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掃50年代初佛教教育冷清氣氛,1956年2月中國佛教協會一屆三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制定了中國佛學院章程,組建了院務委員會。同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該院在創辦之初,就在辦學宗旨、教學研究、行政管理上,把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開拓未來,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佛協副會長喜饒嘉措任首任院長,太虛弟子法尊繼任院長,還幾乎集中了全國佛教師資。學員素質也相當齊整,學修一體,管理嚴格。
從1956~1966年的十年,先后開辦了專修科、本科、研究班、短訓班、藏語系專科等不同層次的班級共六個班,累計畢業、結業的學員五屆410人。這些畢業生大都成為各地佛教骨干,基本上構成了當代大陸佛教的中堅。可惜的是這批骨干人員經過浩劫的煎熬與恢復時的苦干,至90年代也已垂垂老矣,像江蘇佛協秘書長、蘇州西園戒幢律寺住持釋安上等已圓寂。
1966~1979年,中國佛學院與全國人民一樣“經歷了一場浩劫,院址法源寺遭到嚴重的毀壞,院長喜饒嘉措大師、副院長兼教務長周叔迦居士被迫害致死,任職執教的法師、學者、居士遭到批斗,離校‘改造’,學院陷于癱瘓解散的狀態”。全國佛教教育可想而知。但只要人還在,中國佛教種子還在,一旦春風吹拂,漫山遍野又會披上綠裝。由于中國佛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創建的第一個佛學院,而且由法尊法師實際主持,所以它盡管一度瀕臨險境,但其存在與恢復本身,就既繼承了太虛創立的特別是漢藏教理院的佛教教育傳統,又為大陸后續恢復和新建的佛學院開創了范例,積累了經驗。
臺灣自光復后,佛教教育也一度面臨嚴重困難。
在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臺灣本地的高等佛教教育幾乎不存在。僧俗欲深造不是至日本留學,便是偷偷到大陸。
1948年,曾受戒于福建鼓山涌泉寺的中壢圓光寺妙果法師打算創辦臺灣自己的佛學院,開創佛教高等教育,因此定名“臺灣佛學院”。
鑒于師資缺乏與經驗不足等原因,他邀請太虛高足慈航法師(1895~1954)由新加坡來到臺灣具體主持并任教。
慈航提出“為國家計,為民族計,故有創辦‘臺灣佛學院’之舉”的辦學宗旨,還明確指出這是針對臺灣佛教曾被日本利用的“不白之冤”而著手的“亡羊補牢”之舉。同時,公布的“臺灣佛學院簡章”規定:組織方面采用董事會制,院長由董事會聘任;經費由董事會勸募;學僧名額為四十名,必要時可招收旁聽生;肄業期限暫定三年;課程分為佛學、國文、英文、常識四科。除此之外,慈航還親自帶領學僧按大陸佛事規矩早晚共修。
后由于大陸來臺要求就學的僧青年不斷增加,名額超過,難以安置,慈航與圓光寺方產生了分歧,以致寺方不請其他教員,沒有替學生買過教科書。慈航本人不但未支領分文薪水,還用他南洋弟子的供養為學生買書、筆墨、紙簿,以至供給部份零用錢。他個人在承擔全部教務、講課與作業批改之外,還得為安置大陸新來的學僧奔走,先后搞了基隆靈泉寺佛學部、苗栗開善寺獅山佛學院兩個附屬點。
其處境本已艱難,圓光寺方卻仍在六個月后宣布佛學院停辦,靈泉寺佛學部也以經費不敷而被迫解散。雪上加霜的是臺灣當局,竟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慈航等逮捕下獄。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慈航的辦學熱忱曾經感動了許多學僧,連一些師執輩的法師也來投靠。他與一批僧人入獄后,各界致力營救,尤仗李子寬、張清揚等奔走。
1949年夏秋間,他終于出獄,被接至汐止靜修院,獲當家達心尼師等支持與前學員慈觀等竭力擁戴保護,幾經周折,于1951年辦起了有名的彌勒內院,初步實現了他辦 臺灣佛學院的原先構想。
臺灣佛學院及其附點與彌勒內院,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培養了大批優秀僧青年,對六、七十年代臺灣佛教教育發展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 盡管慈航在1954年即圓寂,但他的過渡性使命已圓滿完成。釋印順說,他“雖居處靡常,資用窘乏,而于大陸僧青年之來臺者,攝受而教育之;百折不回,為教之心彌堅。此慈老之不可及,而大有造于臺灣佛教者,功德固不可量也。”
