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產生于公元前6—5世紀的古代印度，這既有經濟與政治的背景，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關于這一時期印度的社會性質，學術界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但其經濟肯定在空前發展，則意見比較一致。由于鐵器開始普及，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勞動向深層分工，特別是恒河中下游地區，因天時地利之便，農業的發展特別顯著。人們區劃土地，建造人工灌溉設施，種植水稻、棉花、豆類等作物，品種相當繁多。手工業也很發達，出現了許多分工細致的專業，如冶金、紡織、制陶、制革、木材和象牙寶石加工等，工匠中有建筑師、石匠、制箭者、畫師、馴馬師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業往來，不僅內地的商品交換比較頻繁，對外貿易也十分活躍。陸路、水路商隊東到緬甸，西北抵波斯、阿拉伯，南到斯里蘭卡，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織物、香料、藥草和金銀加工品等；輸入的有金銀、寶石、珊瑚、金剛石等。當時的貨幣有金、銀、銅三種，除國王外，富商及行會均可鑄造。

商業和手工業的興盛，促進了城市的形成和繁榮。在吠陀時代，印度只有村落，吠陀末期出現規模略大的聚落，后來才逐步形成周圍建有圍墻的城市。在佛陀的時代，據說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即王舍、吠舍厘、舍衛、波羅奈斯、阿踰陀、瞻波、■賞彌、■叉始羅。國家以城市為中心進行統治，兼控周圍的聚落、村落等農牧業地區。王權由此而日益鞏固和擴大，國王被認為是“人中最上者”，具有很大權勢，地位空前提高，有些智者也為之傾倒，說什么“智者下劣，有權者優越”。當時北印度各國大都已演變為世襲的君主制，少數保留有傳統的貴族共和制，釋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羅衛國就是。城市也是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官商大賈正在成為社會新貴，介入社會政治生活。各種行會紛紛涌現，佛經中就有十八種行會之說。行會的首領被稱為“長者”，在社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很強的影響力。從恒河中下游的總體局勢看，國王與上層工商業者，即屬剎帝利和吠舍種姓，是社會上最活躍的等級，并占據統治地位。

社會財富的增長與各國王權的上升，促使爭霸戰爭不斷發生。僅恒河、朱木拿河流域即分布有十六個國家：鴦伽、摩揭陀、迦尸、拘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沙、拘婁、般阇羅、阿濕婆、阿般提、婆蹉、蘇羅婆、犍陀羅、劍洴沙，史稱“十六國”。最初是迦尸和拘薩羅興起；接著是摩揭陀、拘薩羅、跋耆、阿般提四國對峙；然后摩揭陀與拘薩羅爭奪；最后是摩揭陀憑借自己占有礦山、肥沃土地等經濟優勢，及強大的軍隊，擊敗拘薩羅，確立了霸權地位。

佛教開始活動的年代，正值摩揭陀與拘薩羅、跋耆等國逐鹿熾盛時節。拘薩羅位于恒河中游，建都舍衛城。傳說該國的波斯匿王（又稱勝軍王或勝光王）與佛教創始者同一時代。跋耆國位于恒河下游北部，是由8、9個部族聯合組成的貴族共和國，統治中心在吠舍厘城。摩揭陀國的首都是王舍城，從頻毗沙羅王統治開始（約公元前544—493年），國勢日強，曾武力吞并東方鄰國鴦伽。其子阿阇世王（約前493—462年）弒父登位，更積極拓展疆域，先后向拘薩羅、跋耆發動了曠日持久的戰爭。阿阇世王以后的四個國王（約前462—430年），遷都華氏城。這里水陸交通便利，對摩揭陀國以后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約公元前430年，大臣希蘇那伽利用人民起義登上王位，并征服了阿阇提國。公元前364年左右，在摩揭陀地區出現了難陀王朝。至此，恒河流域從諸國分立的局面走向了統一。以上這些國家和地區是佛教的直接發源地。

長期的兼并戰爭，使剎帝利王權得到進一步加強。但戰爭也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和人民的痛苦。很多國王十分殘暴，為所欲為。在早期佛教經典中，把“國王之難”與“盜賊之難”相提并論。不少人為躲避戰亂和殘暴統治而逃亡到山林等邊遠地區，或者出家。

