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紀后半葉。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東征時，著名的懷疑主義者皮浪（？—前275）等哲學家也隨軍進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帶回希臘世界。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傳播“正法”，一些學者據阿育王石柱銘文13號記載認為，有些使臣曾到過小亞細亞以西，所傳“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時期，希臘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達了摩揭陀華氏城，他的游記中也提到了婆羅門和沙門。當時以亞歷山大港為中心的希臘犬儒學派非常流行，他們重視智慧，蔑視物質財富和人生享樂，與沙門思潮，特別是佛教的人生倫理觀，有許多相似之處。希臘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長期建有國家，前2世紀后半期，希臘人國家彌蘭陀王歸依佛教，關于他的信教過程以及他與來自克什米爾的高僧那先的對話，見于《彌蘭陀問經》（漢譯《那先比丘經》）。彌蘭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臘哲學和佛教哲學中有許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臘人并提，認為只有他們才開辟了“辯證思維”一途。像變化無常、因果輪回、“四大”結構等主張，也在這兩種文化系統中幾乎平行流通。很難說二者有直接關系，
或誰先影響了誰，但佛教思想很早就為希臘人所知，且有少數人歸依，當無疑問。歐洲學者希羅尼姆斯（347—413）曾講到佛陀，說他生于處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干4世紀在歐洲流傳。
13世紀，蒙古人大面積地打通了亞歐的交通，增強了東西方的交流，羅馬教廷也強化了基督教向東方的傳播。13世紀中葉，圣芳濟會修士約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國，開始了對中國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羅兄弟兩次來中國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們的侄子馬可·波羅（1253—1324）還擔任了元朝官職，巡視內地，出使國外。現存《馬可波羅游記》，敘述了他自喀什米爾所見的藏傳佛教，經新疆和河西走廊見到的西域佛教，也記述自北京到江南的漢傳佛教；以及南行所見中南半島、馬來群島，一直到錫蘭島的南傳佛教；對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馬爾代夫群島的佛教，也有所記敘。作為基督教徒和往來東西兩大國的使者，他把佛教當作東方流行最廣的特殊宗教介紹到了西方世界，盡管他的記述極其簡略和膚淺。《馬可波羅游記》在歐洲影響極大，包括著名的斯托弗爾·哥倫布部讀過它。
15世紀末，隨著殖民主義的產生和擴張，所謂“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西方的傳教士隨同商船和兵艦大批來到東方。他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以報告或游記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紀，已有出版物商世，成為當時歐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來源。由于殖民主義最先是在南亞和東南亞經營，他們對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傳巴利語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來說，他們站在殖民主義立場，以歐洲文明中心說觀察事物，對佛教采取輕蔑的排斥態度，幾乎沒有什么客觀的研究。
此后，西方對佛教的了解日多，隨著啟蒙主義思潮的發展和對世界認識的開拓，西方有識之士不再那樣妄自尊大。黑格爾（1770—1831）的《邏輯學》已經給佛教哲學以重要的歷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門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變”）之前，構成了他的理念自我發展體系中的一個環節“無”。佛教哲學開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與希臘哲學平等的對待。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又促使歐洲的文學開始從東方宗教，包括神話和寓言極為豐富的佛教文獻中去吸取靈感和素材。
從19世紀開始，西方學界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多角度地發展起來。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現在對各種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奧地利學者J·維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與梵文的親緣關系，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開發創造了條件。到奧登堡（1854—1920），德國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維也納學派。既是殖民主義者，又是東方學學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爾任英國公使期間，發現了381部梵文貝葉經，分贈給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亞細亞學會，并將其中的《金剛針論》譯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歐洲對梵文經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喬瑪（1784—1842）到拉達克喇嘛廟住了7年，后受雇于英國東印度公司，著文介紹了甘珠爾和丹珠爾，開辟了西方所謂藏學的研究領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殖民主義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約在此前后，俄國也從外蒙古和北京運走了甘珠爾和丹珠爾。