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動蕩復雜的社會環境，不僅孕育了南北方不同特色的世俗地主經濟，而且寺院地主經濟作為時代的產兒也來到了世間。因此探討它的形成和發展，對撩開這一時期地主經濟復雜性的面紗是不無裨益的。

　　一

　　寺院地主經濟的產生與佛教傳入我國有關卻并非同步。
   
　　佛教傳入我國始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7年）。東漢一代，因為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和道教的興起，剛剛傳入我國的佛教并沒有市場。曹魏以前，我國寺廟的僧人主要是來自西域的沙門，漢人出家為僧，依止寺院者極少。“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注：《高僧傳•佛圖澄傳》。）早期僧人的這種身份構成使寺院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布施。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財產在當時為寺院集體所有，主要用于維持僧眾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動費用，還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經濟。
   
　　土地的積聚和強占是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本性，也是寺院地主經濟賴以形成的基礎。
   
　　佛教寺院墾殖土地，兼射商利，從而形成經濟實體，大約始于兩晉。西晉時，已有資財頗豐的豪人皈依佛門。西晉沙門竺法乘依竺法護為沙彌，“護既道被關中，且資財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道德。偽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答。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已相許焉’”（注：《高僧傳•竺法乘傳》。）。竺法護一次能出借錢二十萬，說明他的資財已相當可觀，而甲族后來率口百余詣竺法護受戒出家，其田產也自然轉歸寺院。這表明寺院已開始擁有自己的實體經濟了。當時，寺院的經濟活動，除墾殖田圃外，還從事商業、手工業和占卜、醫病等活動，各種經濟活動的目的并非僅為解決僧侶生活必需和佛事活動的開支，而且走上了以營利為目的、聚斂寺院資產的道路了。東晉釋道恒《釋道論》說，當時的出家沙門“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或矜持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兇；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余；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注：《廣弘明集》卷六。）。這說明，至遲在東晉時期寺院地主經濟已經產生。
   
　　南北朝時，伴隨著佛教的“國教化”，寺院的營建遍及我國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數量也較以前急劇增加。據唐代僧人法琳《辯正論》所記，北魏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僅有僧尼數千人， 到北魏末年（公元528年）。佛寺已達3萬處，僧尼200多萬人；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佛寺有4萬處，僧尼300萬人。南朝，宋時有佛寺1913處，僧尼三萬六千人；齊時有佛寺2015處，僧尼3.25萬人；梁時最盛，佛寺達2846處，僧尼8.27萬人；陳時有佛寺1232處，僧尼3.2萬人。
   
　　佛教的廣泛傳播帶來了寺院經濟的急劇發展。史稱，北齊武平年間（公元570—575年），“凡厥良沃，悉為僧有”（注：卷七。）。梁武帝時，“都下佛寺五百余，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注：《南史•郭祖深傳》。）。如此雄厚的物質財富的積聚，不僅使僧侶的高下層分野更為分明，造就了以高級僧侶為主的寺院地主，而且使寺院的財產集體所有制受到了腐蝕，產生了寺院財產私人所有制。如吳郡西臺寺多富僧，其中法釋就擁資百萬（注：《宋書•王僧達傳》。）。北朝，“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注：《北史•蘇瓊傳》。）。寺院財產的不斷私有化，富有僧人的出現，標志著寺院地主經濟的最終形成。

　　二

　　寺院的財產被稱為三寶物，即僧物、法物、佛物。作為僧物的田地、宅舍、園林和金銀貨幣是構成寺院地主經濟的基礎。其來源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封建統治者的恩賜和施舍。
   
