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院畢業后，我帶著一包表示我淵博知識和良好口才的獎狀證書，到一個小鎮當上了神父。我精心準備著給教民們的每一次布道，我要讓他們知道我簡歷中的輝煌記載是名符其實的。
   　 我擁有的教學條件簡陋，專職神父僅我一人，好多事情需要教民們幫忙。維拉斯就是教堂的熱心人，他50多歲，身強力壯，是一個干體力活的工人。他對教堂的大小事務都特別關心，經常主動義務幫工。
 　   一個星期一的晚上，我將維拉斯請到教堂一起商量即將舉行的圣公會的籌備方案，很遲我們才分手回家。我剛跨入家門，電話就響了，是維拉斯。他回到家后，發現他的妻子倒在廚房的地上，已經死了。這天晚上他們還在一起共進晚餐的———她精神很好，并看不出有什么不適，沒有想到竟然會突然去了。我得去看維拉斯，這也是我的工作。
   　 我步行往維拉斯家走去，這不只是他家離我的住所不遠，而且，我需要有時間考慮一下，到了那里，我說什么？我做什么？我對他能有什么幫助？這不同于準備一次布道，因為準備布道我有時間也有書籍可以參考。維拉斯剛剛還和我在一起談笑風生，而現在他的妻子，他的伴侶與摯愛，也是他的孩子們的母親，死了。雖然作為神父，在這種時候出現，是我的工作，但我真的不知道說什么好。
   　 所以整個晚上幾乎都處于這種手足無措的狀態之中，我始終緘默無言。驗尸的醫生來了走了，尸體整容了運走了。我和維拉斯在起居室里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默默無語，兩個人誰也不說話。期間我只是例行公事般念了幾句禱告詞。我第一次遇到生離死別的事情，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我回家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我頹喪極了：一個神職人員在別人遭受失去親人的痛苦時，竟然袖手旁觀無能為力，我為此感到自責。
   　 兩年以后，我接到調令，要去另一所教堂擔任神父。得知我要離開的消息后，許多教民前來與我道別。在這些人當中，我見到了維拉斯。他握住我的手，淚流滿面，說；“羅伯特，沒有你，那晚我肯定挺不過來。”
   　 當然，我很快能明白他說的“那晚”指的是什么事情，但我不明白為什么那晚沒有我他就“挺不過來”。那個晚上我明明是那么無用，那么無能，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那個晚上我痛苦地認識到我的語言是多么蒼白，力量是多么渺小，既不能讓死者復生，又不能讓生者感到慰藉。但是，對于維拉斯來說，那晚正是由于有了我，他才“挺”了過來。為什么同樣的事，我們卻有不同的記憶？
    　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我們可能阻止不了不幸的降臨；但我們只要努力去“做人”，便能生成一種無限的力量，它能穿透心靈，潤物無聲，灑下一片希望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