅逐漢、尼泊爾等地僧徒，拆毀寺廟。至贊普赤松德贊年長親政，才又興復佛教。赤松德贊時從印度請來寂護和蓮花生，營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請譯師翻譯經典。還曾召集佛教徒與本教徒進行辯論以滅本興佛；又舉行漢僧與印僧的辯論以統一信仰。赤松德贊后又歷牟尼贊普、賽那累赤德松贊兩代，至熱巴巾赤祖德贊在位時，請印、藏高僧審定譯名，編輯梵藏辭匯，校訂已譯經典，編定三大譯經目錄。據巡登目錄所載，在此以前譯出的小乘、大乘、顯、密的經、律、論、注共有700多種。他又規定“七戶養僧”，任命僧人缽闡布為大相，委以軍政大權。最后，反佛大臣謀殺了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瑪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內流傳。經過此次禁佛運動，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從多康地區重新傳人西藏，開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為“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為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為以密教傳承為主形成各種教派。傳譯工作至13世紀初基本結束。200多年中，不僅印度許多顯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傳法譯經，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爾學法，以后成為著名的譯師。雙方有名可考的譯師達300余入。這些譯籍以后都收入甘珠爾和丹珠爾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 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論》、《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為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 因明、聲明、醫藥、歷算、工巧等論著，為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于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一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一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產生若干教派，較大的有寧瑪派、 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扎、夏魯等派。本教雖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為佛教的一個派別。
僧伽制度 藏傳佛教奉行說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對大乘菩薩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通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舉及薩迦兩大派創宗傳法者大多有妻室， 寧瑪派因經歷禁佛而在家庭中世傳。嚴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魯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無具戒比丘。寺院組織因派別及寺院大小備不相同。格魯派后來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統政，大寺院中的僧職亦可起官職作用。西藏的大寺遠望與漢地大寺相似，其實內部如一小型城鎮，除殿堂、僧舍、靈塔、經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給自足之社會。 以格魯派拉薩三大寺為例。寺中僧眾集體構成札倉(經學院)。有一位持稱“堪布”，實即漢譯之“和尚”。堪布總理寺務，能代表寺院出席地方政府重要會議。堪布以下設有喇讓強佐一人，為堪布的總管；格貴一人，俗稱鐵棒喇嘛，維持紀律秩序，查處犯戒及各種糾紛；翁則一人領眾誦經；雄來巴一人管理僧眾學經、辯論及考試格西學位事務。以上職務由堪布自行任免。札倉下另設“康村”一層組織，按地區劃分僧眾。此一級組織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羅色林札倉即有23個康村。每一康村另設管理事務職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數個札倉又合設一最高管理機構名喇吉，采取委員制，備札倉的堪布為當然委員，從中選出年資最高者為亦巴堪布，俗稱法臺。喇吉下另設吉索二至四人為全寺大總管； 磋欽協敖兩人為全寺鐵棒喇嘛，俗稱大鐵棒喇嘛；磋欽翁則一人領全寺僧眾誦經。另各派皆有活佛轉世制度。活佛藏語稱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之分，選定條件備不相同。在格魯派中，班禪為無量光佛化身，達賴為觀音化身，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欽未古為全寺活佛，札倉朱古為每札倉內活佛。磋欽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區別，最高為甲波朱古，有在新達賴未親政前擔任攝政的資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讓(館舍)和執事人員。西藏僧人材的學制和學位在格魯派中有嚴格規定。有資格的學僧稱貝恰哇即讀書者，一般從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學位需20—25年。如能出錢免服寺中勞役，稱為群則(法行者)，學程可以縮短一半以上。在顯宗札倉學習的內容以五部大論為主，學習完畢即可申請參加辯論考取學位。學位總稱是格西，即善知識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統中格西又分四級，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賽和朵然巴(或稱日然巴)。 已得格西學位的僧人如再進密宗學院學習時則稱為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為格郭、喇嘛翁則、堪布、堪蘇、夏孜卻杰及絳孜卻杰，后二者七年一屆輪流升任甘丹墀巴，為格魯派教主，享有與達賴、班撣、薩迦法王同等尊榮，任滿后得榮譽稱號赤蘇，死后有作為活佛轉世的資格。<
佛事儀式與節日 藏傳佛教既有前弘期的傳承，又全盤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無上瑜伽部密宗，傳承干差萬別，儀軌極為繁復，學者各尊所傳，備行其是，情況遠比漢地佛教復雜。大體上，寺僧上殿誦經，高僧講經說法，舉辦大型法會等顯宗法事和漢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傳法灌頂以及修法儀式則按各派各族傳承儀軌舉行，種類極多，為漢地佛教所無。
