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藏文史料記載，當達磨滅佛時，有三名在曲臥日（今曲水縣境）的僧人，經阿里、回鶻（當時國都在新疆東部），逃到多康地區的瑪垅（青海西寧一帶），居住下來，傳教授徒，其中最著名的門徒是穆蘇賽拔。

穆蘇賽拔系青海宗喀德康（青海循化縣境）人，原是苯教徒，后改信佛教。受沙彌戒后，先后學密法和發菩提心法，又習《中觀》、《因明》和瑜伽。年20（911），請上述三師和二漢僧與基班為其授比丘戒，被尊為喇欽·貢巴饒賽。“喇欽“意為大師，“貢巴饒賽”意為通曉佛教教理，漢文譯為“意明大師”。此后，喇欽北去甘州（甘肅張掖），跟皋絨僧格扎巴學律藏、四《阿含》及其注釋。940年左右，他受丹底（西寧塔爾寺東南、循化縣以北）“侏儒九兄弟”之請，前往丹底傳教，得到當地藏族上層的大力支持，并受到眾多施主的供養。由是喇欽便授徒傳教，廣建寺塔。據說當地藏人和上層都從他受戒，使丹底成了第一個復興佛教的中心。

原吐蕃王室永丹一支的后裔，在戰亂中，逃至山南桑耶寺附近站住腳跟。永丹的第六世孫意希堅贊，既是山南地方勢力的首領，又是桑耶寺的寺主。他虔信佛教，并想進一步使其發展，便和后藏的另一個小王，先后派出一些人到丹底，從喇欽出家，學習佛法，時間約在970年。這些學徒分別來自衛地、藏地和阿里，而以前藏的魯梅·粗赤喜饒的影響最大。約在975年陸續返回衛藏。他們帶回來的律學被稱作“前期律學”，以別于以后從阿里傳來衛藏的“上派律學”。此時意希堅贊已經去世，由額達赤巴繼位。“額達”意為領主，“赤巴”意為法臺或寺主，說明他與其父一樣，也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他和衛藏其它地方的領主一起，大力支持魯梅等人的傳教活動。據說魯梅的門徒有“四柱”、“八粱”、“三十三椽”之稱。“四柱”之一的向那囊多吉旺曲，年18（993年）隨魯梅出家，先后建造熱擦廟和杰魯來廟，后者就是著名的杰拉康寺前身（地在林周縣熱振寺附近）。其二翱絳曲瓊乃，先住葉爾巴寺，后建虛袞噶熱哇等十余座寺廟。之三蘭耶歇喜饒，住杰薩爾岡。四是主梅粗赤瓊乃，和其他七人共建的塘波且寺（在山南乃東縣昌珠寺以東），從11到13世紀的幾百年間，以多出講經法師而著名，魯梅本人也曾住過此寺。主梅死后，主持該寺的是他的弟子枯敦·尊追雍仲（1011—1075），后來又拜阿底峽為師，也是“后弘期”佛教史上著名人物。

從魯梅等人開始，衛藏地區的佛教很快恢復和發展起來，其規模與盛況甚至超過了“前弘期”，史稱“下路弘法”。

二、佛教由阿里傳回衛藏

原吐蕃王室的另一支后裔尼瑪袞，于10世紀上半葉，逃往阿里的布讓（普蘭縣），成為雄踞一方的封建勢力。到他的第三代柯熱，建立起以香雄、布讓和芒域為主要領域的古格王朝。柯熱十分熱衷于發展佛教，他在佛像前出家，取法名意希沃（意譯智光），并把王位讓給他的弟弟松額，實權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這顯然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教合一”，只不過王權更直接地受教權左右，佛教也更易于推廣。當時阿里和衛藏的一些教門，打著密教的旗號，把蹂躪婦女當作成佛法門，以砍殺人頭為超度手段，修習所謂“煉尸成金”等法術，引起意希沃的不安。為了弄清這種密宗是否是佛教的真正法門，他從屬民中選派了21名青少年到迦濕彌羅留學。當時這里的佛教依舊興盛，有很多佛教宗派流行，包括密教在內。但最后只有仁欽桑布和瑪·雷必喜饒回到阿里，其余都病死在克什米爾。

