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星云 作者： 林清玄
           
　　文　心

　　
　　四十五年前，兩位身材高大的和尚，在臺灣的鄉村與城市中布教，他們不辭辛勞，深入最偏遠的山區，只為了將佛法帶給窮鄉僻壤的村民。
　　
　　有一天，他們到南投的魚池布教，熱忱的鄉民招待他們住在靠近山邊的農家。
　　
　　以前鄉村的農家，缺乏衛生設備，為了方便，也為了儲存肥料，有的會擺一個尿桶，有的甚至在角落挖一個洞，作為存放屎尿的地方。
　　
　　兩位年輕的和尚進入屋里，立刻聞到一股尿騷味，由于他們在叢林里受過嚴格的鍛煉，在弘法中也遇過許多惡劣的環境，早就養成隨遇而安的性格，對屋內的尿桶也不以為意，就和衣躺下，準備睡覺。
　　
　　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們放松身心之后，臭味卻越來越濃，熏得實在沒辦法睡覺。
      　
　　“喂！煮云！我睡不著，你講個故事來聽聽。”一位和尚把煮云法師搖了起來。煮云向來多聞善記，又會說故事，滿腹的佛教軼事、典故趣談。
      　
　　煮云揉著惺松的睡眼說：“星云呀！你怎么這么遲還不睡覺呢？”
      　
　　“我正在奇怪，這味道那么臭，你怎么還睡得著？”星云說。
      　
　　“是很難聞，不過，你勉強睡吧！”
　　 　　　　　 　　
　　“我已經勉強了好幾次，都無法入睡，你講個故事好不好？”
　　　　　　　　　
　　“好吧！我來講玉琳國師的故事好了。”
　　 　　　　　 　　
　　煮云法師開始為星云講玉琳國師的故事，因為故事太精彩了，一開場，尿桶的臭味就隱沒消失了。就這樣，兩個人坐在魚池鄉農家的尿桶說了一夜的故事，直到天將泛白，故事才說完。
　　 　　　　　 　　
　　星云聽了非常感覺，對煮云說：“我一定不辜負你講故事的辛勞，會把玉琳國師的故事寫出來發表，與大眾共享。”
　　　　　　　　　
　　然后兩個人步出農家，相偕走向新的一天、新的弘法之路。

 

　　為佛法立心，為眾生立命

　　
　　素以文才見長的星云，不久之后伏在雷音寺的舊裁縫機上，把玉琳國師的故事增添了情節和血肉，在“人生”雜志上連載，后來還出版成書，啟發了大眾，幾十年后甚至改編成電視連續劇，轟動一時。
　　
　　聽星云大師談起《玉琳國師》的寫作因緣，仿佛隨著星云大師回到魚池鄉農戶的現場，使我十分感動。從作家的角度看來，星云大師從一個鄉村尿桶都能啟發靈感，里面有敏銳的文心，這是一個天生的作家才有的物質呀！
　　
　　過了兩年，星云大師借住在宜蘭礁溪的圓明寺，每天專注的寫《十大弟子傳》，一天至少一萬字。每天寫完一萬字，差不多是黃昏時分，他會停筆休息，沿著冬山河的河邊散步。他一面看著流動不止的河水，想到“兩次伸足入水，已非前水”，一面看著橙紅的落日，靜靜的滑落山谷，想著“生如旭日輝煌，死如夕陽安靜”，內心感到無比的優美。想到佛陀的十大弟子，他們精彩耀目的人生、幽遠深切的修行，正是佛法在人間最好的注解。
　　
　　對著長流的河水與美麗的落日，星云想著：“短暫的人生也如日升日落，只有文章才能長遠流傳，不只這個時代、這個區域的人可以感同身受，甚至千萬年后，其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章接觸到佛教的偉大思想。
　　　
　　我們隨著想像，跟隨師父回到當年的礁溪河岸，仰望夕陽，俯視河水，想到師父“為佛法立心，為眾生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心情，就能深刻體會到星云大師內蘊的不只是佛心，也是文心，是傳統知識份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士之心”。
　　
　　所以，星云大師不只是宗教家，也是文學家、文化人，如果貼近他的平生功業，文學與宗教幾乎同時萌芽，也形成兩個主軸，貫穿了他的一生。
　　
　　回憶起第一篇文章發表的情景，星云大師還覺得歷歷如在自目前。
      　
　　“我十一歲的時候，中日戰爭爆發，父親在經商的途中失蹤，我跟隨母親四處尋找，都沒有消息。十二歲的時候，我出家了，出家以后，失怙的陰影一直籠罩在我幼小的心田，蘊藏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十六歲那年，我將思念父親的心情寫成一篇作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當時教我們國文的圣璞法師閱畢，在評語欄上寫著：‘鐵石心腸，讀之也要落淚’，并且花了兩個鐘點，在課堂上念給同學們聽，大家聽了都很感動。我對老師的厚愛，也感激不盡。更沒有想到的是，過了半個月，老師神采飛揚的拿一疊報紙給我看。原來，他把這篇文章謄寫在稿紙上，親自投郵到鎮江的‘新江蘇報’，競獲連載數日。老師之所以沒有事先告訴我，是怕萬一不被錄用會傷害到我的自尊。”
　　　
　　這篇文章的刊登，使星云感動不已，也更確立了他要以文字弘揚佛法的決心。

