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下午，韓教授、董教授和我三個人沿著山溪散步，順口說到了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因之引出了此言，這只是一個想法，沒有經過論證，可我只是一個出家人而不是學者，我若來寫文章論證這個就是不務正業了。所以，過后我把這想法與幾位進行了交流，有的說這想法有價值，如蔡老師，而有的說這想法不能令人接受，如林老師。不管怎么著，我還是把這個想法印出來，希望有人來研究一下這個課題。 
佛教傳入中國的深層內涵到底是什么？這是一個被學界、教界一直忽略的課題，按正史的說法是因為漢明帝做了一個夢，導致佛教傳入中國。其實這個夢十分的可疑，佛教傳入中國的深層內涵是值得深究的。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在爭鳴的時候，那么多的學派，它們因為爭鳴，所以呈現出來的都是積極的一面，但到了漢朝，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儒家學派失去了競爭對手，因為失去了競爭對手，儒家自身的魔性――儒家學派內部的消極因素、負面的內容――就迅速地表現了出來，沒有競爭對手就沒有活力，它就必須得尋一個對手來，這時候佛教傳入中國，我覺得佛教為什么在當時傳入中國呢？當時可不是阿育王主動積極向外推廣佛教的時代，之所以當時佛教傳入中國，其內涵應該是因為儒家魔性顯現。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馬上就出現了兩種趨勢，一種是研習儒家經學以沉冗繁瑣為時尚，另一種是董仲舒開的頭兒，他以人天感應觀念比附《春秋》，使得經學家們爭相把儒家經典《禮》、《詩》、《易》等都披上神學外衣，這就是儒家魔性。因為有這負面因素，所以需要一個對手來消解儒家的魔性，這時候佛教傳入了中國，佛教所起的其實就是消解儒家意識形態里的魔性的作用。

　　佛教傳入中國的最初年代到底是什么時候？這實際上是一個永遠也說不清的無頭公案，雖然說一九九八年我們舉行了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的紀念活動，那不過是我們宣傳佛教的一個借口而已。

　　漢武帝之后漢朝就開始走下坡路，愈演愈烈，雖然來了一下光武中興，但從總體上來說，國運不好，這種狀況越來越不可收拾，竟然一直弄到皇帝有名無實的地步，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人們強烈的震動和深刻的反省。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府……蓋祿利之路也”（《漢書》卷八十八中），也就是說，儒家已經發現是因為自己缺少竟爭對手，喪失了活力，魔性已經顯現。儒家在物色對手時，對于中國固有的其他學派心存戒蒂，因之挑選了印度的佛教（儒家以為，在自己的地盤上佛教是不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佛教最先是在上層文化圈中傳播，“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魏書·釋老志》）。儒家沒有想到，它們挑選了佛教，卻是給自己挖了一個墳墓。佛教迅速地傳播開了。
漢朝后期社會的動蕩使人們感到了切膚的苦。漢朝亂后沒有穩定多久，西晉五十二年（西晉是265年至317年），只這么短暫的統一、穩定了一下，馬上又是南北朝時代，皇帝走馬燈的換，社會更加不穩定，人們流離失所、痛苦異常，在這種背景下，佛教興盛了起來（佛教最基本的教義就是苦、集、滅、道，尤其是苦在當時確確實實人們嘗到了）。“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南朝四百八十寺”等，這就是佛教當時的狀況。這時候可以說，佛教把儒家已經擠得靠邊兒了，別說魔性顯現了，積極因素也讓他出不來。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它的重要性也是隨著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他的使命就是消解儒家意識形態里的魔性。在剛傳入中國時，佛教的正面、積極因素占主導地位，因為它要消解儒家的魔性（在同時還有魏晉玄學等來消解儒家魔性，但因魏晉玄學理論有其先天的不足，所以沒能象佛教一樣紅火）。可是，在儒家凄苦之后，佛教沒有能夠把握住度，它要鵲巢鳩占，占據儒家的地位，想一霸天下，想成為官方正統哲學。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與梁武帝蕭衍的佞佛。兩相比較，梁武帝更甚，他連“國歌”也要用佛教音樂。我們可以把竟陵王蕭子良與梁武帝蕭衍的佞佛認為是佛教向官方意識形態沖擊的嘗試，向正統哲學挑戰的標志。這里畢竟是中國，中國人怎么可能讓你印度哲學來做為中國的官方哲學呢？何況佛教在印度也不是主流哲學――印度的主流哲學是婆羅門――怎么可能讓佛教來中國稱王稱霸呢？這就出現了446年和574年的滅法事件。法難當然有其直接原因，可在佛教史書上說的什么因為道士寇謙之、張賓，其實這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層內涵應該是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狙擊。當然，北方的法難是少數民族發動的，不過當時少數民族占據中原，它們對漢文化有一種敬畏，它要討好漢文化[1]－－雖然漢文化此時已經不再顯赫，但與佛教比起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這兩次狙擊呢，因為當時漢文化在儒家沒落后還沒有過硬的東西，所以很不徹底。

　　在南北朝的混亂之后，中國迎來了隋、唐的統一。社會穩定了，漢文化就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建工作。這時實際上是三家爭鋒，在這三家之中佛教文化理論最強大，又因為南北朝時代佛教的基本原則已然被公眾接納并熔入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現實中，所以三家之中，佛教的生命力最旺盛。道教因有李姓皇帝的政權支持，所以表現得很不可一世（當然，中間也出了武曌這么一個例外，但她的當政與整個唐朝比起來時間還是短了）。儒家呢，因為曾經有過漢朝時的魔性顯現，所以人們還記著它的壞，它也就翻不了身。在南北朝時，外來的佛教曾表現出要占據官方意識形態的態勢，所以中國文化就盡力地排斥它，這種態勢，終于使佛教明白了：中國文化內部各家的爭鋒，因為人家是兄弟，打破腦袋也沒什么大不了的，當有外來的佛教參與時，中國文化就會聯合起來對付你，何況佛教還想占據主流意識形態。中國文化對付佛教的突出的表現就是在發現對付不了佛教的理論強勢攻擊時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對付佛教――在唐朝還有會昌法難、五代時有后周世宗法難[2]。其實佛教內部的清醒者早就意識到了應該與中國文化合作，比如道安大師傳中的“（逢此兇歲）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教創宗立派的大師們把佛教中國化等等等等，高層僧侶大師們如此，但因為華夏民族的犬儒心態，使得事實上總體形勢并不這樣，依然是爭鋒。

　　三家的爭鋒結果，沒有一個勝利者，是三敗俱傷，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是雙贏，它們斗到最后，物極必反，竟然熱烈地擁抱在一起，都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特性，出現了變種：華化佛教、宋明理學、全真道。三家各自標榜還是佛教、儒家、道教，實際上骨子里早已不是佛教、儒家、道教，嚴格來說其實是偽佛、偽道、偽儒，反佛、反道、反儒，它們只是還披著一層佛教、儒家、道教的華麗外衣而已。三家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

　　注：

　　[1]見俞兆宗《儒佛交鋒》

　　[2]《舊唐書·武宗本紀》有言：“……傳此異俗……區區西方之教……”這是會昌法難時武宗所下詔書中的話，這話有很明顯的排外色彩。關于這個排外，王治心先生在《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上有明確的說明。唐時反佛的代表人物是傅弈和韓愈，傅弈反佛的第一條理由是――佛法乃出西胡，不應奉之中國；韓愈反佛的第一條理由是“佛本夷狄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