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園戒幢律寺積極致力于佛教教育和弘法活動的開展,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好評。而“三寶樓”的興建,將進一步推動西園寺乃至整個佛教事業的發展。
經過長期的籌備工作,“三寶樓”奠基典禮將于2002年6月2日舉行。值此盛事,《人世間》雜志特約記者宗舜法師帶著廣大讀者關心的問題,對西園寺方丈普仁大和尚進行了專訪。
本刊記者:從“戒幢佛學教育網”和“戒幢律寺三寶樓興建工程緣起”等一些資料上,大家對“三寶樓”興建工程已有初步了解,但對其中的很多細節還不夠清楚,比如“三寶樓”的用途,以及它的文化、宗教內涵等等。
普仁法師:我們西園寺有個傳統,是做了再說,而不是先說后做,因而前期的宣傳工作開展得比較少。但三寶樓的興建是千秋大業,非一地一寺之力所能承擔,所以,我們今后將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希望社會各界共同參與。
本刊記者:“三寶樓”建設方案的前身,是藏經樓的擴建方案。當初為什么決定對藏經樓進行擴建?
普仁法師:西園寺創建于元代至元年間,距今已有七百多年歷史,現存的主體建筑主要以明清建筑為主。“文革”期間,為使寺院免遭厄運,方丈明開法師以舍身護寺的精神,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一方面親率僧眾日夜巡邏,一方面多方奔走呼吁,搶救文物,保護寺院,使西園寺成為蘇州唯一沒受到嚴重破壞、基本保持原貌的寺院。
西園寺現在珍藏了六萬多冊古版經書,僅善本書就有二萬多冊,還有字畫、銅器、瓷器等珍貴文物。這些藏品,被專家稱為“冠絕東南、載譽全國”。有這么多法寶和文物,妥善保管也是一件大事。為解決這些珍寶的收藏問題,前任方丈安上法師決定興建藏經樓。最初的設計方案,是占地面積六百多平方米的單體建筑,主要是為了存放古版書籍和文物。
本刊記者:這一方案和現在的“三寶樓”相比,規模要小很多。
普仁法師:不僅規模小,而且功能單一,只能解決“藏”的問題,實用性太差。我常講,傳統建筑主要用來看的。比如西園寺雖然占地百余畝,現有建筑面積15,800多平方米,可大多是一層樓,現在要住一百個出家人都嫌擁擠。因為西園寺是園林風格的建筑,講究造園藝術,曲徑通幽,疏密有致。但可看的地方多了,可用的面積就少了。所以我們今天的建設方案,必須兼顧觀賞性和實用性兩方面。 本刊記者:聽說香港天壇大佛藝術總監、志蓮凈苑的宏勛法師看到過去的藏經樓方案,第一句話就是:西園寺后面這塊土地太珍貴了,如果不合理規劃使用,是對資源的浪費。
普仁法師:的確是這樣。近幾年來,我們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共拆遷居民220多戶,還有煤球廠、煤氣變壓站等,回收民居占用土地8,000平方米,加上寺內舊有空地,總計15,000平方米。動遷工程從1998年到2001年,前后持續三年多,拆遷費高達2100余萬元。從西園寺的地理位置看,這塊土地已在馬路的邊緣,以后無論投資多少,也不可能征得哪怕一平方米的土地。所以,合理規劃好這么寶貴的土地,是關系到西園寺未來發展的大事!而且,把三寶樓建好,也可以為歷史名城蘇州培植靚麗景點作貢獻。
本刊記者:舊的擴建方案應該說是一個階段性的產物,或者說,代表著西園寺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發展方向。
普仁法師:這是由當時的現狀決定的,那時西園寺住眾不多。不過,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西園寺就有計劃地購買了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和佛學研究著作,前后共投資300多萬元。不僅為后來的發展作了充分準備,也為今天的辦學奠定了良好基礎。自研究所創辦以來,西園寺的事業才逐步展開,現已有住眾近百人。所以,當時的藏經樓擴建方案,雖很有超前意識,但還是跟不上西園寺的發展速度。
本刊記者: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西園寺能夠走上快速發展的道路,還是在安上法師提出“三風建設”之后。安上法師在遺囑中,將西園寺多年的發展概括為“道風、學風、家風”。這一提法不僅高度概括,而且非常具體。
普仁法師:在我看來,“三風建設”不僅是總結,更是未來發展的指導思想。安上法師是我的老師,我親近他前后18年,對于老人家的思想,應該是體會很深的。我覺得,“三風建設”的提出,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它讓西園寺的發展有了一個準確的定位,即重視道風建設、重視文化建設、重視人才培養。可惜,安上法師提出“三風建設”之時,因為身體原因,已無法提出更具體的操作方案,這是西園寺的一大損失。
本刊記者:后來,您又將“三風建設”賦予了新的內涵,提出“堅持一個原則、強化二項實踐、培養三類人才”的“一二三育人工程”,也就是堅持“以戒為師”的基本原則,強化學、修二項實踐,培養修行、管理、弘法三類人才。聽說趙樸老對西園寺的發展方向極為贊賞,還有“西園模式”的提法,是這樣嗎?
