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人類環境不斷惡化，環境問題成為人們最關注的焦點之一。隨著政府、環境組織、媒體的介入，綠色題材變得多姿多彩，環境報道作為后起之秀忝列新聞學之中，從星星之火到燦若星河，中國業已形成一個成熟的環境新聞記者群。

　　中國的綠色新聞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大體經過了吶喊、理性主義、融入全球化三個階段。在近30年的時間里，綠色問題升格為社會主流話題，環境報道日益對社會產生實質性影響。

　　吶喊(1980～1990)

　　中國環境新聞學的推進首先得益于國際環保運動的大氣候。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并確定6月5日為“世界環境保護日”，顯示出世界各國對環境問題的覺醒，它對中國的直接影響是首批國際環保作品的引進，比如《寂靜的春天》、《只有一個地球》等。1973年，專業雜志《環境保護》創刊。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隨著中國政府將人口、資源、環境列入基本國策，綠色新聞有了實質性的進展：1984年《中國環境報》正式創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一批報刊先后開辟了關注環境的專欄，至此，中國首批環境記者走上了社會舞臺，環境新聞開始成為人們每天傳遞的重要信息之一。

　　1986年，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成立，旨在團結全國環境新聞工作者，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推進環境保護。一些獨具慧眼的新聞記者率先對國人破壞環境、自食惡果的境況進行了披露。時任北京晚報記者的沙青是扛起環境報道大旗的最重要的前驅之一。1986年，他發表了全景式報告文學《北京失去平衡》，文中通過大量真實具體的資料，報告了北京缺水的尷尬狀態———自來水源減少，就大量抽取地下水，結果使北京的水位下降，地面失去平衡。1987年，沙青的《皇皇都城》反映了北京面對的大量城市垃圾問題。1988年，沙青再接再厲的成果《依稀大地灣———我或我們的精神現實》將鏡頭對準了黃土高原，反映了由于一代代地濫墾、濫伐、濫牧、濫挖造成的水土流失的嚴重局面。

　　幾乎與沙青行動的同時，原人民日報記者徐剛也站出來了。1988年，他在《新觀察》上發表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報告了國內很多地方大肆砍伐森林，造成生態失衡、水土流失的現狀。作者贊美森林帶給人類的福祉，控訴了肆意毀壞森林的野蠻行徑，為維護人與自然的生態平衡發出了吶喊：“陽光下和月光下的砍伐之聲，遍布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我們的同胞砍殺的是我們民族賴以生存的肌體、血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是一個天天在流血的國家……”。他呼喚道：“讓我們放下斧子！人啊，你應該懺悔！”在當時的時代大潮中他的呼喊是微弱的，但是他“仍要在地球上放號———無論我的聲音是多么細小———伐木者，醒來！”《伐木者，醒來！》可謂中國環境史上的警世力作。有人認為它可與美國的環境報道名篇《寂靜的春天》媲美，甚至稱徐剛為中國的“卡森”。

　　1987年大興安嶺的森林大火吸引了全國百家媒體千名記者的視線，中國青年報記者采寫的《紅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綠色的詠嘆》是諸篇報道中的名篇。記者談到全球環境惡化中人類的短視和社會對環境管理的漠視，表現出強烈的環境大意識。當時開始關注環境問題的記者還包括中國青年報的馬立誠和解放軍報的錢剛，他們的報告文學《三峽三峽》(1989)，轟動一時，錢剛獨著的《唐山大地震》產生了更深遠的影響。此時期，中國青年報記者張可佳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汪永晨也先后介入環境報道。1988年，汪永晨制作的節目《救救香山的紅葉》和《還昆明湖一池清水》曾在聽眾中引起巨大反響。不過，對這兩位女性環境記者而言，這個階段還是她們的準備期，更精彩的作為發生在下一個10年和21世紀。

　　在綠色新聞的啟蒙階段，一些文人學者也加入了吶喊的行列。黃宗英的筆觸集中在保護自然的人物上。發表于1978年的《大雁情》，描寫了植物園科學家秦官屬為維護環境生態做出的努力和犧牲。《小木屋》(1983)謳歌女生態學家徐鳳翔為在西藏高原上建立生態定位站奮斗不息的精神。學者張健雄《崩潰的黃土地》(1989)和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1989)也都是當時在環境問題上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它們雖然不在環境新聞的范疇內，但卻給環境新聞學增加了理性支撐。

　　這個時期，社會剛剛開始關注環境問題，所發表的環境作品還比較淺顯，日常新聞的內容多限于環境衛生和治理三廢，一些重大題材主要集中在披露土地沙漠化、水污染、森林濫伐等方面。吶喊是其主要特征。從形式上觀察，在第一個十年中，報告文學是環境報道的主打武器，盡管中央電視臺的《動物世界》(1981年首播)一度吸引了人們的視線，但電子媒體在此時期介入不多，非政府環境組織尚未在中國出現。