香港佛教辦社會教育較早,自1931~1949年曾辦五所。其中,包括耀山與中華兩所正規學校。僧教育則以臺宗倓虛法師(1875~1963)于1950年在香港弘法精舍創辦的華南佛學院為起點。
倓虛也是二十世紀數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與創辦佛教學校達十多所。其中,僧校九所,最有名的是青島湛山佛教學校。他的教育理念很有特色:
(一)建寺為辦學。
(二)多層次的培養僧才,盡可能讓有志求學的人都有學習機會。學校一般都分設預、正、專、研究四科。其中,預科僅相當小學。這樣可根據學員原有文化程度施教,不致像武院初期那樣造成混亂。
(三)有重點也有自由。湛山一系的學校重點選修天臺三大部、五小部的學員特多,但倓虛對自愿學習其他宗派教理者也予以鼓勵。學員多自愿組成學社,教學與自學結合,每周集中活動三次,交流心得,互相討論。
1948年4月,倓虛至港,與香港佛教界人士議定創建華南佛學院。學校護法董事會由王學仁等五位居士組成,負責借出院址與承擔經費。
1950年該校正式開學,倓虛任院長兼主講,釋定西、漿果也在校任教。學僧多為由東北與上海來港的僧青年,共廿一人。課程仿湛山佛校,前后兩期變動不大。
當時香港經濟還很困難,華南佛學院的經費也很緊張,學僧必須于課后種菜砍柴,以節省開支。一年后,董事會仍感經費負擔過重,學僧每天上午三小時,下午二小時的課程也難維持,于是改為半天織襪,半天讀書。盡管如此,因當時香港經濟拮據,物質短缺,佛學院仍然危在旦夕。就在這時,北方僧青年還源源不斷來投考,學校不得不謝絕。最后佛學院師生獲吳蘊齋等香港佛教四眾熱心人的協助,議定每年啟建水陸法會一次募集經費,繼續辦學。
1952年第一屆學僧結業。倓虛可能對如此籌資辦學不滿,要求辭職,但在董事會極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并招收了第二屆學僧二十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屆學僧結業。這時香港經濟已恢復,辦學經費也不再成大問題,可是生源卻不行了。倓虛再次要求辭職,佛學院停辦。 華南佛學院盡管停辦,但它也可說完成了使命:
一是培養了釋樂渡、寶燈、暢懷、智開、性空、誠祥、智海、圓智、智梵等僧才,他們當中有的成為60~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干,有的往美國、加拿大弘法,都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二是為香港僧教育打下了基礎。繼此,如60年代初太虛弟子敏智在屯門藍地妙法寺創辦了內明書院。70年代后期,倓虛弟子釋永惺在荃灣西方寺設立了僧伽培訓班。
大陸自80年代始,香港、臺灣在60年代,佛教教育的蓬勃發展新時期來臨了。來得早晚主要系于社會轉型的遲速。自1987年起,臺灣教育當局不允許辦私立高校政策的改變,使臺灣省佛教興學掀起了又一輪熱潮。
1980年初,為了重振全國佛教事業,中國佛教協會及時采取的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恢復中國佛學院。同年9月,由趙樸初親自主持,中國佛學院正式復課。
從那以后至1996年,中國佛教協會先后召開兩次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協調全國佛教教育事業恢復發展與中國佛學院的建設;發起設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中國佛學院興建了教學大樓,開辦了預科、本科和研究生班。其中,本科佛學課程設有佛教史、中觀、唯識、禪宗、天臺、賢首、凈土、楞嚴經等,文化課有古典文學、歷史學、中外哲學、外語等。中國佛學院成為漢語系佛教的最高學府。此期間畢業學僧共238人,還先后選送優秀畢業生十八人分別至日本、斯里蘭卡、緬甸、英國等地高等院校和佛學研究機構深造進修。有幾位取得了碩士學位,還有幾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不少畢業學僧已迅速填補了青黃不接的斷層,成為全國與地方佛教協會、佛教文化教育機構、名山大寺的領導骨干。
