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英國人統治前的植根時期；二次大戰前的創興時期；大戰時的艱苦經營；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興；八、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1997年回歸后的蓬勃發展。
植根時期
由于香港的地理環境，歷來皆為中外往來人士及船舶的交通要點，這亦促使佛教早于劉宋（公元317-420年）時期經已傳入香港。根據近代學者的考證，屯門和青山是古時從波斯、阿拉伯，以至印度與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進入廣州內陸必經之地，故佛教經海路傳入中國，亦應以此路為最早。
位于屯門及元朗的杯度寺、靈渡寺及凌云寺合稱“香港三大古剎 ”，是香港佛教發展的根源標志。
杯度寺和靈渡寺的由來可追溯到南北朝劉宋年間的杯度禪師。根據《高僧傳》的記載，杯度禪師有神異奇力，當時的人不知其姓名，但因常乘大木杯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故稱杯度禪師。據稱杯度禪師曾來香港，后人為了紀念，就有杯度寺的出現，亦成為香港第一間佛寺（即現在的青山禪院）。
此外，靈渡寺相傳原是一間小茅篷，其創建亦與杯度禪師有關。據《新安縣志．山水略》所載：“靈渡山在縣南三十里，與杯度山對峙，舊有杯度井，亦禪師卓錫處。”靈渡寺至今仍然存在，位于元朗廈村，過去在唐、宋兩個朝代都曾重修，而最近一次的重建開光是在2003年。
凌云寺是建于明初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乃元朗鄧氏子孫為了安慰夫子雙亡的后母黃氏，而在現時錦田觀音山下建筑凌云凈室。到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滌塵法師來到凌云凈室，見凈室風水及環境幽美，遂募款重修，改名為凌云寺。后來，妙參法師再興土木，到1918年重建完成后，便在寺中傳戒，更把凌云寺變為香港第一間的女眾十方道場，至今猶在。
可是，早期的香港人口稀少，一般居民以打魚耕種為生。在信仰上，大多供奉天神、地主、灶君等家神，拜祭天后娘娘、洪圣爺，亦有把孩子契予觀音娘娘，以祈求保蔭家居人口平安、作務順利。村莊之中一般設有祠堂，以供奉祖先，保留著中國人慎終追遠的傳統禮教。但是，在當時的香港，正信佛教基本上并不普遍流行。
二次大戰前的創興時期
談到香港歷史，就不能不說中國的整體情況。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國處于巨變，隨鴉片的輸入，西方的政治、科技也逐漸傳至中國。由鴉片戰爭起，至民初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五千多年來的政治、文化、傳統乃至價值觀，都受到嚴峻的挑戰和沖擊。
但是，在中國如此混亂、文化受到如此巨大震蕩之時，中國佛教卻出現了好幾百年來未曾有的重興。當時最有影響的大德，有身兼禪宗五家法脈，重建了八十多間道場的虛云老和尚。他是當時中國佛教的大支柱，也是中國經歷巨變下的一個見證人。還有太虛大師，他鼓吹改革僧伽制度，將當時佛教古老保守的形式轉化，為其賦予新的生命和方向。他又創辦武昌佛學院，培育了大量弘法人才，鼓吹人生佛教，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的名句。現在臺灣的印順法師和星云法師也是受太虛大師的影響。另外，當時亦有不少著名的居士；如楊仁山居士，便創立了金陵刻經處，將大量佛經印刷廣泛流通，和開創近代居士說法的潮流。
其間，香港隨著1842年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之簽訂，被割讓予英國成為殖民地。由于環境相對安定，受戰火牽連的中國難民開始流入，以致香港人口膨脹。這一股移民潮，為香港帶來了重要的人力資源，而佛法和僧人亦隨之南移，令當時香港佛教發展興旺，人才眾多。在南移來港的僧人中，包括有寶蓮禪寺的開山祖師紀修和尚和二祖筏可和尚，東普陀寺的茂峰法師，東蓮覺苑的靄亭法師和香海蓮社的寶靜法師等大德。當時皈依學佛的居士亦不乏官紳名流。現在很多的寺院，譬如寶蓮禪寺、東普陀寺、志蓮凈苑、東蓮覺苑，乃至大嶼山、荃灣等大大小小的茅篷，都是在那時候興建的。可見當時香港的佛教是百花齊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大戰時的艱苦經營
二次大戰期間，一切宗教活動都近乎停頓下來。出家人與香港市民同樣受到戰爭的迫害，有很多出家人因香港缺糧而回歸內地，而新界寺廟多被土匪搶劫。其時荃灣東普陀寺的茂峰法師因早年在臺灣弘法時，得日本天皇贈以黃緞五衣，日軍官長見到，皆以禮恭敬，連帶寺內地方不致過于受到騷擾。后來鄉村婦女到寺避難者多達百多人，皆蒙法師慈悲，接納于寺內。當時的生活雖然艱難，但是法師堅持修行功課，“寺內清眾，雖日僅一粥，仍依師不去。”
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興
二次大戰后，宗教活動慢慢復興，香港佛教界亦開始涉足社會的慈善事業，如大光義學就是在戰后創辦的，香港佛教聯合會亦于1945年成立。隨著國內政治動蕩，金融幣制出現危機，大量難民再次涌入香港，其中包括來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出家人。那個時候，全港大小寺院都有“僧多粥少”的現象，有些僧人更流浪街頭乞食。后來由于東普陀寺的茂峰法師海單接眾，眾多僧人才得到安頓。根據《茂峰法師事略》中所載：