　　理性主義的照耀(1990～2000)

　　從“我們只有一個中國”到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從環境保護到全方位的生態意識，綠色新聞和中國環境記者的視野日益擴展。邏輯是簡單而強有力的：如果所謂的發展使人類失去了茫茫宇宙中僅有的家園，那么，這發展還有什么意義？一般認為，90年代是中國環境報道從感性轉入理性主義的階段。

　　90年代，上一時期矢志報道環境問題的記者和作家繼續前行，黃宗英的《天空沒有云》(1991)、《沒有一片樹葉》(1991)；沙青的《綠色備忘錄》(1992)；徐剛的《世紀末的憂思》(1994)、《中國另一種危機》(1995)、《中國風沙線》(1995)、《中國紀事文叢———拯救大地》(1996)、《綠色宣言》(1997)、《傾聽大地》(1997)、《地球傳》(1999)等都是影響廣泛的作品。徐剛是此時期的杰出代表，為了反映中國的環境問題，他自學了生態學、動植物學、地質學等，其作品以詩意、哲理思考、科學觀照和歷史感著稱。徐剛還獲得了中國環境最高獎第六屆地球獎。

　　在此時期，報告文學繼續擔任環境報道主力軍的角色，其中較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包括：

　　岳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呼吁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楊兆興的《沙坡頭世界奇跡》———報告了寧夏沙坡頭人與沙漠相互對峙搏斗的情形；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則暴露了淮河遭污染的慘狀。此外，陳祖芬的《人和自然保護區》，郭傳火的《汪洋中的安徽》，劉貴賢的《中國水污染》，邢軍紀的《北中國的太陽》，張建星的《酸雨》，李顯福的《土地的呻吟》，王治安的《啊！國土》，麥天樞的《挽汾河》、《問蒼茫大地》、《西部在移民》，馬役軍的《黃土地，黑土地》，趙瑜的《第二國策》，何建明的《共和國告急》、沈吉慶的《國務院一號特急令：來自野生動物的呼喚》、李青松的《遙遠的虎嘯》、喬邁的《中國：水危機》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環境危機進行了真實具體的報告，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和震動。

　　從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環境報》的“綠地”副刊舉辦了多次環境文學征文活動，并多次召開作家座談會，討論環境文學的創作和發展問題。到1992年初，隨著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成立，專門刊載環境文學作品的《綠葉》雜志問世，編委包括馮牧、楊沫、袁鷹、徐遲等著名作家。名譽主編王蒙說，戰爭和愛情是文學的兩個永恒主題，應該再加上環境這個主題。多年來關注環保事業的老作家黃宗英說：“

　　我創作的晚年，就賣給環保了！我專門采訪環境問題，我也只寫環境作品”。

　　環境意識的覺醒推動小說家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大量探討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關系的作品，李悅的《漠王》、諶容的《長河》、哲夫的《獵天》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系列都是較早出現的反映環境問題長篇小說。此外，有影響的作品還包括陳建功的《放生》、烏熱爾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王鳳麟的《野狼出沒的山谷》、梁曉聲的《獵熊》、中杰英的《獵殺天鵝》、張抗抗的《沙暴》等。

　　盡管環境文學與環境新聞有著嚴格分野，但二者的聯系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前者為后者的起源，無論東西方，在環境發展史的流變中，都有一個“自然寫作文學”(Naturewriting)階段，這個階段是環境文學的先聲，而環境新聞則是環境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無論中外，熔文學性和新聞性于一爐的報告文學都曾成為環境新聞學的重要載體。其次，環境文學為環境新聞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豐富的人力資源，許多作家實際承擔了新聞記者的角色，比如美國的惠特曼和中國的徐剛。就像《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等作品一樣，處在環境大傳播視野之內的環境文學在宏觀上大大豐富、促進、啟發了環境新聞學，它們都是人類危機的報告者。但到了90年代，環境新聞與環境文學開始拉開了距離。環境新聞不僅在現實性和科學性兩方面比環境文學有著更高的要求，它還通常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Solution)。比如近幾年關于沙塵暴的報道既注重揭示危害，又通過現場考察、專家探討等形式，分析沙塵暴的成因及對策。Solution是環境新聞需要達到的境界。

　　在第二個10年中，政府的積極參與和引導是環境新聞發展的重要特征。1993年，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與中央14個部委聯合組織的大型環保宣傳活動“中華環保世紀行”啟動。中央各新聞媒體記者是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們集中起來，根據每年的不同主題，開赴各地，集中報道。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國共有5萬(人次)記者參加中華環保世紀行宣傳報道，發表各類報道15萬篇(條)，促使政府及有關部門解決了2萬個環境問題，提升了環境報道的地位。該活動迄今已開展了14年，已為社會公眾高度認同。此外，國家林業局組織的“聚焦森林”大型采訪、國家環保總局組織的環保主題報道都是政府每年組織的重要活動。

