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財富”已成為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匯，無論是在大眾媒體，還是在街坊里巷，“財富”都被人津津樂道，寵愛有加。故有財富全球論壇的舉行、《福布斯》雜志“全球財富排行榜”的發布、知識經濟學的風靡、乃至電視臺“才（財）富大考場”的熱買。財富不再遮掩和避諱，而開始主動地展示自我。
　　
　　談論財富并非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關鍵是如何談論。事實上，對于財富的無所顧忌進而大談特談，自然是國人正視人生、求真務實的表現，但更是當代中國社會日漸商品化、商業化的結果。沒有后者，財富也許仍停留在“國王的新裝”階段。
　　
　　其實，國人向來不缺乏對財富及富貴生活的向往。正史中就白紙黑字地記載著，剪徑好漢陳勝不甘居于人下，遂輟耕壟上，揚言要成王成相，且誓言“茍富貴，毋相忘”。陳勝言必行，行必果，其鴻鵠之志終以遂成。從此，勝哥便成為無數無產者心中的英雄與偶像，指引著他們為理想而前行。被史記以夸張筆法描繪的高祖劉邦，是最早的成功仿效者，這位勇不如霸王、智不及張良的鄉間亭長憑借其曼德拉式的長者風度贏得了天下。當其衣錦還鄉時，心中念叨的還是要在老父面前證明自己：與老大、老二相比，我劉季（老三）的財富多否？
　　
　　同對財富的追求一樣，國人亦向來不缺乏拒絕財富之理論與實踐。從夫子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不飲盜泉之水，不食嗟來之食”，乃至宋明理學家向往的“孔顏樂處”，恪守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歷代儒家圣賢向我們充分展現了他們對待財富的態度：“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舍生而取義者也。”在道義面前，生命尚且可以放棄，何況財富。
　　
　　儒者是可愛而可敬的，因為他們敢于對財富說“不”，且這力量是來源于“道義”。但儒者并非禁欲主義者，他們只是少欲而已，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并不絕對拒絕財富。儒者可以輕視財富，但并不以之為可有可無。因為儒者所尚之“禮”、所重文飾之物質基礎即是財富。禮者，國之大體。夫子重禮，尤重禮之精神，即“敬”，故“人而無仁，如禮何？”但既然要用“禮”來溝通人事，便涉及到禮“物”，無論是通神祭祖，還是朝聘燕樂，所行之禮總要有相應之禮“物”來匹配，故破費是少不了的。于儒者而言，這項開資并不奢侈，恰恰是得其所（正對應于其哲學理論上的心物平行論）。墨家對此則頗不以為然，認為文飾過度是一種浪費，墨家巨子亦身體力行，過著近乎苦行的生活。可見儒者雖無強烈的致富理論，但對財富的拒絕并不徹底，當道義對財富的制約失效時，財富的淺滋暗長一不留神就成為可能。
　　
　　儒家理論與財富滋長的關系，自然未可比擬于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互動關系。因為就后者來說，強調的是入世苦行對財富激增的積極、主動意義。但即便這樣，儒家理論還是為財富的增長與安頓提供了較大的可能空間，只要看一看明清江南私家園林的豪華裝潢，就知道“有恒產者而有恒心”不僅是針對“小人”，也同樣適用于士人。
　　