西藏民間傳統節日充滿佛教內容或帶有佛教色彩，故與佛教本身節日無從嚴格區別。各地各派的節日活動也不一致。一般說來，紀念佛誕為藏歷四月上弦七日，和漢地相近。拉薩每年正月舉行祈愿法會長達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舉行的雪頓節，系由夏安居衍變而來。七月底舉行望果節為慶祝豐收。青海塔爾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燈節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口舉行祈愿大法會，四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四月法會紀念釋迦牟尼的誕生、成道與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舉行紀念釋迦牟尼三轉法輪大法會，九月二十日至十六日舉行紀念釋迦牟尼降凡大法會。
文化 佛教開始自漢地傳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傳入。在前弘期中，漢、印兩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響。漢、印兩地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也一并傳人，故蓮花生主持興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漢、藏三式，這種兼收并蓄，搏系眾長，取精用宏的作風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隨處可見。西藏文字雖仿梵文字母制造，但書法汲取漢字的正、行、草三體并行的方式，尤以草體迅捷酣暢，別具一格。西藏醫學以《四部續》集其大成，其中醫藥理論及醫療技術明顯地綜合會通了漢、印、藏的醫學成果，并吸收當時西域、中亞的醫術，形成獨具特色的“藏醫”；以后傳入蒙古，又發展而成“蒙醫”。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統一大業，而西藏統一的地方政權已經解體。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羅遣使入貢，宋朝以對蕃屬之禮給予厚賜。元、明、清三代藏族與內地關系更加密切，政治、經濟日益融合為一體。故此期藏傳佛教雖以全盤接受當時印度流行之無上瑜伽部密宗為主，但文化受漢文化之影響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漢地宮殿形式而又有所發展，規模宏大，氣勢雄偉，雕梁畫棟，備極精巧。如拉薩之布達拉宮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爾奪等為古代偉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為密宗注重像設，因而使藏傳佛教發展了雕塑、繪畫的技巧。藏地各種佛教造像，無論雕、鏤、塑、鑄都能注重體型比例，栩栩如生，極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倫布中大彌勒銅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宮旃檀木雕大彌勒像高18米，造型生動莊嚴，工藝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西藏各種刻版佛經，雕印工藝也很精美，尤以各種御賜及藏地金字藏經寫工之精妙，裝潢之瑰麗，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繪畫像更以布局設色見長，纖細入微，形成特殊的藝術風格。另外，藏族使用的歷法，以無上瑜伽部時輪金剛經所傳歷法為主，參用漢地傳人的歷法，從1027年(丁卯)開始，每60年為一“饒瓊”，用干支紀年與漢地農歷同。
云南地區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數民族佛教，屬巴利語系，亦即南傳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傳的小乘佛教在教義、學說上都有不同的發展而各具特色。中國漢文大藏經中關于北傳小乘的經、律、論三藏都有比較完備的譯本。高僧法顯曾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抄寫經律，但所攜回譯出的《雜阿含經》原本是否為巴利語已不可考。南朝齊永明七年(489)譯出的《善見律毗婆沙》和梁天監十四年(515)譯出的《解脫道論》則出于南傳。中國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傳同一系統。律宗解釋律義即常引《善見律毗婆沙》之說。中國出家尼眾的得戒最初也由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十余人前來傳授。故漢地戒律與南傳有很深淵源。在教義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內容。在南傳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錄各種波羅蜜行的事跡，承認佛道不與聲聞道共，為大乘理論之先河。尤其主張“心性本凈，為客塵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期禪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發現，達摩的壁觀，可能與南傳定學從地遍處入手應用地色曼茶羅有關。由此可見，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與漢傳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錯綜的關系。
南傳巴利語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約在7世紀中由緬甸傳人中國云南傣族地區。最初未立塔寺，經典亦只口耳相傳。約在11世紀前后，因戰事波及，人員逃散，佛教也隨之消失。戰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潤(今泰國清邊一帶)經緬甸景棟傳人西雙版納，并隨之傳入勐潤文書寫的佛經。這就是現在傣族地區的潤派佛教。此外，另有緬甸擺莊派佛教傳人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創制后始有刻寫貝葉經文。明隆慶三年(1569)，緬甸金蓮公主嫁與第十九代宣慰使刀應勐時，緬甸國王派僧團攜三藏典籍及佛像隨來傳教。最初在景洪地區興建大批塔寺，不久緬僧又將佛教傳至德宏、耿馬、孟連等地，爾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這些地區的傣族中。
經典內容和南傳巴利語系三藏相同，但編次稍有差別。三藏典籍有巴利語的傣語譯音本及注釋本和部分重要經典的傣語譯本，還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經典注釋外，還有天文、歷算、醫藥、歷史、詩歌、傳說及佛經故事等。
現在云南地區上座部佛教擯其名稱可分為潤、擺莊、多列、左抵四派，又可細分為八個支派。傣族男童達到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為僧，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時再還俗。個別被認為優秀的，可繼續留寺深造，并接僧階逐步升為正式僧侶。僧階大體可分帕(沙彌)、都（比丘)、掐巴(都統長老)、沙密(沙門統長老)、僧伽羅闍(僧王、僧主長老，這一僧階長期來虛職無人)、帕召祜(闡教長老)、松迪(僧正長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長老)等八級。或在帕之前增帕諾(行童)一級，在都之后增都龍(僧都)一級則為十級。 自五級以上晉升十分嚴格，最后兩級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只分別授與傣族和布朗族備一個，成為地區最高宗教領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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