 

　　以文字促使佛教復興

　　　
　　三０年代，白話文學興盛，誕生了一批擾秀的作家，像巴金、冰心、老舍、魯迅等，也有許多知識份子的文章帶來巨大的影響，像胡適、蔡元培、羅家倫、徐復觀等等，因此，中國興起了一股文藝復興的熱潮。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不是別的，正是書籍、報紙、雜志，星云在熱讀當代作品之后，更興起了以文學改革佛教陋習，促使佛教復興的想法。
　　　
　　在這個時期，星云與同學智勇法師創辦“怒濤”月刊，自任主編，一共出版了二十幾期；又為“徐報”主編“霞光副刊”，發表一些佛教的新思想，例如改良拜拜的習俗、擬定宗教管理辦法等等。自己還抽出時間為“鎮江報”撰寫“新聲”和“頻伽”兩個專欄，可以說把自己的才華和熱力發揮到極限。如果沒有發生戰事，星云應該會走向“文字弘法”、“佛教文學”之路。
　　
　　隨著因緣變遷到臺灣之后，一有時間，他就執筆寫作。當時佛教的文章很少，有文學性的更少，星云地在“覺生雜志”寫文章，感動了許多人。
　　
　　“有一次，我發表了一篇小說〈茶花再開的時候〉，中興大學的錢江潮教授讀了非常感動，特地與幾位同事從臺北到中壢來看我。現在交通便利，臺北到中壢不算什么，當時可說是路途遙遠；現在讀佛教文章受感動也不算什么，當時寫文章并不受重視，佛教也常被看成迷信，高級知識份子讀了佛教文章受感動是很稀有的。因此，當他們告訴我讀了那篇小說很受啟發，我的內心比他們更感動。”
　　
　　不久之后，星云又發表了一篇小說〈真正的皈依處〉，恰巧被常覺法師讀到，特地從香港買了一支派克Ｋ金剛筆送給星云，以為鼓勵，希望他寫出更多的好文章。
　　　
　　星云大師回憶說：“當時物資缺乏，派克金筆是非常寶貴的，更寶貴的是里面的隆情厚誼，我更發愿要加倍努力寫作，不要辜負大家的期望。
　　
　　幾乎在同一個時期，他被妙果老和尚派到苗栗法云寺去看守山林，在林間住了三個月，他等于是閉關獨居，每天寫作不輟，完成了《無聲息的歌唱》。這本書也感動了許多人，有些信徒一買就是一千本，挨家挨戶的送給別人，請人閱讀。
　　　　
　　這許多來自各處的感動與回響，更增強了星云的文字法緣、文學布施。一九五一年，他受東初法師的付托，主編“人生”月刊，為了弘法及閱讀的需要，他放下了對日本人的敵意，開始學習日文，一年之后，他翻譯了《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也是在這一年，他開始撰寫《釋迦牟尼佛傳》，一九五五年正式出版。
　　　
　　《釋迦牟尼佛傳》的出版，在四十五年前曾轟動一時，這本傳記的文筆優美，充滿了文學性，為當時沈悶呆板的佛教帶來新的啟迪；這本書的印刷精美，是佛教書藉第一本精裝書，而且是在書局正式出售，與一般印刷粗糙的善書不可同日而語。盡管經過這么多年，重讀《釋迦牟尼佛傳》還是令人感動。
　　 　　　　　 　　
　　星云大師說：“當時我寫到佛陀的修行堅毅卓絕，度化眾生用心良苦，往往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不能自已。常常寫到深夜時分，我走到佛陀面前頂禮膜拜，一方面希望仰賴加持的力量，能將諸佛菩薩的慈心悲愿廣為宣揚；一方面立誓效法，唯愿自己也能生生世世來此婆娑，度化眾生。”