普仁法師:樸老所說的“西園模式”,是對我們極大的鞭策!“三風建設”是總的原則,還必須有具體可行的操作方案。“一二三育人工程”的提出,就是對“三風建設”的具體化,強調“從律儀生活中培養僧人形象,從禪定修行中增強信心道念,從聞思經教中樹立正知正見”,其根本目的是造就新世紀的佛教人才。這一思路也完全符合樸老和中佛協提出的“六字方針”和“五種建設”。現在,我們考慮問題的重點就是:如何把工作搞上去,將樸老提出的“西園模式”賦予更充實的內涵。我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協助安上法師負責蘇州市佛協和西園寺的日常工作,深切體會到人才在佛教弘揚中的重要性。樸老曾經提出,“當前和今后相當時期內,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緊迫的事情,第一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培養人才,第三還是培養人才。”實在是高瞻遠矚。西園寺在有了明確定位后,將工作重點放在了人才培養上。
本刊記者:“戒幢佛學研究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辦的嗎?
普仁法師:辦學是培養人才最基礎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大家已達成共識。當時考慮到江蘇省已有中國佛學院的兩所分院,再辦佛學院,勢必造成重復建設。在安上法師的領導下,我們決定直接創辦一所培養佛教高級人才的研究所。這一想法不僅得到了教界一些法師的贊同,學界的很多教授專家,對此也是大加贊賞。受安上法師委托,濟群法師組織了教內外一大批法師、學者來西園寺共商發展大計。研究所現在的辦學思路,就是當時的基本想法。
本刊記者:在濟群法師撰寫的研究所發展計劃中,提出“以造就僧才、研究佛學、弘揚佛法三大任務為使命”。這“三大任務”,可謂把準了佛教界人才缺乏的脈搏!
普仁法師:濟群法師的“三大任務”,就是培養“三類人才”的理念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1996年,研究所經省佛協批準開始試辦,至今已積累了不少辦學經驗,也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果。
本刊記者:據了解,外界對研究所的評價很高,并總結了四個“一流”:學習環境一流、寺院藏書一流、教學條件一流、教師隊伍一流。
普仁法師:這是大家對我們的鼓勵。不過,西園寺的有些條件確實是得天獨厚的。比如環境,有這么大這么美的花園,就不是現在容易辦到的。還有藏書,從事佛學研究,如果沒有資料是很難開展起來的。我從1986年擔任蘇州市佛協總會計和西園寺會計開始,每周一有空就跑書店看書購書,并常去外文書店,委托他們購進臺灣、香港出版的佛學著作。圖書館的近三萬冊新書就是這樣長期積累起來的。現在我們收藏有《高麗藏》、《磧砂藏》、《嘉興藏》、《乾隆藏》、《大正藏》等近二十部深具典藏、研究價值的大藏經原本及影印本;海內外出版的重要內典及人文社科領域的最新圖書;數十種期刊和大量音像資料。在收集佛學經典的同時,還收藏有《二十五史》、《四部備要》、《冊府元龜》、《全唐文》、《中國通史》、《道藏》、及《中國西北地方文獻叢書》等傳統文史哲典籍。隨著近年來敦煌學的興起,為滿足研究需要,特購置了《敦煌寶藏》、《俄藏黑水城文獻》、《俄藏敦煌文獻》、《英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江藏敦煌文獻》等大型書籍多部。僅敦煌文獻一項,價值即達三十萬元。去年,我們又投資近二十萬元,將圖書館裝修一新,現在圖書館總面積已經達到800多平方米,全寺共有四個藏書處。
本刊記者:在國外,評價一個大學要看三個指標:教學設施、圖書館、教授。哪一方面不完善,就不是一所好的大學。是否請您再介紹一下研究所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成果?