　　如此，儒者非但難以清高于濁世紅塵之外，且多少成全了新儒學與東亞經濟奇跡相關聯的論斷，這在當下知識經濟學甚囂塵上的今天，于儒者而言，未嘗不是一絲遲到的安慰、一份意外的驚喜，但這對儒者的安身立命并無裨益。因為若對財富仍有掛念，則無論是自詡清高還是執著追求，均被財富所羈絆。民間故事時常給我們講述貧者幸福、富者煩惱的故事，似乎富裕是一種罪惡，而貧窮反倒是人的本真狀態，這自然是無數民間故事編撰者所處的弱勢地位所致。事實上，富裕程度與生命之本真狀況并無必然關系，國王并不比乞丐更煩惱，而農民也并不比總統更幸福，關鍵在于當事人本身對當下境遇的理解：如何把握諸如財富、地位乃至名聲等“名色”？若達如實觀，則貴為太子之佛陀可以棄繁華如敝履；若執著知見，則雖為無產者，仍沉淪世間。
　　
　　佛陀逾墻而走，棄繁華如敝履頗似“糞土當年萬戶侯”之激烈行徑，但其實不然，因為二者的依據不同。佛教觀照財富，非如常人般肯定財富，但也非簡單地否定財富。后者雖擺脫了常見，卻又落入了斷見，故雖有“富貴于我如浮云”之說，終不免帶有故作清高之嫌。
　　
　　佛教以超越斷、常二見之如實觀，觀照宇宙諸法皆是緣起性空。財富亦是如此，所以對財富執著之根源在于將財富實體化，從而忘卻了它的緣起空性。因此，要否定財富，并不是簡單地對財富說我不要，而是將財富還原到建構財富的關系網絡中將其解構。
　　
　　要解構財富，就得知道財富是如何建構起來的。一般而言，財富即有形之財產，如宅院、田園、店鋪、衣物、珠寶等等，同時還包含一些抽象的名稱及符號等等，尤其是在當代社會，擁有某一知名品牌，即意味著擁有這個符號所帶來的商業利潤。雖然財富之表現形態有林林總總之不同，但都具有一個共性：能直接或間接展現“購買能力”的“物”。從財富的流通性來說，財富是公共的；但從財富暫時的歸屬狀態來說，又有公共財產和私人財產之分，而當購買力被少數人壟斷時，富人與窮人就此區分。
　　
　　可見，財富雖是“物”，指向的卻是自我，購買力的大小可置換成自我成功感的強弱。但要追問的是：我為何要“購買”？所謂購買，就是通過交換獲得所需以填補不足。那么自我缺乏什么呢？無非飲食男女、良田美宅、華衣寶馬以及諸如此類。但諸種物欲滿足后，新的物欲又會生起，所謂欲壑難填。可見要填充的不是“物”本身，而是不斷地被填充之過程。也可見自我的真正需求者并非諸物，自我的貧困正在于自我的有限、非自足性。如海德格爾所言，此在是有死者，是向死而在。意識到此點，故自我要通過與世界的交換來彌補自我，也就是說，要通過不斷處于“上手”的狀態來抵御恐懼或麻痹自我。
　　
　　那么自我用什么來與世界交換呢？自我其實是用自我本真狀態（佛性、空性）的闕失或不在場來進行交換。這樣交換者即是“自我”，被交換到的“物”就是財富，而交換出去的則是自我的本真狀態。換言之，自我是通過質當“良知”而獲得財富（類似浮士德與魔鬼梅菲斯特之間的交易）。得出這一結論雖然頗有些駭人聽聞，但這并非是要否定世俗勞動、勤勞致富的意義，恰是要挖掘世俗勞動的神圣性。眾所周知，思想家卡爾·馬克思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出了一個“異化勞動”的概念，馬克思從美學角度把握到了人的本質在于“實踐”：一種創造性的勞動。但如勞動者在實踐活動中本身處于非自由狀態，且所創造的反成為壓制本人的東西，這種實踐就發生了異化。
　　
　　勞動的異化就是勞動的創造性轉變為交換性。作為一種交換方式的勞動控制了到目前為止的人類歷史，無論是在結繩構巢之遠古，還是在虛擬存在之今天，人類始終在交換彼此的勞動。由于交換的存在，財富成為稀缺品，成為“可欲者”。敢于拒絕財富，就要敢于拒絕交換。道家曾經嘗試過這一挑戰：老子以“不窺戶而知天下”、“老死不相往來”而自絕于世界，但最終還是要“雞犬之聲相聞”。至于與老莊思想頗有關聯的神仙家，在樂游于洞天福地的同時，并未忘記人間富貴。
　　
