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熱愛并熱衷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我實在不愿意聽到、更不愿意相信如今在這個世界上，朗朗白日之下，竟然會有別的國家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拿到世界上去“注冊”。

要命的是，善良的“不愿意”并不能抹去別國拿來主義在聯(lián)合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客觀事實。

前一階段因媒體確認“韓國端午祭”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功，引起國人嘩然一片：“中國端午節(jié)怎么讓韓國人搶先‘注冊’了”。“韓國人不但吃了我們的粽子，還要把中國的節(jié)日占為己有。”甚至有人無奈發(fā)出了“屈原白白投江”的聲音。不過真的讓屈原在汨羅江下有知，定然悲嘆于“枉送一條生命也”。我認為，這其實是中國文化的悲哀。誰之過？

如今，媒體又爆新聞，在韓國端午祭“申遺”成功之后，把中國古樂器“笙”作為韓國“申遺”項目。于是引起中國民樂界強烈不滿，并將舉辦大型“笙”樂會，以泄心中不適。若真韓國把笙“申遺”成功，這將又是中國文化的悲哀。再去追究誰之過？

 那么這“笙”為何物？有資料顯示：“笙：古老的中國民間樂器，屬于簧片樂器族內(nèi)的吹孔簧，是世界上現(xiàn)存大多數(shù)簧片樂器的鼻祖。笙的發(fā)音清越、高雅、音樂柔和，具有中國民間色彩，該樂器在中國分布廣泛，大致有17簧、21簧和36簧三種規(guī)格。多用于合奏以及地方戲曲伴奏。”（《新民晚報》，2007.8.14）。就是這，在中國有著2000多年歷史，且發(fā)源于中國的“笙”怎么可能成為韓國的“國粹”呢？與“端午祭”一樣，實在讓我百思不得其解，關于這“笙”，在《全唐詩》第34卷中楊師道的《詠笙》是這樣描寫的：“短長插鳳翼，洪細摹鸞音。能令楚妃嘆，復使荊王吟，切切孤竹管，來應云和琴。”而如今，楚妃荊王也將發(fā)出感嘆：“笙歸何家？”

笙歸韓國，原因是韓國吹笙之人的全民化程度和保護程度高于中國。不僅如此，風靡亞洲的電視連續(xù)劇《大長今》向觀眾展示非凡的“韓醫(yī)”，其“韓醫(yī)”的源頭便是“中醫(yī)”。但據(jù)媒體講，韓國有人也在運作“申遺”項目。

由此我在想，如果日本、韓國再把中國傳承過去的“日本茶道”和“韓國茶禮”作為“申遺”項目又該如何應對？這絕非是危言聳聽，只是個時間問題。正是我最擔心的，事情往往是你越認為不在乎或不可能的事，人家會把它當寶貝一樣慢慢來操作。過去我們始終認為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并且也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話來自我安慰，甚至有人認為我們該有氣度，中國文化可“申遺”的項目多著呢……但話要說回來，如果把中國文化都“精深”到別的國家，這豈不正好證明我們的文化唯“博大”而不“精深”嗎？而恰恰是“申遺” 的文化項目，體現(xiàn)的正是一個國家文化的 “精深”程度。如果日本和韓國真的把有著五千年的中國茶文化搬過去“申遺”，那么我們還有何臉面再言中國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何臉面來面對我們的祖先神農(nóng)氏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建設的快速發(fā)展，引起了世界的矚目，當世界驚嘆中國取得巨大的經(jīng)濟成就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卻怎么也驚嘆不起來。文化學者余秋雨對此現(xiàn)象痛心道：“這個責任不完全在于人家，而在于我們自己。”

反過來看，當我們感嘆于日本、韓國在經(jīng)濟領域的成就時，卻更感嘆于日、韓兩國在經(jīng)濟領域以外創(chuàng)造的一個奇跡——就是這樣兩個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小國家，創(chuàng)造了讓大眾非常驚訝的文化成果。尤其像“韓流”（看韓劇、哈韓星、吃韓料、開韓車）文化現(xiàn)象是一個非常需要關注的現(xiàn)象。