普仁法師: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我們在聘請教師的時候,就充分考慮到這個問題。為此,我們邀請了在教界頗具影響的閩南佛學院研究生導師濟群法師擔任所長,并邀請香港大學副教授的凈因法師、北京大學副教授湛如法師出任研究所副所長。同時,還邀請南京大學賴永海教授、復旦大學王雷泉教授、蘇州大學潘桂明教授、上海社科院業露華教授等專家學者在研究所擔任課程,以保證教學質量。
研究所的學習和研究氛圍十分濃厚,圖書館是師生最喜歡去的地方。師生們在教學之余,還在《法音》、《內明》、《禪學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敦煌研究》等期刊上發表論文數十萬字。去年,研究所還在岳麓書社出版了《戒幢佛學》第一卷,在教界和學界都有一定的影響。今年,與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單位合作編撰的《俄藏敦煌文獻敘錄》,也開始啟動。可以說,研究所繼承了古德優良的“義學”傳統。
本刊記者:研究所已在去年得到了國家宗教事務局、中國佛教協會的正式批文,這應該說這是對研究所教學成果的最好認可吧。
普仁法師:研究所從試辦開始,就得到了上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尤其是樸老,1999年5月,他聽取了我們有關辦所情況的匯報后,十分高興,并在申辦報告上批示:“贊同此一盛舉!”這一批示是對我們工作的最好獎勵。2001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多次來西園寺考察辦所情況,最后正式發文,批準研究所正式開辦。
本刊記者:2000年3月,研究所成功地舉辦了“佛教教育研討會”,這對于研究所的正式批準,也有一定的影響吧?
普仁法師:我們根據樸老的指示精神,于2000年3月,在蘇州南園賓館召開了“佛教教育研討會”。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法師、居士及學術界的專家學者40余人參加了會議,大會收到論文15篇,在教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在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編輯的《1999--2000中國宗教研究年鑒》中,對這次研討會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會議“提出了許多前瞻性的展望和建議”。而且,由一個寺院獨立組織全國性的佛教教育研討會,在佛教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有了這次辦會的經驗,我們又在2001年9月承辦了由國家宗教事務局批準、中國佛教協會和越南佛教會聯合主辦的“中越佛教教育研討會”。來自越南佛教代表團和中國大陸法師、居士及學術界專家學者近40人參加了會議,旁聽者多達150余人,場面十分熱烈。會議收到論文15篇,就佛教教育的主題展開了交流,會議完全達到預期目標,獲得了圓滿成功。
本刊記者:這是一次國際性會議,從《戒幢佛學》和“戒幢佛學教育網上”刊登的論文來看,不論是深度還是廣度,較2000年的研討會都有很大提高。大家普遍認為,這次會議是能夠代表中國佛教水平的。
普仁法師:在開幕式上,我代表西園寺致歡迎辭時說過:“作為育人道場的西園戒幢律寺,尤其值得慶幸的是戒幢佛學研究所最近已得到國家宗教局的正式批準,并希望我們為培養出高級的適應時代要求的合格僧才作貢獻。西園寺雖然多年來在僧伽教育上不斷進行探索,并做了些基礎工作,但從當代社會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新形勢看,還亟需我們作進一步的努力。故在今后僧伽教育道路上還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這不僅是我的心里話,也是目前西園寺面臨的實際問題。
在我看來,發展比成績更重要,但發展必須要有空間。前面我談到,西園寺現有的建筑群落,觀賞功能大過實用功能。從西園寺今天的事業發展來看,建造一個集教學、研究、弘法、修行,及收藏、接待、交流、辦公等多種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大樓,已經迫在眉睫。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才將原有的藏經樓擴建方案改變成現在“三寶樓”建設方案。
本刊記者:那么,為什么要命名為“三寶樓”?其中有什么涵義?