　　南北朝時，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以自己的學說來為統治階級服務，而統治者或提倡佛教，或支持道教，其目的都在于用宗教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對于寺院的恩賜，實際上是支付宗教為其統治服務的報酬。參與“恩賜”者，上自皇帝，下至世族，構成了寺院地主經濟急劇膨脹的輸血隊伍。在皇帝中，對寺院地主經濟貢獻最大的莫過于以“菩薩”自居的梁武帝。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讓公卿大臣以錢億萬奉贖。其中一次“皇帝舍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值一千九十六萬。皇太子……施贈錢絹三百四十萬，六宮所舍二百七十萬，……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隨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注：《廣弘明集》卷十九。）。據清人陳作霖編《南朝佛寺志》所載二百二十五座著名寺院中，由皇帝捐錢興建者33座，后妃公主者17座，王公者15座，官僚者30座，僧侶募捐者16座，商人者1座，官府強迫民間集資者1座，余者不詳。《歷代三寶記》說：“高齊六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十三所。”不難看出，寺院的興起，主要是統治階級大力資助的結果。而世俗地主以施舍的形式興建寺院的同時，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內部完成了對于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的瓜分。
   
　　二，寺院地主對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奪。
   
　　梁武帝曾強買王導子孫王騫田八十頃施舍給大敬愛寺（注：《南史•王騫傳》。）。如果說類似這種強賣又捐獻的現象是寺院地主依仗權勢侵吞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還帶有拐彎抹腳的味道的話，那么寺院地主公開霸占小民土地的瘋狂則不需要任何掩飾了。南北朝時代，諸如寺院“侵奪細民，廣占田宅”，“翻改契券，侵蠹貧下”（注：《魏書•釋老志》。）的記載時有所見。梁武帝曾于大同七年下詔說：“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規；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采捕及樵蘇，遂至細民措手無所。……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注：《梁書•武帝紀》。）這不僅說明寺院地主也參與了南朝廣占山澤的狂潮，而且也說明寺院地主在兼并土地的瘋狂性上絕不亞于世俗地主。
   
　　三，貧苦農民依附于沙門
   
　　南北朝時，官府賜戶寺院歷朝不斷。如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賜崇虛寺“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注：《梁書•武帝紀》。）。南齊高帝建元二年賜益州齊隆寺“百戶，用充資用”（注：《佛祖統記》卷三七。）。梁武帝向衡岳觀“賜莊田三百戶充基業”（注：《南岳總勝集•衡岳觀》。）。陳宣帝“蠲兩戶民”給天臺國清寺，“用供薪水”（注：《續高僧傳•釋智 傳》。）。這些官府賜戶的出現，不僅壯大了寺院地主經濟。而且也為大量的貧苦農民投靠寺院開了綠燈。
   
　　南北朝時代，賦稅和徭役極為繁重，但僧尼卻“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家休大小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注：《廣弘明集》卷二七。）。寺院成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那些寺院的官府賜戶所受的免稅免役優待，對一般編戶齊民更具有無限的誘惑力，于是貧苦農民紛紛“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注：《梁書•武帝紀》。），以求寺院庇護。“假慕沙門，實避調役”（注：《魏書•釋老志》。）。這樣的結果，庇護關系的建立導致了那些投靠者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而依附寺院民戶“把地產獻給教會是合算的，只要在交納相當數量的租金的情況下，能夠保留土地使用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4頁。）， 而寺院地主所得到的不僅有大量的生產勞動力，同時還有土地。寺院地主憑借著宗教這條紐帶，既聯系了封建世俗地主階級，也聯系著一般百姓，通過神權的力量來聚斂社會財富，把寺院地主經濟的雪球越滾越大。

　　三

　　佛教寺院中等級十分森嚴，是世俗等級世界的縮影。在僧侶中間有兩個極不同的階級，高級僧侶構成了貴族階層，而下級僧侶則構成了被統治階層。這兩個極不同的階層，體現了寺院經濟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對抗關系。
   