中國每年從日、韓兩國進口不少電視作品，我們不評論這些電視作品的質(zhì)量高低（就好比不評論中、韓從事“笙”樂的演奏者水平高低，以及中、日、韓之間茶道、茶藝、茶禮的起點高低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在文化的宣傳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結果就是，即使像中國這樣的文化大國，也能被日、韓電視劇癡迷到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工作時間；反觀中國，有哪部表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電視作品讓日、韓兩國人癡迷到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和工作時間（世界上大概只有“世界杯”和“奧運會”能享此待遇）。“日流”、“韓流”兩國文化可以在中國媒體版面上大放異彩，中國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只能在媒體的平面上作為插空式“補丁”。

面對這樣的一種情形，給我們帶來太多太多的思考。中國是世界茶文化的源頭，但“日本茶道”和“韓國茶禮”卻已影響到全世界，就連前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位時曾邀“日本茶道”宗師千玄室作客聯(lián)合國總部，給聯(lián)合國各國的官員演講日本茶道“四規(guī)”的和、敬、清、寂思想，以此來推動世界的和諧發(fā)展。之后千玄室又作客中央電視臺《高端訪問》欄目，大談特談日本茶道；而“韓國茶禮”在韓國則作為重要保護項目進行推廣，不但全民參與性強，而且每年都開展各種“茶禮”儀式，并派大量人來中國祭拜茶祖。

眾所周知，中國茶文化是集儒、釋、道三教文化精髓于一身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是基于儒家的治世機緣，倚于佛家的淡泊節(jié)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倡導清和、儉約、廉潔、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五千年的中國茶文化是和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同步登場，同步亮相。而“日本茶道”的背景是從中國傳入過去的禪宗，其核心就是“禪”。最初在唐朝由日本最澄法師和永忠和尚到中國攜茶種根植于日本，而后由日本的村田珠光禪師開創(chuàng)了日本茶道，并汲取儒道思想養(yǎng)分，再把中國黃梅五祖山松濤庵的“和、敬、清、寂”茶道宗旨作為日本茶道“四規(guī)”精神。韓國茶禮的形成是因為在公元四世紀末五世紀初，佛教由中國傳入朝鮮半島，后來韓國佛門草衣禪師張意恂把儒家中庸思想引入朝鮮的茶禮中，以“中正”精神形成了“茗禪”，之后又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清、敬、和、樂”四個字和中國“以茶禮仁”思想，造就了“韓國茶禮”。無任是“日本茶道”中的“和、敬、清、寂”還是“韓國茶禮”中的“清、敬、和、樂”思想，其根源出中國。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恰恰是這些思想，卻加快了兩國國民素質(zhì)的提高，也推動了兩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

 “日本茶道”、“韓國茶禮”、“中國茶藝”，雖各有指向，根源相一，要皆不出儒、釋、道，均源自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但我們不能忽視一個根本性問題，作為聯(lián)合國文化組織從各國選擇“世界文化遺產(chǎn)”標準，不僅僅在于考量“發(fā)源地”，更在于“現(xiàn)存項目的保護程度”。正如上海市文廣局調(diào)研員劉曉南所言：“韓國之所以能把‘端午祭’成功‘申遺’，就是因為他們對于這個儀式的保護程度遠遠超過中國——除了吃粽子，我們中國人的端午節(jié)還有什么儀式化的、全民化的紀念活動？”（同上）。以此標準，“日本茶道”和“韓國茶禮”作為“申遺”項目無疑是完備的。僅其在世界的知名度不說，而日、韓兩國的茶道組織就有上千個。如果按照“申遺”人口比例計算，韓國4600萬人口中和中國13億人口中同樣有1000萬人參與禮茶、祭茶、茶文化研討、茶文化保護活動，從影響力角度來看，韓國的影響無疑比中國要大，日本更是如此。