 

　　革命家的熱情與文學家的愿力

　　
　　在這樣宏偉的愿力下，接下來的十年，星云大師把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文化的弘揚。
　　　
　　一九五七年，“覺世”旬刊創刊，任總編輯。出版《玉琳國師》。
　　
　　一九五九年，在三重設立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十大弟子傳》。
　　　
　　一九六０六，出版《八大人覺經十講》。
　　
　　一九六一年，擔任“今日佛教”發行人。領導宜蘭青年歌詠隊出版臺灣第一套教唱片六張。
　　
　　一九六二年，接辦“覺世”旬刊，任發行人。
      　
　　一九六四年，出版《海天游蹤》，編印中英對照的佛學叢書。
      　
　　一九六五年，出版《覺世論叢》。
      　
　　這些條目看來極為簡單，里面卻飽含了為法為教的心血。星云大師說：
　　 　　　　　 　　
　　“我主篇‘人生’月刊，一編就是六年，風雨無阻，又編又寫，而且準時交稿。當時交通、郵寄、電信都不發達，出刊時，我總是親自帶著稿子從中壢到臺北北投交給東初法師。有時候連飯都沒吃，到北投已餓得發昏，老法師也不會叫我吃飯，但是我不叫苦，也不叫累，只是想著；將來如果我有寺廟，一定要普門大開，不讓為佛教做事的人餓著了。我又想；只要是對佛教有益，我吃苦又算什么呢？那時我編的刊物有“人生”、“覺世”、“今日佛教”，每一種一期至少寫兩篇稿子；另外，還為四個廣播電話臺寫廣播稿，刊物都是編輯、印刷、發行一手包辦，可以說為了佛教的復興，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在早年那種保守、多烘的佛教環境，星云所散發的是革命家的熱情與文學界家的感染力，如果不是全心意的為法為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這些書藉的出版、雜志的編輯都是義務的奉獻，偶有微利，也立刻再投入弘法事業。
　　 　　　　　 　　
　　“怎么能那么長久投入文字的弘法，不厭不倦、不忮不求呢？”我問師父。
　　 　　　　　 　　
　　星云大師說：“一方面是我相信文學藝術可以美化人生，也可以美化佛教，為佛教帶來生氣，所以文學藝術能讓佛法的弘揚事半功倍，而且影響力是長遠的。一方面為什么能無私的奉獻呢？我幼年時讀玄奘大師的傳記，讀到他‘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深深受到啟發，就是言談和心思都沒有名利的念頭，行為實實在在的，一點也不浮夸，只有‘言無名利’的人，才能不顧一切的到西方取經，把一生都用在佛經的翻譯；也只有‘行絕虛浮’的人，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印度，再一步一步的走回來。當年，我正是學習玄奘的精神，一心奉獻，一直到現在，還是‘言無名利，行絕虛浮’呀！”

