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當作捨，《說文》云：“拾，釋也，從手舍聲”，《正韻》云：“棄也’；又“舍”與“施”詞義相近，”與“貪”則詞義相反。學佛者要入得其門，恐怕先要識得一個“舍”字，因為人生要制服貪、嗔、癡這三毒，非得從“舍”字入手不可。《金剛經》云：“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可見人生只有舍得干凈，才會悟得徹底，也只有悟到人生的真諦，才會“心無掛礙”，“遠離顛倒夢想”，證得“究竟涅槃”。

　　平心而論，人類的一切爭斗殺伐，又何嘗不萌發于人們的貪欲，而人的貪欲又何嘗有個止境，故爭斗殺伐亦無止境。而人生韶華易逝，昔日風華正茂的青年，今天也許是兩鬢蒼蒼的老人，下至庶民，上至帝王，誰也跳不出這個規律。可許多人并不注重自身的修養，而只是追求物欲的滿足，他們的一生又究竟得到了什么呢?記得店人柳子厚曾寫過一則題為《蝜蝂傳》的寓言，其大意為永州一帶有一種叫蝜蝂的動物，這種動物只要遇上了東西就要取來放在背上背著，乃至壓得自己喘不出氣來。有人憐憫它不勝重負，將它背上的東西取了下來，可蝜蝂卻立即將被取下來的東西又放到背上去，它就這樣，最終死于重負之下。其實，那執迷不悟的貪夫，與子厚所寫的蝜版又有何異?因此，佛陀教導我們：“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佛遺教經》）

　　基于這一點，佛陀要求我們修六波羅蜜。在六波羅蜜之中，“施”居于首位，這是針對凡夫的貧欲而定的。一個人要做到扶貧濟困，就得舍去自己手里的一些財富，而要樂于舍棄一些財富，就得明白舍財之理．《優婆塞戒經》云：“善男子，智人行施，為白他利，知財寶物是無常故，為令眾生生喜心故，為憐愍故，為壞慳故，為不求索后果報故，為欲莊嚴菩薩道故。”由此可見，要施得心安，就得舍棄人們的妄執，明白世間的財富是“無常”的，它“如夢幻泡影”，只是“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罷了。倘使人們將身內外，所有塵垢舍盡，甚至于施以無畏；而且做到“無所住行于布施”。“不住相布施”，則“福德不可思量”了。（《金剛經》）

　　我們再說持戒吧，由于人恒受貪欲的牽引，甚至為了滿足貪欲還可能干出一些不良之事，為了止惡，故爾佛法強調持戒。“愛”在十二因緣中屬于人的生命欲，即人的原始欲望，也相當于弗洛伊德所說的利必都（１ibido）。它是人類—切罪惡的原動力，也是人們難以克制的一種心理惑力，無怪乎戰國時茍子著《性惡》篇，弗洛伊德寫“心理動力說”。數千年來，許多外道的學者始終未能找到制服愛欲的辦法，只有在佛學里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決，因為，持戒可在人的行為（身與口）上止惡，而外因可以影響內因，它對于凈化人們的靈魂（意）也是大有幫助的。所以，《佛說四十二章經》說：“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舍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持戒的目的是為了“見道’，而要“見道”又必須“舍愛欲”，歸根結蒂還是在于一個“舍”字。修行中的“忍辱”是為了調服人的嗔恚的，人們由于嗔恚而往往失去理智，干出一些連自己也認為是愚蠢的事來。那么，人們的嗔忿又源于何處呢?說穿了還是與愛欲緊密相關，因為人的嗔恚所生，往往是由于有人損害了他個人的利益或人格尊嚴。而要忍辱，光靠人的理智來克制，其作用還是非常有限的，且只能抑制外部表露而不能調服其心．有的人受辱后表面上雖無慍色而心存怨恨，伺機報復，實質上仍是不能修忍辱行。要真正做到忍辱，仍然得在“舍”宇上下功夫，只有舍去我執、法執，才可能心無嗔恚，才可能真正行忍辱波羅蜜。《華嚴經》云：“復更思維，此身空寂，無我我所，無有真實，性空無二，若苦若樂，皆無所有，諸法空故。我當解了，廣為人說，令諸眾生，滅除此見．是故我今雖遭苦毒，應當忍受。”人們如果悟到了此種境界，其嗔恚心也就自然消失了。同理，我們要朝著佛陀指引的道路精進不已，如果不舍去我癡，我見，我慢。我愛，肯定是行不通的；我們要修靜慮，如果不舍去五障（煩惱障、業障，生障，法障，所知障），那將會惑亂其禪心；我們要通般若之慧，如果不舍去一切妄執，“照見五蘊皆空”，那是斷乎人不了般若之門的。

　　凡此種種，足見“舍”在學佛中的重要作用了。大凡一個學佛者，沒有不希望自己成佛的，而要成佛，如果舍不得身外的財富，舍不盡身內的妄見，那顯然是一句空話，我們只有舍棄一切包袱，才能解放自己的身心，不為法縛，不為空纏，從而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