我認為，從目前韓國兩次“申遺”情況看，極有了能將“韓國茶禮”作為“申遺”的第三步乃至第四步，而“日本茶道”呢，說不定正在“悄悄地進城，打槍地不要”。

中國茶道在唐代就已確立。唐代詩僧皎然的一句“熟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是中國六千多首茶詩中首開“茶道”先河。同樣在唐代，河北人封演在《封氏聞見記》說：“……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相對茶道而言，茶和藝的結合同樣產(chǎn)生在唐代，陸羽《茶經(jīng)》中就有“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采。”宋代陶谷《茗荈錄》就有“茶還通神之藝也”和北宋陳師道《茶經(jīng)·序》中的“茶之為藝”之說。無論是中國茶文化中的靈魂——茶道，還是中國茶文化的重點——茶藝，都是中國茶文化的核心，同時在長時間發(fā)展過程中既相互融合又各自形成自己的體系。前者從精神高度濃縮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經(jīng)典思想，是通過茶事過程引導人們走向完成品德修養(yǎng)以實現(xiàn)全人類和諧之道，是謂精神準則；后者從中國歷代泡好茶的技巧和藝術形式進行完美的展示，也是五十六個民族茶俗的精煉。是從事茶藝過程中所追求、所體現(xiàn)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風尚，是謂行為準則。在中國現(xiàn)存文化體系中的“茶道”和“茶藝”這兩個項目，雖然在學科建設中還存一些問題，但從申請“世界文化遺產(chǎn)”標準來說已足足有余。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河北、重慶、蘭州、杭州、福建等每年均有固定形式的國際茶文化活動。而由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主辦的有著世界茶文化“奧林匹克”之稱國際性活動每兩年分別在不同的城市舉行。這樣的保護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中國茶文化在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一個“和”字，而“和”字又是中國茶道、茶藝的最高原則。中國茶人歷來主張茶道與茶藝的結合乃是藝中有道，道中有藝，追求物質(zhì)與精神的高度統(tǒng)一。

“茶道”、“茶藝”、“茶禮”三足鼎立。誰先“申遺”？從中國文化在韓國“申遺”成功的個案來看，中國茶道和茶藝，日本茶道，韓國茶禮等現(xiàn)存項目保護程度以及與之相關活動情況而言，都有資格進行“申遺”。雖然中國在近十年（主要是民間社會團體）對其文化弘揚和傳承方向（保護程度）要棋高一籌。問題是從現(xiàn)在開始，在“申遺”問題上，誰又能為中國茶文化的發(fā)展做點實事呢。

眼下，中國“茶道”和“茶藝”這兩個各成體系的項目，究竟以哪一項進行“申遺”，或是打破常規(guī)兩者合一呢？有人認為，“茶道”一詞已被日本先用了，當初為示區(qū)別不得不才叫“茶藝”，只能用“中國茶藝”作為“申遺” 項目了。但我認為，“茶道”根在中國，雖日本專美于先，但對“申遺”而言，完全不受影響。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魄力和勇氣把本該屬于中國人自己的“茶道”奪回來。這就需要我們茶界有一個共識，在此無須贅言。

中國文化成為韓國“申遺”項目，我們生點“氣”，可以理解，也不能說是壞事。不過，光生氣是不夠，文化強者貴在爭“氣”和奮斗，一味生氣則是弱者的特征。我們要下功夫把生氣的“氣”換成志氣和爭氣的“氣”。受辱而不餒，臥薪嘗膽，發(fā)憤圖強，最終使我們自己的文化包括“茶道”和“茶藝”也“牛”起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必須通過科學發(fā)展觀，大力增加對中國茶道或茶藝遺產(chǎn)的全方位保護工作，類似像別國“注冊”中國文化的遺憾局面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