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生活領域里，音樂的用途非常廣泛，哀樂令人傷心，和樂令人和諧，軍樂令人振奮，圣樂令人心凈。音樂沒有人我的隔閡，可以通于古今中外，是有情世界共同的語言，無論是風聲雨聲、流水激石，或是蟲鳴魚躍，獸吼禽鳴，乃至人類男女老幼的喜怒哀怨之聲，一切音聲分別產生不同層次的共鳴，形成一種自然的樂章。所以，凡是真善美的音聲，都是宇宙萬有的力量，也就是美妙的音樂。
音樂在佛教里，是十供養之一。雅正和諧的音聲，對教化人心有莫大的功效。波斯匿王率領大軍征討鴦伽摩羅，路經只洹精舍，聽到唄比丘唱誦梵唄，軍隊馬匹都被其音聲攝受，連波斯匿王也感動得殺心盡除，使得即將爆發的一場戰爭因此而消弭于無形。《大智度論》說：“菩薩欲凈佛土，應求好音，國中眾生聞好音聲，其心柔軟，心柔軟故，受化較易。”在極樂凈土里，音樂就是主要的教化工具，《阿彌陀經》云：“彼佛國土，常作天樂。”“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佛教音樂，可遠溯于印度文化中的“吠陀”。古吠陀時代盛行歌詠偈頌，佛陀延用其法，采伽陀，即偈頌，作為弘揚佛法的方便，并且允許比丘專作“聲唄”。在《十誦律》中，佛陀贊許跋提比丘：“聽汝作聲唄，唄有五種利益：一、身體不疲；二、不忘所憶；三、心不疲勞；四、聲音不壞；五、言語易解。”梵唄，就是以清凈曲調贊頌十方諸佛菩薩的真理法言。《南海寄歸內法傳》里記載，唱誦梵唄具有“能知佛德深遠，能體悟佛法，能令舌根清凈，能得胸臟開通，能處眾不惶不懼，能長命無病”等六種功德。
梵唄音樂可攝受人心，當梵音一起，可以令人妄念頓消。佛世時，天人作樂贊嘆，成為法會中的盛事。馬鳴菩薩作戲曲“賴吒和羅”，就度化了五百位王子出家；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用銅鑼、皮鼓、橫笛、螺貝、弓形豎琴等作為樂器，推廣佛教音樂，以陶冶人民的性靈。二世紀中葉之后，迦膩色迦王倡導梵唄，盛極一時，甚至傳到于闐、疏勒等地。六、七世紀時，戒日王亦以梵唄音樂作治世教化的方法，甚至傳播越過蔥嶺、天山南麓，以龜茲為發揚中心；另經天山北麓，以高昌為盛行之地。藏傳佛教根據《大日經》中說：“一一歌詠，皆是真言；一一舞戲，無非實印。”有專職表演樂舞的僧眾，被稱為“樂神”。
佛教初傳中國，最早有比丘改編民曲或宮樂，逐漸成為中國佛教音樂的特色。《高僧傳》載：“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音，皆稱為唄。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或稱梵音。”三國時，曹植在漁山聽海潮音，譜為佛教音樂，稱為“漁山梵唄”；南齊晉陵王蕭子良，曾請高僧造“經唄新聲”；梁武帝更推動佛教音樂，以制正樂，演說佛法，集合兒童青年歌唱佛曲；甚至于“無遮大會”、“盂蘭盆會”等儀禮中加入贊唄、朝暮課誦、唱誦法言，從此梵唄與中國傳統的音樂互相融和，寺院因而成為傳統音樂的保存與發揚中心，宋代大儒程明道曾觀云門上堂，兩序肅儀，鐘鼓清音，不覺嘆道：“三代禮樂，盡在斯矣！”
從南北朝到初唐，僧眾在佛教音樂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如道照、曇宗、智周、法稱等人，個個都是“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而敦煌石窟中所發現的大量“唐曲”，以演化佛教經義為內容，是一革新的唱說，再加上歌曲的新文學體制，稱為“俗講”，首開中國佛教音樂民歌化的風氣。
近代太虛、弘一兩位大師合作“三寶歌”；黃自先生亦譜有“目蓮僧”、“佛曲”等多首，后有李炳南、心悟、星云及楊詠譜、吳居徹、李中和、蕭滬音，有的作詞，有的譜曲；甚至有慈惠、慈容等佛光山諸位法師，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國家音樂廳、香港紅磡體育館以及日本、歐洲、美、加等地，以“梵音海潮音”作為傳教的工具。佛教文化服務處則錄制唱片發行；佛光山錄制卡帶、ＣＤ跟進；花蓮和南寺運用多媒體，有的透過電腦動畫，有的透過電腦網路弘法，可以說現在已達到“樂聲所至，不言而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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