仁欽桑布（958—1055），13歲時跟耶歇桑波出家，先后三次留學迦濕彌羅，曾跟75位顯密大師學法，回來時 又請了許多印度僧人到阿里，協同他翻譯佛經。顯教方面，他譯經17部，論33部；密教方面，譯介了108部怛特羅（密宗經咒）。一般認為，從仁欽桑布開始，西藏佛教才把密宗提到佛家理論的高度，因此稱他和以后所譯的密籍為“新密咒”，而把他以前，包括吐蕃時代所譯密籍稱為“舊密咒”。他還根據新的梵本改訂了一些舊譯本。“后弘期”的密宗比較興盛，和仁欽桑布大量譯介密宗經典有密切關系，因此尊稱他為“洛欽”（意為大譯師）。瑪·雷必喜饒回來后，也從事佛典翻譯，尤其是譯介《量釋論頌》、《量釋論第一品法稱自釋》等因明著作，并授徒研習。人稱“洛瓊”（意為小譯師），所傳因明，史稱“舊因明”。仁欽桑布還廣建寺塔，在古格三區建了不少寺廟。傳說他在芒域降伏了苯教的地方神靈魯噶甲，反映了他同地方勢力及其苯教代表者之間也有過斗爭。他的活動受到古格王朝的有力支持，意希沃的兒子拉德為王時，尊他為“金剛阿阇黎”，并把布讓的一個“谿卡”（莊園）作為封地賜給他，還撥給一定的稅收供他使用。從此，西藏有了寺屬的“谿卡”。

為了發展佛教，意希沃在香雄仿照桑耶寺建立了托林寺，是阿里地區的著名寺院。他還請來東印度名僧達磨波羅及其三個門徒，傳授佛教戒律，藏傳佛教史稱之為“上派律學”或“上部津傳”。

意希沃控制王權的時間相當長，松額死后，拉德繼位，繼續大力推行佛教。當時阿底峽（982—1054）在印度超巖寺已經很有名氣，意希沃極想請他來藏傳教，但需要大量黃金，于是意希沃用武力到處搜刮，當他率兵到噶爾洛（處于西藏西北部的一個伊斯蘭教小國）時，戰敗被俘。噶爾洛國王向他提出：或是改信伊斯蘭教，并承認香雄從屬噶爾洛：或由古格王朝用意希沃等身重的黃金贖回；以上兩者都不從，就將他處死。意希沃的后輩，已出家為僧的絳曲沃遂四處募金，但意希沃認為與其贖自己，不如用這些黃金去迎請阿底峽來古松傳教。繹曲沃無法說服他改變主張，遂返回古格，派專人攜黃金到超巖寺去請阿底峽，意希沃則被處死。阿底峽于1040年離超巖寺，經尼泊爾，于1042年到達阿里。

意希沃復興沸教的結果，不只是維護了阿里地區的統一，而且抵御了咄咄東逼的伊斯蘭教勢力，對于捍衛整個西藏和內地，都有重大意義。

阿底峽生于982年的扎護羅國（達卡），是國王的次子，原名月藏，阿底峽意為“殊勝”，是西藏佛教徒對他的尊稱。傳說他自幼好學，對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和大小乘顯密經論，無不備習，年29受戒為僧，法名燃燈吉祥智，他的老師有印度密宗大師香蒂巴、那饒巴等，先后擔任過那爛陀寺、超巖寺等18座寺廟的住持。他的到來對正在復興的、西藏佛教走上正規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此前，再興的藏地佛教內部思想見解和修行方法極為混亂，佛教徒眾各行其是，互相輕毀，有的重顯輕密，有的重密輕顯，有的重師長傳承輕三藏教典，有的重戒律輕顯密教法，有的說修福就能解脫，有的說悟空就能成佛；尤其是對勝義空，多有誤解，“墮于邊見”，還自以為見解高深；更有打著密宗旗號，濫傳灌頂，“破壞梵行”，還說是“圓融無礙”。如此等等，異說紛壇。阿底峽在這種情況下來到阿里，受到古格王朝的隆重歡迎。

阿底峽在阿里主要從事講說經論，傳授密法灌頂，以及譯經和著述。他為絳曲沃等寫的《菩提道燈論》（或譯作《菩提道次第明燈》），就是針對上述佛教弊病而發的，他強調修持佛法要有次第，要以經典為規范。這部著作對藏地佛教影響深遠，直到15世紀的宗喀巴還吸取它的主要內容，對三士道、菩提心、真空見、福智雙修等廣為發揮，寫成《菩提道次第廣論》，直傳至今。他還特別闡揚業報因果，勸人歸依三寶，號稱“業果喇嘛”，被譽為“佛尊”。

1045年，原在西康學經的僧人仲敦杰微迥乃前來阿里，特請原擬返印的阿底峽去衛藏弘教。稍后，魯梅四柱弟子之一的向那囊多吉旺曲等又共議派出代表去迎請阿底峽，終于自布讓抵達衛藏。