北京中國佛學院本部剛恢復,經趙樸初提議,江蘇佛教協會大力推進,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棲霞山分院又相繼在蘇州、南京成立。這兩個分院除了在教育業務上接受北京本部指導外,在經費來源、教學行政管理等方面依托蘇州靈巖山寺與南京棲霞山寺,具有相對獨立性。至1996年,這兩個分院也已培養了畢業學僧五百余人。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全國各省市佛教協會與名山大寺又恢復與創辦了不少佛學院,如廈門南普陀寺恢復了具有太虛辦學優良傳統的閩南佛學院,湖北武漢市佛協恢復了武昌佛學院,上海市佛協創辦了上海佛學院,安徽九華山佛協重建了九華山佛學院,山西五臺山佛協創辦了五臺山佛學院、浙江普陀山佛協重建了普陀山佛學院,廣東潮州開元寺恢復了嶺東佛學院,乳源云門寺創辦云門佛學院,福建省佛協創辦了福建佛學院,四川省佛協創辦了四川省佛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重慶市佛協創辦了重慶佛學院,江西省佛協創辦了江西佛學院,黑龍江創辦了依蘭尼眾佛學院等等,這些都是中等佛學院校,還有一些佛學院正在試辦或籌辦之中。九華山、云門佛學院還舉辦了寺院執事進修班。各地佛協與寺院舉辦的僧伽短訓班、佛教培訓班等更是不計其數。此外還為社會教育、“希望工程”、貧困學生捐獻了大量錢物。
新時期大陸藏語系佛教院校創辦較早、學員人數最多的要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喇榮寺五明佛學院。該院由藏傳佛教寧瑪派僧人晉美彭措于1980年7月創立,當時學員有卅二人,僅他一人任教。后規模逐漸擴大,教師增加至五十余人,學員激增至二千余人。教學設施從無到有,教學行政管理也日趨完善。其課程設置也較有特色,分顯教、密教和共同文化三部份。顯教中分戒律、因明、俱舍、中觀、般若五個班;密教分修行、講論、竅訣三個班;共同文化分聲明、醫方明、英語、歷史及漢僧顯密班等。不僅有來自藏傳佛教流行地區的學員,而且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美國、新加坡、印尼等國的學員。學制一般六年,特殊畢業證書須十二年才能授予。
1987年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北京西黃寺成立,系以藏傳佛教為特色,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高規格、多層次的綜合院校。各地藏語系院校還有西藏佛學院、青海佛學院、甘肅佛學院等。如果了解20年代以太虛弟子大勇為代表的漢地僧人入藏學法的艱難,便可知這些院校不但培養了藏傳佛教的高級人才,而且對溝通漢藏佛教有特殊的貢獻。
大陸佛教教育特別是僧伽教育恢復與發展的速度驚人,高、中、初三級既互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三大語系佛教教育體系已初步形成。由于中國佛協的統籌,各地佛學院之間的協調配套合作比臺灣稍好些,但由于發展快,存在問題仍很多。從宏觀看,如王雷泉所言:在辦學形式上,各自為政,遍地開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學院,浪費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片面仿效世俗學校之學制和師生職銜待遇,非僧非俗,學修一體化和管理叢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證。在教育對象上,限于僧伽,忽略了居士教育與佛教團體工作人員、佛教實業工作人員的崗位培訓教育。在大陸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時,卻不敢大量引進海外佛學研究先進成果和教學人才為我所用。從具體教學環節看(除五明佛學院外),課程設置各自特色不夠鮮明。教材建設雖經1992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漢語系佛教教育座談會強調與部署,但仍收效甚微。師資力量隨著老一輩僧俗退離教育第一線顯得愈加薄弱,利用社會人才雖不失為有效途徑,但不少佛學院領導對此心存疑慮。許多佛學院對佛學研究與教育的相互促進作用認識不足。不少地區佛協互相攀比,寧愿出錢出力大規模造像建寺也不愿增加對作為根本的教育投入等。這許多問題亟待引起重視與解決。