　　佛家徹底否定了已有之交換，但又沒有放棄交換，只不過將以前之交易轉變為感應：以己心感應他心，這便是布施（施舍）。施舍在當代已經成為一種十分奢侈的行為，一個人要施舍些許銀兩給乞丐是要經受世俗理智足夠力度的拷問：他是真乞丐嗎？他為何不勞而食，坐享其成？我這樣做是不是很傻？等等。其實現代人并非在每件事上都這么充滿理智，斤斤計較（只要想想那些一擲千金的奢侈行為就不難明白），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交換意識”：即便是一分錢也是我辛辛苦苦攢來的，憑什么我要給他？除非他能用什么與我交換。當施舍不是一種自覺、自發的情感流露，而變成一種利益計較時，施舍也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所以個體、私人意義上的施舍日漸減少，而公共意義上的施舍反倒在增加，譬如單位組織的賑災義捐、集團性質的公益贊助，其實后者也多少成了一種展示，帶著某種交換的意味。
　　
　　施舍的本質是神圣的，而真正的受益者也不是受者，恰恰是施者。在古代印度，乞者受到公眾足夠的尊重，因為通常只有出家修道之人才有資格行乞。出家僧侶專心修煉，不預俗事，故往往托缽乞食。而施者則把施與視為一件積累福德之事，故對乞者是恭敬有加，決無有現代人之橫眉冷對或孰視無睹。在這一乞一施的互動過程中，雙方的人格和精神境界都得到了提升。至于佛教，則進一步將施舍發展成為一重要的修行法門：布施。
　　
　　布施在早期還局限在居士方面，當時佛陀教導居士要以衣、食等物施與大德及貧者以求取福德。后來，佛教發展到大乘階段，主張菩薩行，故布施也成為出家眾的修持之法，并成為六度之首（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所謂“度”，即為梵文的漢語對音波羅密，意為到彼岸。借助此六種法門，眾生得以脫離煩惱生死之此岸，度達解脫自在之彼岸。
　　
　　看似簡單的布施為何有如此功德呢？因為布施體現了佛教的根本精神：無執、無所得。依《大乘義章》的對“布施”的解釋，以己財事分散與他稱為布，輟己惠人，稱為施。可見布施之目的在于破除個人之慳貪心，進而發起慈悲心，舍己而度脫眾生。佛典中給我們講述了許多感人的布施故事，如佛陀在因地時舍身飼虎的壯舉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講，布施就是犧牲。
　　
　　布施既是犧牲，則施舍財富（包括己身）也就是拒絕“交換”，由此，“我執”得以消解。眾生無始無明，為業力所驅，妄執恒常不變之“我”，故百般思量鞏固之、安頓之、展示之，實則計較之思愈精，離實相之境日遠。依唯識之說，唯識無境，萬法唯識。究實而論，無論“我”，還是山川大地、草木瓦石、莫不為阿賴耶識所變現，并無自性，財富亦是如此。正如恒河之水，餓鬼見為膿血，人執為水，天視為琉璃，而佛菩薩照之皆空。若眾生愚鈍，則會于瓦礫、草木等諸幻化事作寶馬、珠寶種種財富想，堅固執著，猶如癡猴撈月，終墜水中。當然，確認財富的緣起性并非是要否認財富“世間極成真實”的意義，但這主要局限于世間法的范疇，故在《中阿含經》中，佛陀屢屢教導居士要以道求財。
　　
　　認識到諸法的虛幻性，則布施已攝取了般若精神于其中，故布施乃是無住布施、無相布施，因此布施者應以無貪著、無慳吝心修行布施，達到能施、所施俱空之境。如同《金剛經》所云，菩薩應無所住行于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若布施已達實相空義，則作為施者與受者的眾生非但不會滋生虛無之感，反倒會倍長感激之情。由此我們不妨推而廣之，人類存在之基本活動其實就是布施。人之于天、地、君、親、師要尊重，因為此五者于己為施者，有大恩。但施恩于己者豈止于此，兄弟姊妹、親戚朋友、鄰里同事、熟人陌路甚至一切有情莫非施者，乃至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亦與我有默契，結緣于我。如此，我是受者，我已是受者，我既承載了太多的施與，則我已是大富裕者，我應是大施舍者。如是，“歷史”于我非是被解構的對象，恰恰是我要回向者。
　　
　　當“歷史”不再處于被解構狀態時，索取也就消失了，財富就此失去了交換意義。如是，菩薩行于世間，布施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