“惟現在寺內實情，香積幾無隔日之糧，庫中不及百元之蓄，目下數十清眾，已難維持，倘一語接收海單，如潮涌至，師計將安出？”師曰：“我無計，但憑此一片悲心耳，一莖草葉一滴露，一個羅漢一個齋”……風聲所及，一日來者二千余指。
當時正是戰后不久的艱苦之際，可幸眾善信得知寺院困難，紛紛捐獻糧油。十日之內，東普陀寺已積米數百包。1949年，虛云老和尚應邀到港，并開示大眾：“僧眾南來，食住維艱，病無醫藥，境況甚苦，幸東普陀茂峰法師，發大愿力，海單接待，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等以財物供養我，不如轉送東普陀供眾，功不唐捐也。”
自此之后，香港再沒有露宿街頭的僧人。后來，有很多出家人轉赴臺灣及南洋等地，也有很多往西方國家弘法去，而留在香港的，仍有一定的人數。這些留港的僧人，對重興香港于大戰后的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中以“東北三老”── 倓虛法師、定西法師和樂果法師最為有名。
大戰后的香港佛教發展穩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興辦學校、老人院等社會慈善事業。那時因為有幾件有關佛教的趣聞出現，如在跑馬地超度、平息前差餉物業估價署鬧鬼事件，以及在賽馬場舉行求雨法會，令市民對佛教興起了一陣熱潮。同期，本港的佛教團體，亦開始籌建佛教醫院。由此，可反映當時佛教已比較興旺，但因為無國外的經濟支持而發展有限。就好像佛教醫院的籌建，共歷十二年之久，其中的經費大多是來自香港市民，而當時的香港經濟環境還是處于困難的時刻。
但是，相對于天主教和基督教，這時期佛教在香港是發展得緩慢得多。由于這些西方宗教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特別厚待，加上來自歐美各國的人才、錢財及物資等資助，令他們在香港很快便取得極大發展，不論在宗教、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都有很大成就，其信徒亦逐漸在政府各機構當上重要職位。
雖然如此，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由多位法師帶領下，仍然是充滿活力和理想的。從寶蓮禪寺出家受戒的人數來看，發心學佛出家的人還是有一定的數目。
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
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佛教呈現柳暗花明的局面。由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在本港普遍受到追捧，東方文化和宗教便相對地被視為落后和迷信。至于從香港佛教內部來分析，當時弘法的僧人不足，有青黃不接的現象。此外，在山上修行，過著簡樸農禪生活的出家人，被社會人士視為消極避世，而僧人做佛事超度亡者，又被視為不祥。于是，佛教便出現了形象的問題。再加上經書流通不廣，以致當時佛教在香港發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在這個年代，二次大戰后出生的嬰孩已長大成人，由于他們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視野廣闊，一神教已不能滿足部分人的需要，繼而在大專院校興起一股知識分子研究佛法的風氣。其時，能仁書院、新亞書院的佛學課程都有相當的發展，而羅時憲、唐君毅、牟宗三諸位教授的佛學著作亦相繼出版。
同時，在文化大革命后，國內宗教政策得以落實執行，人民重獲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國佛教開始復興；而在臺灣，佛教在印順法師、星云法師等大德領導下，亦有非常蓬勃的發展。
以上種種因素，令香港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因而隨著推廣（例如在1983年佛教青年團體聯合舉辦首屆的《此岸彼岸》弘法活動），佛教的真理和慈悲精神開始滲入民間，學佛門徑增多，佛學班更比比皆是。知識分子學佛、有錢人捐款和皈依、明星出家、歌星為佛教籌款、臺灣法師來港舉辦大型弘法活動等，都改善了佛教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令本港佛教更上一層。
此外，天壇大佛自1993年開光后，現已成為香港的標志之一。而在1996年，香港特區區選委員會內的宗教勞工界互選，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得票最多。這一切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佛教的重興，也看到了出家人在社會中地位的提升。
1997年回歸后的蓬勃發展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特區政府實行了平等的宗教政策。由覺光法師帶領爭取了多年的佛誕公眾假期，在1998年正式得到落實，而香港佛教聯合會每年于佛誕舉行的大型慶祝活動，亦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1999年志蓮凈苑的重建落成，其古雅的仿唐建筑群亦成為本港一個重要的標志。于2001年，香港大學成立了佛學研究中心，并在2002年開辦佛學碩士和博士課程。此后，佛教開始成為香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學佛的人，在社會各階層也逐漸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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