阿底峽在衛藏傳教9年（1045—1054），先后到過桑耶、拉薩、葉巴、盆域、聶塘等地。從他學法的人很多，枯敦·尊追雍仲、俄·雷必喜饒和仲敦巴等，都很著名。仲敦巴隨阿底峽時間最長，所學教法最多，是阿底峽最好的繼承者。1054年，阿底峽卒于聶塘。次年，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1056年，他的弟子們在聶塘為他修建了古朋寺和卓瑪拉康，以示紀念。1076年，古格王朝又在托林寺舉行紀念大法會，史稱“火龍年法會”（是年為藏歷火龍年），康區和衛藏地區都有佛教徒參加，實際上成了全藏佛教徒的代表會議。

阿底峽到達衛藏地區，是佛教復興勢力由阿里進入衛藏的標志，在西藏佛教史上稱為“上路弘法”。阿底峽的主要作用，是使當時混亂的佛教教理系統化，使佛徒的修持規范化。

三、其它的佛教復興活動

除上、下路弘法外，西藏還有其它一些復興佛教的活動。

公元10世紀后半期，有一個名叫彌底的印度僧人流落在后藏達納（謝通門縣），為人牧羊。后被一位譯師索南堅贊發現，請到曼垅，向他學習佛法。彌底在這里學會了藏語文，就到康區的丹垅塘地方講授《俱舍》、《四座》等顯密經論，從事翻譯，并用藏文寫了一本著名的藏文文法書《語言門論》彌底的門徒很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賽尊、噶當派創始人仲敦巴以及枯敦·尊追雍仲等。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康區也形成了一個研習佛學的中心。

原吐善王室逃亡阿里的尼瑪袞，有兄扎西孜巴，在后藏拉推（昂仁附近）自立，他的后裔逐漸強大起來。當魯梅同時代的藏僧洛敦·多吉旺秋在后藏建寺收徒時，扎西孜巴的后裔也請了洛敦的門徒到拉推建寺度僧。洛敦門徒為發展拉推佛教，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選派青年去印度留學。其中一名叫卓彌的青年，在超巖寺攻讀8年，學習戒律、般若和密法，后又到東印度學習4年，從般若因陀羅茹箕專習密法和“道果教授”。“道果教授”是藏傳佛教中一種重要密法，后來成為薩迦教派的主要教法。

卓彌回到西藏后，在拉孜、薩迦一帶建立了牛古垅寺。他又從印度請來迦耶達惹論師，5年中供奉500兩黃金，繼續從學“道果教授”。卓彌精通梵文，翻譯了《喜金剛》、《金剛幕》、《三補札》等密教經典。當時傳習密法，需要學徒提供財物“供養”，卓彌所收門徒不少，索取的黃金也多，因此有些人只好舍近求遠，直接到印度留學。卓彌的門徒中，有寧瑪派始祖素爾波且，他曾向卓彌供奉百兩黃金，學習“道果密法”；薩迦派始祖貢卻杰布、噶舉派始祖瑪爾巴，也曾向他學習梵文和佛法。

總之，從公元9世紀中到10世紀后半期，西藏社會經過百余年的混戰局面，逐漸穩定下來，佛教在康區、衛藏和阿里都得到復興和發展，盡管在政治上仍然是分散割據。到阿底峽進藏時，僧人已達到數千；藏文譯經事業，尤其是在修訂舊譯和介紹晚期密教典籍方面，有了很大發展。

新興的佛教具有許多新的特點，首先，它依然受到吐蕃貴族的支持，并轉變成了抗拒伊斯蘭教東進、穩定割據形勢和推進封建化的思想支柱。其次，權勢貴族進入僧侶集團，開創了僧侶駕凌和支配世俗政權的先聲，為此后確立新的全藏性的“政教合一”體制準備了條件。第三，強化了寺院和僧侶作為社會獨立實體的地位，再次承擔起社會教育和發展文化的職能。僧侶們從事傳教弘法、誦咒防雹、念經止疫、超度亡靈、禳災修福等，都要收取大量布施，特別是教授密法，索價之高，有時令對方傾家蕩產。他們的文化水平較高，掌握醫術、歷算、歷史、哲學、文學等知識，既是吸取外來文化，創造本土文化的主體，也是教育青少年識字啟蒙、傳播文化知識的主體。在有些地方，他們出面調解頭人間的大規模械斗等，成了實際的行政長官。由這樣的僧侶把持的大寺院，形成了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多功能中心，制約著西藏社會的發展進程，影響異常深遠。最后，佛教之所以具有這樣強大的威力，與其吸取傳統苯教的內容，變更外來佛教的形式，得以深入廣大民眾，有極密切的關系。

11、12世紀，有一大批青年苯教徒轉作佛教徒，這是佛教本土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所謂藏傳佛教，主要就是對這些特點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