　　這一階段；環境新聞的理性光輝還表現在記者開始自覺運用媒體的力量，喚醒公眾的環保意識，并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在這方面，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汪永晨走在了前面。

　　1994年，汪永晨的廣播特寫《這也是一項希望工程》講述了一所蘇北農村小學的師生愛護環境、保護小鳥的故事。節目播出后，國內外有300多所學校和這所小學結為“手拉手”學校。同年，汪主持了“讓我們再來手拉手，愛心獻給大自然”活動，得到媒體和志愿者的贊助。1996年，汪的廣播節目《有關放養籠中鳥的討論》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和全國幾十家報刊上展開了熱烈討論。1997年，汪永晨反映長江遭白色污染的報道《“白”了長江》，促使交通部和國家環保總局很快下發了“禁止在長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飯盒的規定”。1999年，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辦了《環保熱線》和《動物天地》欄目，其中“我們應如何面對城市垃圾的困擾”、“面對荒漠化我們能做些什么”兩個話題開展討論后，有些建議引起了政府的重視。

　　1994年，中國首個非政府環境民間組織“自然之友”誕生，從而拉開了中國環境NGO成立的序幕。非同尋常的是，1996年汪永晨等創辦了以新聞記者為核心成員的“綠家園志愿者”民間環保組織，該組織的宗旨是“教育自己，教育公眾，利用媒體的力量，影響公共決策的制定，推動公民知情權意識的提高”。“綠家園”成了培養造就中國環境記者的溫床。它頻頻舉辦綠色講座，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生態環境的保護。2000年汪被國家環保總局評為“環境使者”。

　　本時期環境寫作隊伍得到了極大擴充，作品數量成倍上升，在一項對76種中央和地方的報刊調查中，1995年有關環境的報道是136篇，1996年有251篇，1997年增加到22066篇。在多樣化的報道中，顯示出一種哲理思辨、文化啟蒙、歷史反思和現實批判的交融。盧躍剛的《辛未水患》從90年代的華東大水災出發，詮釋自然災害與人和社會的關系，被學界稱為“一部政治經濟史”。

　　在90年代后期，電視大步登入綠色新聞領域，始作俑者之一是民間環保人士廖小義。1996年，廖在中央電視臺自費推出綠色專欄《環保時刻》，隨后，各地的環保電視專欄蜂起，著名的有廣西電視臺《生存空間》、中國教育臺《環境聚焦》、山東電視臺《家園》、河北電視臺《綠色家園》、湖北電視臺《幸運地球村》、北京電視臺《綠色經濟》、江蘇電視臺《綠色報告》等。為了反映藏羚羊的悲劇，中央電視臺陳響元、四川電視臺彭暉、深圳電視臺劉宇軍等人自1998年起多次進入可可西里地區，拍攝了震撼人心的反盜獵紀錄片。

　　在此時期，一些記者已試圖從理論的高度概括環境新聞學的界定。但總的來說，對綠色新聞的更充分、更精確的理論詮釋出現在下一個10年。

　　全球化時代(2000～)

　　進入新世紀后，保護生態，保衛家園，已經成為國人耳熟能詳的口號。在政府的鼓勵下，全國范圍內的墾荒、觀鳥、種樹、保護瀕危動物、綠色社區、綠色奧運、國際愛鳥日、地球日等活動此起彼伏。2004年中國共有2768家環保民間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為22.4萬人，參與者有數百萬之眾。隨著國際環保組織陸續進入中國，隨著中國政府和民間環保人士與國際的雙向交流，一個環保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由于是共同的關注，環保NGO、媒體、政府三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空前密切、良性循環的新型關系。

　　媒體和環保NGO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然互動關系。前者需要后者提供的敏感信息，后者需要借前者的力量影響社會。“自然之友”的梁從誡曾成功地借助媒體的力量，保護珍稀動物滇金絲猴(1995)，藏羚羊(1998)，留下了許多啟迪。“地球村”的領導人廖小義拍攝了一百多部環保專題片，并主持央視的《環保時刻》，影響甚大。在環境傳播過程中，廖既是環保人士，又是制片人，這種一身二任的情況并非罕見。在以媒體和環保NGO的雙重身份影響政府決策方面，汪永晨(中央廣播電臺記者兼“綠家園”負責人)和張可佳(中國青年報記者兼“綠島”的主持人)創造了中國環境新聞史上的經典范例。