　　寺院的首腦是寺主。寺主的設置，自東晉方盛。南北朝時，各大寺院都有寺主，而且往往都是當時的著名高僧。這些高僧有的甚至兼任大統、通統等僧曹職官，有的則享有國師、國三藏的稱號。劉宋時的慧琳就曾參與朝政，被稱為“黑衣宰相”。西魏京師大中興寺釋道臻，既為中興寺主，又被“尊為魏國大僧統”（注：《續高僧傳•護法篇》。）。這說明，寺主既是寺院的把持人，又是封建政府控制寺院的工具和代理人。
   
　　寺主之下則是都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神職人員，他們都屬于寺院的上層，與寺主一起構成了寺院地主階層。寺院地主依靠他們手中的神權和雄厚的經濟勢力，身無執作之勞，卻口餐美味佳肴，“貪錢財，積聚不散，不作功德，販賣奴婢，耕田墾殖，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愍”（注：《小法滅盡經》。），養尊處優，甚至“淫秩濁亂”。寺院地主貪婪、兇殘、墮落的本性與世俗地主沒有什么兩樣。
   
　　寺院地主所驅使和奴役的是下層僧侶及依附于寺觀的人口。下層僧侶多是因避徭役和戰亂而遁入空門的貧苦農民。這些“逃役之流，仆隸之類，相與入道”（注：《廣弘明集》卷六。），“民多絕而入沙門”（注：《魏書•李孝伯傳附李 傳》。）者，充當了從事包括灑掃、耕作在內的各種雜役的勞動僧。著名的高僧法顯“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刈稻”（注：《高僧傳•法顯傳》。）。道安12歲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年”（注：《高僧傳•道安傳》。），這說明他們剛入佛門時都曾作過“驅役田舍”數年的下層僧侶。可以說，下層僧侶是寺院地主首先直接隨意驅使的一部分人口。
   
　　較早為寺院地主所奴役的依附人口是那些官府賜戶。官府賜戶在西晉時即有“給戶三百，供灑掃”（注：《金廠萃編》卷四一《宗圣觀記》引《金石刻考略》。）的記載，說明此時寺院的官府賜戶便作為寺院的雜役而出現了。北魏時，有“給戶五十，供齋祀之用”（注：《魏書•釋老志》。）的事例。南朝則有給戶“用充資用”（注：《佛祖統記》卷三七。），“充基業”（注：《南岳總勝集•衡岳觀》。），“用供薪水”（注：《續高僧傳•釋智 傳》。）的記載。可見，這時期的官府賜戶大都作為寺院的農奴而出現了。但是由于寺院地主有與封建王朝爭奪人口的一面，因而這種賜戶的數量不是很大。
   
　　寺院的大量依附人口在北朝是佛圖戶。《魏書•釋老志》說：“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佛圖戶是封建政府將罪犯和官奴給予寺院地主的仆役，是“佛寺之民”（注：《佛祖統記》卷三八。），即“寺戶”。其身份接近寺奴婢，比官府賜戶的身份要低一些。罪犯及官奴被作為寺戶，是拓跋氏政權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階段的奉佛之舉，是國家與寺院地主對于賤口階層的分割性奴役。因此，北魏佛圖戶的遍置州鎮寺院是寺觀戶階層在北朝正式形成的標志（注：張弓： 《南北朝隋唐寺觀戶階層述略》， 《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此外，僧祗戶在北魏也曾遍于州鎮。 僧祗戶是屬于割賦不割民的一部分國家賤民。這種民戶的設置是北魏政權通過賦稅分割來扶持佛教的一種措施，其性質與陳宣帝“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注：《國清百錄》卷一。）是類似的。不過，僧祗戶是北魏僧侶集團所共同占有的佃戶。他們的處境較之已入沙門的依附農民更慘。
   
　　在南朝，寺院的依附人口除下層僧尼、寺戶外，還有白徒、養女。蕭衍時梁都建康“僧尼十余萬”，“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注：《南史•郭祖深傳》。）。這里所說的“僧尼”大都是破產、竭財為僧的農民，是寺院的依附人口。而“白徒”、“養女”雖非寺院的奴婢，但同樣屬于寺觀戶階層。
   