 

　　不會為了幾包水泥去念經

      　
　　我想，星云大師的這種性情是非常鮮明的，從青年到老年，都未改變。據說在佛光山建設過程中，有一段時間買不起水泥，正在發愁的時候，有一天，來了大一個老板的屬下，對大師說：“我們老板請你去念一堂經！”大師原想去結個緣，正沈吟時，那人指著未完工的寺院說：“如果你愿去念一堂經，這寺廟的水泥就由我們老板包了。”大師聽了大為不悅，當揚拒絕，他說：“我就是寺廟蓋不起來，也不會為了幾包水泥去念經！”
　　
　　這不只是宗教家的自律，也是知識分子的風骨呀！
　　　
　　今天，許多俗人看到佛光山派下的道場宏偉，香火鼎盛，都以為佛光山有什么管理的秘訣，或者在經營上用功，這完全是錯誤的觀點。佛光山會有今天的規模，是因為佛光山的宗風是“言無名利”，得到了信徒的敬意；佛光山所以能一切水到渠成，是因為“行絕虛浮”，得到了大家的信賴。為了啟發世人，星云大師還把佛光山“對山。”對山之后，宗風照樣弘揚，道場還日益增多，最后在陳水扁總統為大眾請命下，星云大師才再度開山。
　　
　　大師說：“佛光山是為佛教文化而存在的，不只是寺廟而已。文化是凈材，不只是一時對佛法有益，還能超越時空、千秋萬世、無遠弗屆。今天大家看到佛光山好像在文化方面做了很多，我覺得還是太少。少的原因是佛教文化的人才不夠，如果人才夠，豈只如此，不知道可以多少倍比現在更好！”
　　　
　　星云大師說的不錯，培養佛教文化人才需要很長的時間，而時間不能等待。外界不知道的是，這幾十年來常常有企業家希望出錢，請大師布施，或者做佛教文化事業，都被大師婉拒了，原因是“現在人才還不夠，時機尚未成熟”。這形成成了一種奇異的現像，企業家棒著支票上佛光山，常常被大師拒絕，他們最怕的是三個字：“我不要！”那是因緣尚未成熟，沒有人才而辦文化事業，正是浪費了金錢與美意。
　　　　
　　為了培養文化人才，星云大師辦了許多佛學院。第一個佛學院創于一九六四年的高雄壽山，稱為“壽山佛學院”。接著，他創辦了“佛光學報”和“普門”雜志。
　　
　　為了佛教文化更有深度，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團、編印出《佛光大藏經》與《佛光大辭典》。相較于歷史上各種版本內容更精確、注釋更現代、印刷更精美。
　　　
　　為使佛教文化有更廣大的影響，佛光山編輯了《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搜羅了海內外的佛教論文，日后必會成為當代佛教最重要的文獻，另外，雙月出版“普門學報”，提供給對佛教文化有研究的人，作為發表的園地。
　　
　　為了使佛教文化更大眾化，星云大師不辭辛勞，在三家電臺都闢有帶狀節目，“星云禪話”、“星云法語”、、“星云說喻”都是廣受歡迎，集結成書，也都風行一時。
　　 　　　　　 　　
　　為了使佛教文化更活潑，他創辦了每天發行的報紙“人間福報”、創辦了有線電視頻道“佛光衛視”還創辦了專門出版片有聲唱的“如是我聞”與“香海文化”。

 