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講，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相應地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進入印度西北部，逐漸與當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同化。以吠陀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亦與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婆羅門教。婆羅門教以“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為標志，主張用四種姓制度規范社會各個等級的社會職責，其中執掌宗教事務的為“婆羅門”，執掌軍政大權的為“剎帝利”，從事生產活動的是“吠舍”，為這三個等級服務的奴隸是“首陀羅”。四種姓是神造的，不可變更，婆羅門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力圖用這種說法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婆羅門的特權地位。但婆羅門教傳入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動的中心地區，則是相當晚的事，約在公元前8世紀。它的到來，給原有的社會結構以極大的沖擊。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羅門教文化及其社會模式，有的則取激烈反對態度。反對者形成強大的社會潮流，反饋到它的西北產地，引起連鎖反應；而婆羅門教仍繼續向南流傳，為一些權勢者所接受，持久不衰。

大約與此同時，婆羅門教內部發生分化。不少人對祭祀萬能表示懷疑和不滿，有人公開否認梵天（婆羅門教的創世主）的存在。一種新的思想——《奧義書》思潮在婆羅門教開始孕育成熟。《奧義書》主張世界萬物是超言絕象的精神本原“梵”的產物，以“梵我如一”為最高的人生目標。這標志著一種新的思辨哲學正在掙脫“祭祀萬能”的宗教外殼呈現出來，為當時活躍的思想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總之，由于恒河中下游地區經濟的急劇發展和列國兼并戰爭引起的社會階級結構的變比，在思想文化領域得到十分敏感的反響，加上婆羅門教文化同這個地區土著文化的交匯激蕩，以及《奧義書》哲學的興起，終于在前6世紀形成了以婆羅門教為一方，由諸沙門團體為一方的兩大思潮。其中沙門的組成比較復雜，觀點繁多，耆那教稱它共有“363見”，佛教則稱有96種“外道”或“62見”。歸納起來，除佛教之外，可分六大流派，佛教稱之為“六帥外道”。

1.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順世論”的先驅之一。順世論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流派，他們從感覺經驗出發，主張唯有地、水、火、風四種元素（“四大”）才是世界統一的物質基礎，是世界萬物存在的最終原因，從而否定梵天創世等宗教創世說。他們還主張肉體與精神的統一，就像各種有關的原料合在一起發酵造酒一樣，人的意識也是由四大和合而生；人死之后，四大分散，意識消亡，不存在永恒的靈魂；世界萬物都是自然產生，自然消亡，沒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如棘刺針無人作，孔雀等種種畫色皆無人作，自然而有，不從因生。”他們反對婆羅門教的三大綱領，說吠陀的作者是小丑、無賴，是妖魔的言論；譏笑祭祀行為，說如果蘇摩祭中的殺牲都能上天堂，那祭祀者為什么不殺死自己的父親呢？反對婆羅門至上，認為所有的人血管流出的血都是紅的，人生來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們否認有來世，否認有業報輪回、天堂地獄。他們認為唯一可信賴的是自己的認識，是感覺經驗，只有在現實世界中才能尋求與實現自己的幸福。主張樂觀主義地積極入世思想，反對苦行、禁欲和一切虛偽的道德。

2. 尼乾子·若提子，“耆那教”創始人，本名筏馱摩那，耆那教尊之為“大雄”。傳說他出生于吠舍厘王族家庭，長大后結婚生子，28歲雙親俱亡，30歲出家做沙門，專修苦行。12年后在一棵娑羅樹下悟道。此后30年內，他的足跡遍及摩揭陀、鴦伽、迦彌濕羅等地，到處傳教，創建耆那教團，72歲死在白瓦。耆那教認為世界的本原有兩個：“命”與“非命”。命的本質是一種絕對精神，一團意識，有“受物質束縛的命”和“不受物質束縛的命”兩種形態。后者是命的本原狀態，它無限清凈與圓滿，處在不生不滅的永恒妙樂之中。“受物質束縛的命”，即是在三界中輪回不已的個體靈魂，普遍存在于人、動物、植物乃至地、水、火、風等一切自然物中。命只要從被束縛的狀態中掙脫出來，回歸其清凈、圓滿的本原狀態，就是解脫。非命是世界的物質性本原，它除了物質本身（由原子構成）外，還包括物質存在的條件，如“法”（運動的條件）、“非法”（靜止的條件）、時間、空間等。有一種稱為“業”的“非命”非常細微，當命由于貪欲等原因，做出不符合耆那教道德規范的思想言行時，業就會包纏到潛藏于人體內的命中，猶如雨水通過漏房流到人的身上，所以稱為“漏”。業一旦包纏在命上，就會依據業報輪回法則，使命在三界中輪回流轉，這種作用稱為“縛”。為了超脫輪回，首要是防止業漏到命上，這就需要把命保護起來，與業隔絕，稱之為“遮”。遮的方法就是嚴守耆那教戒律，按著那教要求的生活規范行事。其中特別禁止殺生。殺生所造罪孽最大，所得罪報也最大。但要獲得真正解脫，必須設法消滅已經束縛命的業，這叫做“滅”。滅的方法是修苦行、作禪定等，苦行愈烈，解脫越速。