普仁法師:因為大樓的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的名字已經不再適用。三寶,在佛教里是指佛、法、僧,是學佛人最根本的歸依處。有三寶即有佛法住世,缺少了哪一寶,佛教都不完整。
從新的設計方案來看,“三寶樓”位于古藏經樓后,由中部主樓和東西兩翼組成,如故宮的午門和兩翼五鳳樓,氣勢恢宏,為全寺屏障。主樓進深20余米,兩翼進深50余米,東西寬百余米,高20余米。建筑共分四層:一層為半地下室,是可容千余人聽經的講堂;二層為靜修堂;三、四層分別為藏經樓(內設戒壇)和珍寶閣。這樣,三寶不是都具足了嗎?
我們還計劃把主樓西翼全部留給研究所。第一層為教室和相關用房,第二層為教室、圖書館,第三層是研究室、辦公室和學報編輯部等。僅研究所的使用面積,就有四千多平方米。而主樓東翼分別有辦公系統、高僧寮和閉關房等。
本刊記者:這的確徹底改善了研究所的教學環境。這一設計方案和一般建筑比較起來,有什么樣的不同特點?
普仁法師:在多年的工作實踐中,我對寺院建設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再加上集體智慧的匯集,從而形成了自身的建樓理念。我認為,新樓一定要體現六個特點:
第一,繼承優良傳統。從外形上,保持江南古典建筑精巧別致的風格。
第二,突出現代特色。內部設施要求智能化、多功能化。
第三,整體風格協調。新建的“三寶樓”要和西園寺的原有建筑風格和諧。
第四,注重實用價值。改變過去只重觀賞,為觀賞價值、實用價值并重。
第五,便于管理有利。注意內部分割合理,方便將來的管理使用。
第六,表達佛教內涵。佛教有一個傳統說法叫“表法”,也就是象征意義。“三寶樓”的建筑面積達一萬四千多平方米,這樣一個雄偉壯觀的建筑,以環抱的形式,后部寬宏,形成一個以三寶為核心、為倚靠的格局。既表達了大家的凝聚精神,也充分體現了佛教的“六和敬”的內涵。
本刊記者:從您的介紹來看,由舊藏經樓設計方案突出的“藏”,到“三寶樓”設計方案體現的“用”,可是說是思想觀念的一次飛躍!
普仁法師:現有的設計方案,前后歷經四五年的討論,我們廣泛聽取了海內外法師和專家學者的意見,可以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我們還吸取了漢傳、南傳、藏傳三大佛教體系的建筑特色,并到泰國、新加坡和西藏等地參觀學習。經過長期的醞釀,方案已基本成熟。而從西園寺迅速發展的速度來看,也是時不我待。所以,如何抓住機遇把三寶樓建起來,加快培養人才的力度,也是我們當前工作的重心。
本刊記者:今年“三寶樓”奠基后,預計在什么時候能夠完工?
普仁法師:土建部分有一年時間就夠了,但內部裝修還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如果資金到位,在三年內就可以完成一期工程。
本刊記者:那么,目前的資金情況怎樣?您對三寶樓的建設有什么展望?
普仁法師:西園寺不做佛事,收入主要依靠門票。如果沒有大的工程,現有收入完全可以維持日常開支。但“三寶樓”的建設,預計投資需五千萬左右,資金缺口還是比較大的。從根本上說,建樓不只是西園寺的事情,也是所有關心佛教事業發展的能人志士的事情。所以,我們懇切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工程中來,共同為此千秋大業貢獻力量。三寶的事業,離不開眾人的支持,所謂聚沙成塔。古德說過:“三寶多外護,代代開好花”。只要大家發心,沒有辦不成的!
建好“三寶樓”,將對培養佛教人才,發展佛教事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我相信,如果大家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三寶樓”一定會如期完成。而佛教事業的發展,不僅是教界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在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國”的今天,大力弘揚佛法,對凈化道德人心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這也是佛教在新世紀的重大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