　　不難發現，寺院內階級對立關系的層次較之世俗世界更為分明。以寺主為代表的寺院地主構成了南北朝寺院經濟的主宰，而下層僧侶、佛圖戶、白徒、養女則構成了寺院中的被統治、被剝削階級。他們之間的對抗關系，正是那個時代的地主與農民階級對立關系的一種反映，一種帶有神的光環的反映。因此，寺院地主經濟實質上是添加了神權色彩的封建地主經濟。

　　四

　　寺院地主經濟的主要剝削方式是租佃制。
   
　　佛圖戶除“供諸寺掃灑”之外，還要“歲兼營田輸粟”，因為佛圖戶來自官奴和罪配，這種寺觀戶的輸粟率絕不會太低，除其自身生活所需外，其余應全部交納寺院。同樣，白徒、養女也都是寺院的無償勞動者。他們的勞動換來了寺院財富的激增，但他們自己所得到的僅是清苦的生活。更甚者，寺院地主借助神的威力來驅役下層僧侶更帶有殘酷性。劉宋時，京師竹林寺釋慧意被愚弄，自愿燒身，“（孝武）帝亦續至，諸王后妃，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解寶，不可勝數”（注：《高僧傳•慧意傳》。）。北周時，益州沙門釋僧崖也被愚弄燒身自焚，“于時人物渲擾，施財出積”（注：《續高僧傳•釋僧崖傳》。）。這些自焚的僧人，用自己的寶貴生命換來了寺院的巨大財富，表明寺院地主為了聚斂財富，“一切宗教上的詭計都施用了”（注：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僧祗戶被榨取的也是田租。他們由軍戶等賤民轉化而來，每年需向僧曹“輸谷六十斛”，其被剝削率最低也該是“見稅十五”。這類賤民所提供的僧祗粟被封建政府以讓渡的方式變為整個僧侶集團的財產。由于他們也被套上了一條神權枷鎖，又受到了軍戶之類賤民不曾遭受過的寺院地主的剝削和壓迫，雙重的重負使他們的處境較軍戶更凄慘。
   
　　至于“假募沙門，實避調役”的農民，他們雖然放棄了土地的所有權而變為寺院的依附人口，但他們卻有土地的使用權，而且這部分農民又是名義上的僧侶，實際上的耕作者。所以他們所受的剝削與佛圖戶不同，與白徒、養女也不同，而應與世族豪強的蔭附農戶相同。由于寺院蔭附關系的建立，他們把原應繳納國家的賦稅繳納給了寺院，他們是南北朝時寺院地主的最廣泛的榨取對象。《北史•蘇瓊傳》：“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征。”其榨取對象就是這類依附農民。因此，這類寺院依附人口的被剝削率當與封建王朝的國家賦稅率一致，只是擺脫了“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注：《魏書•釋老志》。）（注：《廣弘明集》卷十。）而已。
   
　　寺院地主的另一種剝削方式是高利貸。
   
　　佛教是允許三寶物出貸取息的。《行事鈔》：“《十誦》，以佛塔的出息。佛言：聽之。”（注：《大藏經》卷四十。）甚至，佛教內律還規定了寺院高利貸的利息率。《行事鈔》：“《善生經》，贍病人不得生厭，若自無物，出求之，不得者貸三寶物，差已，十倍償之。”（注：《大藏經》卷四十。）
   