　　有文心的宗教家

　　
　　談到這些佛教文化的大業，星云大師總是謙遜的說：“十方來，十方去，同結十方緣，是許多人出錢出力才能成就的事業。”但是師父的弟子都知道，如果不是他大力推動，往往難以成事。有一些師兄弟私下告訴我，他們每次去見師父，心里都是又喜悅又擔心。喜的是，總會從師父那里得到法雨甘露，終身受用不盡；擔心的是，師父經常突發奇想，然后指著你說：“這事就交給你去辦！”結果是任務不論多艱鉅，都要硬著頭皮去完成。許多看來不可成的事，都是這樣完成的。
　　
　　星云大師是文化人，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更精確的說法是“有文心的宗教家。”古代的文人以文心雕龍，大師則是以文心雕佛，雕得人間遍地是佛。
　　
　　“有文心的宗教家”能出入宗教文學，他從文心看佛經，看到了經典的美。他說：“佛經里就處處有文學的美，如《維摩詰經》，兩萬多字的文體如新詩般優美。如《華嚴經》，敘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像《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樣，重重疊疊，竟境非凡。而《大寶積經》，就像由許多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精簡扼要，特色鮮明，至于《百喻經》，就如童話寓言的故事，含意深遠，發人深省。”
　　
　　“有文心的宗教”從宗教反觀文學，認為好的文學作品，發揚了人生的真善美，正是通往靈性與宗教的階梯，宗教如果與文學結合，如同六牙香象長了金翅，非但不減捐其真理，反而使它更莊嚴，廣為傳揚。
　　
　　大師說：“從前，我把佛經比喻成文學的著作，許多教界人士不能認同，他們認為我的話褻瀆了佛法，認為文學是世俗的、佛經是超脫的，佛法不應去遷就世俗。我的看法不同，因為古代寫作、翻譯佛經的人有高超的文學造詣，佛經才更能傳諸久遠，像佛教說的如果能背誦‘四句偈’以教人，在佛法的功德勝過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是‘四句偈’？像《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六祖壇經》的‘菩提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免角’；《華嚴經》的‘愿消三障諸煩惱，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增一阿含經》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蓮華面經》的‘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及寂滅涅槃，此三是法印’；《維摩詰經》的‘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我們信手拈來，字字珠璣，情意高遠，臻于化境，優美而有力量，有著濃厚的詩意。如果不是文字這么美、這么難得，又如何能傅之久遠呢？”
　　　
　　“有文心的宗教家”知道文學與宗教是合則兩利的。他舉歷史上被認為譯經第一的鳩摩羅什說：“為什么大家會認為鳩摩羅什的譯經第一？因為他有深邃的文學造詣，他的文字非常流暢，就像行云流水，朗誦起來，音聲節秦都很優美。他的文字能自在的表情達意，不僅通曉易明，也讓人感動。鳩摩羅什的譯經不論在宗教上、文學上都有很高的價值，也帶來深遠的影響，我們現在誦讀的《彌陀經》、《金剛經》、《法華經》都是他的譯本，梁啟超和胡適之都認為這些佛經是最早的白話文學，不只影響思想與人心，也影響了文學的形式與寫作。”
      　
　　這是多么透徹澄明的見解！文心與佛心，詩心與禪心，都是心心相印的。
　　
　　早在二十五年前，星云大師就曾以“禪師與禪詩”、“文人與禪”對大眾開示，其中談到兩個值得思考的觀點；為什么禪師開悟時都會寫詩呢？為什么文人追求更高的心靈境界，最后就走入禪道，寫出有禪境的詩呢？
      　
　　大師說：“那是因為禪師認為詩是最佳的指示門徑，是用最優美的、最單純的文字，讓我們找出宇宙人生的奧妙。所以禪師都會寫詩，幾乎沒有一位開悟的禪師不會作詩句。”
　　 　　　　　 　　
　　“文人為何容易進入禪道？那是由于文對人生的體驗本來就較常人為切，對境遇的感悟較常人為深，佛法的微妙教理，對宇宙人生的闡明，正可以滿足他們追求真理的饑渴，安住他們的身心。文學本來就是發于中、形于外的性情之事，有了佛教教理作為內容，給文學活潑的生命，不致流于無病呻吟，成為遺詞造句的游戲。
　　　　　　　　　
　　在星云大師的心中，認為不只是佛道、禪思、文心，甚至人間的一切提升了境界，都可以觸及心靈深處的“真心”，只要獨及了那顆真心，照破山河萬朵，看似平淡的生活，也到處充滿禪機：一旦塵盡光生，詩也好，禪也好，文也好，佛也好，都會妙趣橫生。
　　 　　　　　 　　
　　他的文心不只展示在寫作與出版，更是展現在他的思想言談。我每次聽師父說“法”，總如高山流水，機鋒來時，有如絕壁，慈悲過處，翠若草原；智慧洶涌，高如海濤；感懷優美，寬若大河。我常覺得聽師父的說話，就像讀者精彩的文章，沒有廢詞廢句，只有深思熟慮的文心，才會有那么精巧的說話呀！
　　 　　　　　 　　
　　他的文心也展現在生活，在主要的佛光山道場，一定設有圖書館、美術管、滴水坊，圖書館中佛書豐富。美術館里佛像莊嚴，滴水坊里提供喜愛文化的人聚會，這種文化的體貼，在其他的寺廟是非常罕見的。有文心的人，才會有文化的細膩與體貼。