至于漢文佛典在19世紀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視，S·比爾于1871—1878年間，開始翻譯介紹。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難，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終不成系統。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亞細亞，包括中國新疆、甘肅以及西藏地區，引起了西方各國的特殊興趣，尤其是來自英、俄、法等國，以各種身份出現的學者，絡繹不絕。他們在這里發現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漢文者以外，還有吐火羅文（焉耆—龜茲語）、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與和闐文等佛教文獻。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間，三次進入新疆、甘肅地帶，非法搜集文獻資料，特別是發現了敦煌石窟，并盜走了大量佛經寫本和佛教繪畫及版畫，由此開創了西方敦煌學一科。列強在中亞細亞和中國掠取的佛教文獻和文物，大都保藏在巴黎、倫敦、柏林、列寧格勒和東京的圖書館或博物館中。
隨著佛教文獻進入西方及對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學對于歐洲發生了影響。其中最早、且最顯著的是德國叔本華（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稱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靜。他的悲觀主義和禁欲主義，他之視“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視意志為一切痛苦的源泉的觀點，甚至于用以卑視婦女的理論，都浸透著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連尼采也稱他的意志至上論為“佛教徒的虛無意志”。在近現代，佛教哲學對存在主義的影響也相當明顯。他們把人的現實品格規定為恐怖、厭煩、失敗、絕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與佛教的出發點一致。法國薩特（1905—1980）發揮的存在主義著名原理“存在先于本質”，與佛教的業報思想在“人創造人本身”這點上，就是完全相通的。此外，像俄國的托爾斯泰，也被認為是受過佛教影響的偉大作家。
但是，作為純信仰對象的佛教在西方流傳，更多地受日漸增多的東方移民和僑民的影響。東亞諸國的人去西方走居或僑居，有諸多原因，但對民族文化有強烈的精神需要，幾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滿足這種需要的重要成分。
從19世紀末，東方文化主動加強了向西方的傳播，佛教起著主導作用。斯里蘭卡達摩波羅發起的摩訶菩提學會，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設置分會或傳教中心，出版多種語文的佛典和刊物，創辦佛學院等，影響頗大。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國留學，后被前蘇聯莫斯科大學授予名譽哲學博士，為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發起人之一，并任首屆主席。他主編的英文《佛教百科全書》，在推動佛教向全球發展上，起過重要作用。日本凈土宗南條文雄（1849—1927），在英人馬克斯·繆勒的支持下，譯《大明三藏圣教目錄》為英文，向西方介紹漢文佛典概貌；又譯梵本《無量壽》、《金剛》等經，傳播大乘佛教。鈴木大拙（1870—1966）譯《起信論》、《楞伽經》為英文，并將佛教禪法介紹到了西方。中國楊文會（1837—1911）與達摩波羅、南條文雄等同時致力于向西方傳播佛教的事業，1894年，與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譯《起信論》為英文；此后又培養梵語、英語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材，為佛教西漸作準備。及至太虛（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歐美，在英、法等國學者協助下籌建世界佛學苑，進一步開拓了漢地佛教的西傳事業。19世紀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爾活佛（？—1975）在印度創建烏金貢桑卻林寺，弘揚藏傳佛教寧瑪派教法，為西方世界培養出首批藏傳佛徒，先后在布魯塞爾和雅典建造了烏金貢桑卻林寺，寧瑪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1982年的統計，歐洲有佛教徒21萬多，南美50萬，北美近19萬，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總數比十年前（1972）凈增了5千萬人，明顯呈上升趨勢，盡管這些數字不一定準確。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東方移民和僑民為主體。二次大戰以后，東方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日益增強，西方社會中東方移民和僑民的經濟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發展，使佛教干預社會的作用力和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紀以來，基督教神學倫理體系受到廣泛的沖擊，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觀念向佛教傾斜。不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為適應西方社會生活需要，本身所起的變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贏得信徒的更本質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禪的廣泛應用，多種社會服務和心理咨詢的開發，是兩項最成功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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