　　2003年6月，應國際環保組織“保護國際”的邀請，汪、張等記者采訪貢嘎山自然保護區。突聞都江堰告急，當地政府決定在都江堰上游興建楊柳湖大壩，曾邀請四川省各方人士到實地勘察并論證。盡管會上反對建壩呼聲強烈，但是政府仍堅持上馬。7月9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張可佳的文章《世界遺產都江堰將建新壩原貌遭破壞聯合國關注》，楊柳湖工程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隨后，國內外大概有180多家媒體先后報道了都江堰事件，形成了極大的輿論壓力。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政府決定，楊柳湖工程下馬。

　　以媒體和公眾的力量成功影響一個大工程的決策，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準為世界自然遺產，同年8月國家發改委通過了怒江修建兩庫十三級水電站的開發方案。反對派認為未經統籌規劃的水電開發，將會對怒江流域的生態和社會帶來巨大影響。汪、張開始聯合各方面專家以及環保NGO，展開了怒江建壩的論爭。他們組織新聞記者、環保志愿者和專家學者走進怒江考察。同年，“綠家園”召集62位科學、文化藝術、新聞、民間環保界的人士聯合簽名，反對修建怒江大壩。在他們的呼吁下，國際環境組織也對怒江給予關注。2003年11月，“第三屆中美環境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就是如何保護中國最后的生態江———怒江。不久，中央領導作出了“慎重研究、科學決策”的批示，怒江十三級水壩得以緩建。

　　汪永晨和張可佳被稱為“保護怒江和都江堰的衛士”。她們利用媒體、聯合環保NGO和國際組織的力量，使中國的環境新聞進入全球化的視野。

　　這個時期，一些作家和記者仍然矢志不移地報道綠色題材，例如徐剛、李青松、趙瑜等，環境文學的名篇包括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與此同時，影視、網絡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和電影《可可西里》的榮獲國際獎是兩個突出的例證。此時，由于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環境網站大量涌現，并成為推進綠色新聞的重要基地。2007年4月，在Google的搜尋引擎上輸入“中國環境新聞網站”會發現1460萬條信息。星羅棋布的網站使環境新聞成為社會上發散最廣泛、最頻繁、最自由流動的信息。官方人民網的環保專區、中國環境新聞網等與綠色記者、綠島、綠家園等民間環境記者網站遙相呼應，形成一種和諧發展的局面。

　　這一時期，國際環境組織、跨國公司的參與和中國政府的持續支持進一步鼓勵綠色新聞發展。早在90年代后期，國際三大著名環保NGO“國際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組織”、“國際愛護動物基金”就已先后進入中國。德國杜邦公司的杜邦杯、拜耳(中國)有限公司的“拜耳青年環境記者獎”、福特汽車環保獎都有媒體與新聞記者的席位。

　　在21世紀，環境報道得到了中國社會的空前重視，僅政府設立的國家級環境新聞獎項就有3個。環境報道在全國任何一家媒體———無論是報紙、電視、廣播還是互聯網———都占有重要席位。環境新聞已經成為新聞家族的重要成員。據一項不完全統計，截至2001年的前8年間，全國有13000名環境記者做出了104萬項環境報道，環境記者的地位空前提高。他們與政治、經濟、教育、體育等領域的記者一樣，成為專業領域新聞記者；作為一個獨特的記者群，他們具有極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已有8年歷史、每月一次的“北京環境記者沙龍”就是明證。2004年5月，北京市政府醞釀搬遷市動物園，“記者沙龍”在獲得消息后，立即在各媒體有了反應，導致北京最終否決了搬遷計劃。當年，北京郊區一塊濕地被某開發商看中欲修高爾夫球場，又是在“記者沙龍”成員們的努力下宣告停建。環

　　境記者的凝聚力表現在某敏感環境事件一經披露，就會得到社會各媒體全方位的迅速反應。比如怒江建壩事件和2005年北京“圓明園防滲事件”。

　　什么是環境新聞學？在第三個10年中，更多的新聞理論研究者試圖對這個新新聞領域進行學理上的概括。與此同時，環境記者自身也在不斷開展更深層次的理論探求。2005年伊始，汪永晨與著名科學家何祚庥院士展開了有關“人是否要敬畏大自然”的辯論，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不管結論如何，這場論爭已經成為環境新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案例。

　　結論

　　當環境隱患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瓶頸時，環境問題就被迫提上日程，環境新聞也就應運而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環境問題不再囿于一國一地，而成為人類關注的共同問題。世界的共同焦慮，中國政府的重視與支持，鼓勵了記者，從而使得環境新聞地位空前顯赫。另一方面，記者與民間環保非政府組織聯合，借助媒介的力量，將環保意識推入社會，影響了政府的決策。中國綠色新聞和環境記者群的崛起是時代的產物，是社會、政府關注、倡導的結果，它也必將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形成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