　　南北朝時，寺院的典當借貸機構主要是寺庫。寺庫本是寺院的財產保管機構，此時已超越了其原來的職掌，而變成了使財產增殖的營利機構。《太平廣記》卷165 轉引《說藪》的一則故事說：“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于荊州長沙西（寺）庫質錢。后贖苧，于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寺）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檀越乃能見還，恐古今未之有也。”此事在《南史•甄法崇傳》亦有記載。《南齊書•褚淵傳》還記載，褚淵薨，其弟“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北魏沙門統惠深也承認：“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注：《魏書•釋老志》。）這說明，當時的寺院典當借貸業已經相當繁榮，抵押品既有金銀，御賜坐褥等大宗，又有一束苧似的小宗。放款對象既有以苧質錢的平民百姓，也有豪富和達官顯貴。在北朝，僧祗粟本來是用于“至于儉歲，賑給饑民”和“山林僧尼，隨以給施”的，但寺院把其當成了牟利之本，“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征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契卷，侵蠹貧下，莫知紀極”，以至“細民嗟毒，歲月滋深”（注：《魏書•釋老志》。）。這比世俗地主盤剝尤重的寺院高利貸，對寺院地主經濟的滋長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五

　　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世俗地主以及封建政權之間有協調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決定了寺院地主經濟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南北朝時代，寺院地主經濟的發展已呈現著一種漸起大落的趨勢。
   
　　寺院地主經濟的漸起階段是封建統治階級悉力提倡和培植的時期，但也是寺院地主與世俗地主、封建統治者的矛盾逐漸壘積，并不斷趨于激化的時期。如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發展較快的時期，寺院地主經濟的崛起并取得了與世俗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并駕齊驅的地位，無疑是世俗地主大土地私有制發展的障礙。他們之間對于土地、勞動力以及其它財物的爭奪有時會達到白熱化的地步。如“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王）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法瑤，得數百萬”（注：《宋書•王僧達傳》。）。這種不協調關系的發展最終導致世俗地主參與了禁佛、滅佛的行列，使寺院地主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危機。
   
　　寺院地主經濟的大落階段是伴隨著封建統治者的滅佛而出現的，也是寺院地主經濟在漸起之中，神權與君權矛盾逐步積聚而激化的結果。為了統治人民，君權需要神權。但是，神權的發展，寺院地主經濟力量的壯大，不僅使寺院成為與封建統治者爭奪土地、勞動力、財稅收入的主要對手，而且使寺院變成了政治上具有一定的自治權的獨立王國，成為封建政權無法控制的“法外之地”。南朝梁武帝時，荀濟曾指出佛教十大罪狀，他根本沒有把寺院作為宗教組織看待，而是將其作為披著宗教外衣的封建割據勢力來抨擊的（注：卷七。）。據統計，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年間的12次農民起義中，僧侶領導的即占6次。 我國佛教史上曾有“三武之厄”，即先后由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所發起的三次大規模禁佛、滅佛運動。
   
　　北魏太武帝發動的滅佛共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其特點是巫、道、佛均禁滅，原因是其涉入劉潔、 王丕等人的反太武政變。第二次滅佛發生在太平真君七年，原因是佛教參與了蓋吳等各族人民的反魏起義，其導火線便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注：《魏書•釋老志》。）。南朝亦曾發生過僧侶起義。如蕭梁時沙門僧強起義，“眾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注：《梁書•陳慶之傳》。）。這種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政權的僧侶起義，說明寺院地主已擁有進行封建割據的實力，國家政權的正常統治秩序已受到寺院地主勢力的沖擊。因而，禁佛、滅佛，削弱寺院地主勢力也就勢在必然了。
   
　　如果說北魏太武帝滅佛出于消滅異己、打擊寺院封建割據勢力，即側重于神權與君權沖突的話，那么北周武帝滅佛則基于經濟上的沖突。對于北周武帝的毀佛目的和效果，北周和尚曇積曾在《諫周高祖沙汰僧表》中說：“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注：《廣弘明集》卷二七。）而宇文融回答毀佛的效果卻是：“自廢已來，民役稍稀，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伐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可見，北周武帝滅佛的主要原因在于寺院地主經濟的發展已經妨礙了北周的富國強兵，影響了封建國家統一的步伐。
   
　　神權和君權是封建社會的一對孿生子，宗教是不可能靠行政暴力所能摧毀、滅絕的，因而寺院地主經濟也必然會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崛起，隋唐時期佛教的興盛足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