 

　　行銷佛法，賺進人心

　　
　　一直到現在，星云大師還是寫作不輟。“人間福報”的頭版有大師的專欄“迷悟之間”，一直廣受歡迎。師父有一次從海外回來，對我說：“這一次我在澳洲閉關十天，寫了一百多篇‘迷悟之間’，你的寫作要多加油呀！”
　　　
　　我對師父開玩笑說：“我如果能十天寫一百多篇文章，我現在就是清玄大師了，我沒有師父的功力呀！”
　　
　　確實，師父是以動作快而聞名的，他出版的著作不是“等身”，早就“逾身”，甚至是身長的好幾倍了。從前，佛教徒把修行很好、圓寂后肉身不壞的修行人稱為“等身佛”，星云大師不重視形式，更重視精神的弘揚，以大師弘揚佛法的深廣長遠，早就創造了無數的等身佛了。
　　
　　星云大師說：“文化事業是最本小利厚的，也就是放小魚釣大魚的事業。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出版一本書，讓人得到了佛法的利益，再來奉獻佛教，就會帶來無限的循環。所以佛教文化事業是‘行銷佛法，賺進人心’，給人帶來生命的價值，帶來生生世世的信心，文化的普及非常重要的。”
　　
　　“我們佛教徒常說廣結善緣，所以要去化緣。化緣化錢是最笨的，因為化錢的時會勉強別人，常給別人苦惱，有時自己沒有那大的功德，也承受不起。化緣要化心才好！化感動、化歡喜，這種化緣是無價的。文化就是在化心，感化你的心，使你有覺醒，有覺醒的人自然與佛同在，這才是文化真正的價值。
　　
　　我問師父：”還有什么寫作計劃嗎？“
　　　
　　師父微笑的看著我：“還要寫，一直寫下去！”
　　　
　　我在師父的笑意里，仿佛看到茶還在開著，心里響著無聲息的歌唱。想到師父近年來的作品《有情有義》、《往事百語》、《迷悟之間》……那不只是宗教家的悲智世界，也是文學家的感動情懷；那不只是一步一腳印的弘法之旅，也是一花一世界的文學之路。
　　　
　　捧讀師父的近作，我還依稀感覺到青年時代讀《釋迦牟尼佛傳》、《十大弟子傳》、《玉琳國師》時，內心的溫暖還在心頭流淌。在許許多多的深夜里，我曾那樣貼近大師的文心，這使我不論處在高山，或心在海底，都有著美的向往；也使我不論在掌聲響處，或孤寂之時，都向往著大師的典型。
　　 　　　　　 　　
　　典型在夙昔，但典型也在今朝！
　　　　　　　　　
　　古道照顏色，那美好生命的顏色不正在眼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