在臺灣,彌勒內院一枝獨秀很快引來了百花齊放。僧伽教育首先獲得發展,迄80年代,繼承釋圓瑛的辦學傳統,白圣法師創辦了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中國佛學研究院、戒光佛學院。繼承太虛辦學傳統的則有福嚴佛學院、太虛佛學院、佛光山佛教大學(中國佛教研究院)等。圓光佛學院的規模也較大。專科有釋南亭等創辦的華嚴專宗學院、釋煮云創辦的凈土專宗學院。專門培訓女眾的有佛光山臺北女子佛學院、香光尼眾佛學院、千佛山女子佛學院。
至1996年底,以培養僧才為主的佛學院與佛教講堂不下四十余所,遍布臺島南北。
為了適應臺島社會轉型、經濟起飛對專業人才的需求,臺灣教育當局在六、七十年代優先發展中專與職業學校。趁此機會,佛教界也先后辦了智光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能仁高級家商職業學校等。至于佛教界辦的幼稚園、小學、中學更是難以盡舉。臺灣佛教界大規模舉辦面向社會的高等教育則得益于“解嚴”后的社會環境,臺灣教育當局首先開放了醫學、工學,然后是藝術、管理等,最后開放人文、社會學科。
依此順序,1989年釋曉云創辦了華梵工學院,同年釋證嚴創辦了慈濟護士專科學校。1993年華梵工學院更名為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提出“以人文為體,發揮科技大用”的理念與“科技與人文融會,慈悲與智慧相生”的教育方針。至1995年已有工業管理、機械工程、電子工程、建筑、工業設計、中文、外語七系,東方人文思想、機電工程兩個研究所。
1994年慈濟醫學院創校,設有醫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和護理學研究所。課程以生命科學及醫療知識為主,兼顧人文、社會學科與藝術類,通識教育課程摒棄傳統的全年單一課程模式,采用每學期分段式多單元教學規劃,涵蓋十六項怡情養性的單元科目。慈濟以公費與建立慈誠懿德會為其特色。尤其是后者為每十個學生安排一位慈誠師兄與兩位懿德母姐,幫助學生克服心理、情緒上的困擾。總之,辦求各方面都體現出“尊重生命”和傳承佛教“慈悲喜舍”精神。正因如此,慈濟擴大為學院不到兩年,其醫學系在臺灣聯合招生中,已進入前十名。
華梵與慈濟兩院都有宏偉的近期發展與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釋了中創辦的玄奘人文社會學院、釋星云創辦的佛光大學、釋圣嚴創辦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均已發展為綜合性大學,規模龐大。
無疑,臺灣佛教已打破了歷史形成的基督教、天主教團享有辦高等教育特權的局面,前景喜人。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藍吉富認為,臺灣佛教沒有像日本佛教那樣的組織嚴密的宗派作學校的后盾,大規模辦學需考慮長期的經費來源。江燦騰指出,暫時應整合力量和資源,以佛學研究所為主,培養佛學瞭望臺型的學術人才。尤其是除慈濟外,各校都重在人文社會學科,是否會造成信眾資源的重疊與佛教界力量的浪費?
香港佛教以辦社會教育為其特色。
香港佛教聯合會于1959年主辦的第一所中學是佛教黃鳳翎紀念中學,開了以捐資者的名字命名、由佛教界主辦的風氣。
60年代由佛教界主辦的中小學逐漸增多,如道慈佛社建立了九龍學校,佛聯會創立了菩提學校,香海蓮社創立了念慈學校,佛教文化藝術協會創立了慧泉小學,佛教大光園所辦的大光小學擴展為大光中學,正覺蓮社建立了正覺學校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界努力下,“佛學科”于1960年被列入中學會考課程,香港經緯書院于1963年首設佛學系。
此外,大嶼山慈興寺曾于1965年興辦了天臺佛學院,可惜為時未久。
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佛教教育迅猛發展。1971年香港能仁書院成立,這是現存唯一的佛教界辦的大專,設有文學、哲學、商學、佛學等系與哲學、中國文學兩個研究所。據高永霄〈香港佛教發展史〉一文統計,現有佛教中學(包括職業學校)十八所,小學達廿八所,幼稚園十七所。中小學均設有佛學課程。在校生總計達十余萬,在全港適齡青少年中,這是不小的數字。此外,香港一些佛教或佛學團體還為初學者開辦了數十屆佛學星期班與短期班,為有志進修者開設佛學講座。香港與臺灣佛教界辦的社會教育均接受一部份政府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