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余年的禪宗歷史上,作為一種宗教,禪宗一直受到人們的熱切關注。不管是從它的教義思想還是到人物典籍,以及寺院禮儀,都曾經在中國宗教史和文化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下了一筆。由于禪宗在中國佛教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禪宗,實際上就是研究中國佛教后期的歷史,特別是研究唐宋以后的佛教史研究更是離不開禪宗,因此禪宗研究吸引了古代士大夫和當今國內外文人學者的濃厚興趣,成為當代中國佛教研究史上的一個特色。
中國古代有沒有禪宗的研究,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肯定的說法。學術界通常認為,我國的學術研究是在近代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下,西方學術界的治學方法和觀念傳入我國之后,才有了作為一種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在此之前,中國古代的文人雖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還談不上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這是因為:一是缺少先進的研究方法與手段,二是在觀點與視野上缺少開拓與創新,三是沒有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因此古代的大多數學術研究只是在"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的氛圍內運作,我們所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訓詁和解釋學意義的成果,而鮮有像西方學者那樣構建自己的體系,提出一套完整理論的學術著述。這種看法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只是在西方霸權語境下形成的一套現代的學術評判標準,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中國傳統治學的研究成果。
我認為,禪宗的研究古代就已有之。禪宗自創立后不久,就有人開始對禪宗進行研究與討論了。在古代僧傳里面,史家們一直在不斷地記述禪師的事跡和法語,佛教界人士和士大夫們也在不斷地鉆研禪法與公案語錄。例如,唐代的宗密大師,對禪法有深入的研究,他系統地總結了禪門各派的不同特點,判別了禪宗與教家三種情況,指出"息妄修心宗"是北漸諸師、牛頭、天臺等的方便法門,"泯絕無寄宗"是石頭、徑山諸師的特色,"直顯真妄宗"為荷澤禪法等等。這種判教,就是古代禪宗研究的一種典型的方法,屬于古代佛教傳統治學的方式之一。又如宋代雪竇重顯禪師對古來禪宗大德的公案作了頌古,繼由圓悟克勤進一步加以整理并進行評唱,最后撰成巨著《碧巖錄》,這是對古代禪師的思想和禪風做了一次深入總結,很有意義。再如宋代以后,在禪宗史上曾經掀起過有幾個道悟問題的爭論,宋代達觀曇穎首先提出歷史上有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兩人,反對《宋高僧傳》說的只有天皇道悟一人,認為這是出自藥山惟儼門下之說法。以后這個問題在教界內部一直爭論到清代才基本平息。這段爭論經過約五百年的時間,也算得上是佛教史上或中國禪學史上的一個較長爭論的范例。總之,在禪宗史上的確是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學術爭論與研究的情況,而且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是也應指出,在這些研究與爭論中,的確有著天生的缺陷,這就是參與研究和爭論的人,基本上是從各自信仰或維護自己宗派的目的出發,而不是像現在的學者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問題。正是由于這種眼界狹隘的弊端,使其研究成果不可能做到非常公正,評判歷史的事實也有出入。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所做的資料的搜集與事實的剖析,也有一定的價值。經過他們的初步努力,才使后人能夠更好地正確地加以評判并得出合理的結論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