3.散惹夷·毗羅梨子，據說是毗羅梨部族的思想家。他認為諸如“有無它世”、“有無化生之有情”、“有無善惡業之異熟果”、“如來死后存在不存在”等一系列當時爭論中的重大問題都不可斷言，不加可否。佛教稱他為“不死矯亂論”，耆那教稱他為“懷疑論”。

4.婆浮陀·伽旃那，他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地、水、火、風、苦、樂、靈魂等七種元素，佛教稱之為“七士身”或“七爭身”。它們是永恒自存的，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創造；它們互不接觸，互不作用，互不干擾。世界萬物只是這七元素機械堆砌的產物，比如用刀劍殺人，其實刀劍只是穿過七元素的間隙而已，并不算傷害人的生命。同理，任何行為都只是通過元素間隙的運動，不會留下什么痕跡與影響，自然也不可能產生什么果報。

5.末伽黎·拘舍羅，相傳他是個奴隸的兒子，出生在牛舍中。一說他所領導的沙門團體原是耆那教的一個分支，后因壞戒被斥出。他們主張世界萬有由12種基本元素構成，即靈魂、地、水、火、風、空、得、失、苦、樂、生、死。這些元素的組合完全是機械的、偶然的；但一旦組合成功，即按照自己的必然規律運行。據此，他們認為一切都是命定的，個人意志無能為力，無所謂自作他作，無所謂努力解脫，無所謂祭祀及輪回，也無所謂行善與作惡，只要經過840萬大劫，無論智愚善惡，所有的人統統得到解脫。就好比站在高山上拋線球，待到線盡，球自然停止。該派相信冥冥中已定的命運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特別熱心于對命運及未來的占卜。

6.富蘭那·迦葉，他主張善惡沒有固定的標準，不過因社會習慣而得名。對一切宗教及社會道德都表示懷疑和否定，認為無論殺人或被人殺，吃苦或讓人吃苦，都不會產生什么因果報應，布施、祭祀統統無效，不會有福報，作惡也沒有罪過，無業報輪回，壽終人死，一切歸于無。他的觀點帶有濃厚的否定一切的傾向，佛教稱之為“無因無緣論”。

上述六師，尤其是后四師的學說，均系后人追述，而又支離破碎，時有相互混淆之處，但從總體上表現出一股強大的懷疑、批判的思潮。六師之間觀點不同，也有爭論，有責難，但都反對婆羅門教，這是其共同點。

佛教也屬沙門思潮。從思想文化的淵源關系考察，佛教的產生主要受如下一些因素的影響：

1.釋迦族部族宗教的影響。釋迦牟尼出身于釋迦族聚居的迦毗羅衛國，佛教傳說中的所謂“過去七佛”、“賢劫四佛”，可能就是該部族宗教的領袖。從佛教史上著名的提婆達多反佛事件，及其以后提婆達多教團的活動情況看，以佛立宗的不只是釋迦牟尼一個僧團，而是釋迦族的傳統信仰。

2.土著文化的影響。這兒的土著文化，與流行于西北印度并被吸收到婆羅門教中的土著文化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點。釋迦牟尼并非雅利安人，他長期活動在摩揭陀和拘薩羅等國，也不是雅利安人統治區，而是土著人的王國，終其一生，沒有到婆羅門教的根據地——西北印度去過。

3.反婆羅門教的沙門思潮的影響。釋迦牟尼成道前曾參學過其它一些沙門教團的領袖，在其后建教傳道的漫長歲月中，亦經常與其它沙門教團往復辯論。他的思想中有許多主張同六師的觀點接近或相通。

4.婆羅門教的影響。釋迦僧團是反婆羅門教的重要力量，但其對佛教的影響也不可忽略。其中業報輪回即與佛教所說十分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