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探索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分別由陸、海絲綢之路而來的說法，往往強調陸上傳來的作用，而忽視海上傳來為先的巨大作用；雖然清末學者梁啟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一文中，早就明言“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其論漸漸為史家所接納，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紀初，諸如杜繼文、魏道儒之《佛教史》列舉詳細史實予以肯定，吳廷、鄭彭年著文《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重新作出具體的論證；然而，如何列舉廣東、廣州有關佛教史實和文物狀況，對佛教先傳入廣州的歷史作用加以專題論證則鮮為有之；際值今年大力開展中印友好年活動的契機，本文就印度佛教最先由海上傳來，佛教文化先在廣州、廣東與中華文化交融，佛教信仰、佛教典籍由商道傳來，如何在廣州得到最先接納、翻譯、交融、傳布開來，佛陀心印如何最先在廣州傳播、奠基繼而流布五湖四海等關鍵問題作出具體的闡述和論證，向佛門內外各界有識之士求教。
眾所周知，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而印度南部東西南端的古港，則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外往來的中轉站，因而自古而來，印度對廣州、廣東的中外交往最為密切。《廣州簡史》指出：“到目前為止從發現的史料和出土文物來看，秦漢年間任囂和趙陀所建的‘番禺城’才是廣州最早的城。”而番禺的得名，則因當地有番山、禺山所致，秦始皇派任囂尉平定嶺南，為了鞏固統一大業，設置了南海郡，郡詒所在番禺城，稱之任囂城，趙陀建南越國后稱趙陀城；綜觀南越國從趙佗王起共存五世九十三年歷史，既可在《史記•南越列傳》、《漢書•兩粵傳》中看到，也可在廣州城內的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等文物陳展中看到，番禺在西漢末年，能成為大漢十九個著名的都會是名符其實的，其成為海上貿易商品繁盛的集散地，南越國為之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廣州市秦漢時期豐富多彩的文物，印證了《南越志》、《漢書•地理志》記載的真實性。《南越志》云：“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在廣州市文化局院內，經1974、1994年發掘，發現了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兩座造船臺，據專家估計當時可造寬6-8米、長達30米，載重可達50-80噸的海船，另從廣州漢墓出士的大型船模，竟是十槳一櫓，船尾設舵，船上建重樓的大樓船，廣州秦漢大型船只的制作，要比歐洲早1000多年；為此在《漢書•地理志》中，描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航線，明確記載由朝廷官員組織的從廣州出發的船隊“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志中所記沿途歷經之諸國，都元國即今之越南峴港，黃至諶離國、夫甘都盧國在今緬甸境內，邑盧設國在泰國境內，已程不國即今之斯里蘭卡，黃支國即今之南印度康古弗侖，特別是其中的黃支國，《漢書》稱該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南越王墓博物館陳展的一種深藍色玻璃片，經鑒定即為當年從黃支國交易得來的一種壁玻璃，由此可見，中印建交相當早。
南印度與廣州之間的商貿、外事往來，可以說是策源于印度、尼泊爾的佛教文化，從海上首傳入廣州、廣東的一種自然紐帶。據眾多的佛教典故得知，佛教的傳播，自古以來都與商人、商道結下不解之緣；佛教始尊釋迦牟尼，三十歲于菩提樹下剛悟道成佛，就有兩位商人向佛陀奉獻食物，自始，從一祖摩訶迦葉到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沿著水陸商道傳佛心印，亦得到不少商人的供奉和皈依；達摩祖師就是花了數十年行遍全國水陸商道，甚得四眾擁戴，以大乘最上乘禪觀統一了佛門中各種宗派，建立起南天竺一乘宗；亞洲的許多佛教記事表明，不少商人皆信佛，他們去到那里，那里就有佛教的信仰。毫無疑問，當年這些商人或佛教徒，越海來到廣東沿海各地，也傳來了佛教。
兩漢時期乃至東漢末年，當時中外佛教交流中心在交趾即越南北方及鄰近廣西部分地區，交趾今越南部分至北宋初才獨立建國，之前一直是中國的一個州郡，三國時期，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合浦、高涼、蒼梧、郁林、南海屬交州，州治先設在龍編即今之河內，印度佛教僧人、居士，往往通過交州水陸商路進入兩廣、云貴境內。繼夢法師在其著《中國佛教傳入史綱》指出：“早期佛教傳入我國，除了由西域北路傳來之外。經由南路的錫蘭（斯里蘭卡），過中南半島由海路傳而傳入我國，或經緬甸過云南、貴州等地進入四川，乃至到長江流域或關中地區。這南路及海路的可能性遠較北路的狀況為佳，所以在時間上也可能較北路為早。”絲綢之路與陶瓷之路齊名，絲品與瓷品同樣成為商貿往來的重要物品；中外佛教繡像、瓷像，也從中得到最熱門的交流；廣東沿海地區陸續發現了不少的蓮花陶瓶、佛教瓷像碎片，以及佛教摩崖石刻殘址、佛繡等文物，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佐證。
永安七年（264），東吳政權分高涼、蒼梧、郁林、南海四郡為廣州，治番禺，其余五郡仍稱交州，治龍編，交、廣分治，遂為定制。由于廣州港日臻繁榮，中外佛教交流中心由交趾轉至廣州城。據有關典籍，安息國（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是南抵印度越海至廣州才北上洛陽譯經的，傳說在建寧中（約170年左右）譯完35部、41卷佛經，被封為侯，其譯著被稱之《安侯口解》，南游江南后再抵廣州，住在安息商人居士家約一年，傳授小乘禪觀。中國最早“銳志于佛道”的佛學家牟子（約170-240），當代佛學家任繼愈斷其出生在建寧三年（170）左右， 他是嶺南廣信（廣東封開）人，娶妻于蒼梧（廣西梧州），引老莊以申佛旨，著《理惑論》37篇，論述儒、釋、道三家的異同，晚年曾抵廣州王園舊址禪室，宣揚其《理惑論》觀點，其人其著在嶺南最先作出佛學啟蒙。西域康居籍三藏高僧康僧會，自交趾來廣州弘安侯小乘禪觀，赤烏十年（247）北抵建業（南京），注釋《安般守意經》等內典，并為之作序，其注本被當時奉為習禪圣典。東天竺高僧強（彊）梁婁至（漢名真喜），于建衡五年（270）到廣州譯出《十二游經》一卷。西天竺高僧迦摩羅，從太康元年（280）起，在廣州城西最早建起三歸、王仁寺；天竺高僧摩羅耆域，于永熙元年（290）攜貝葉經來廣州，在王仁寺增設譯場譯經。天竺居士竺難提，在太乙二年（377）來廣州王仁寺譯經。北天竺高僧曇摩耶舍（法明），從隆安四年（401）起來廣州，在白沙寺弘法，收門徒達85人；在虞苑、虞庵舊址，建立大殿五間（其中一間為大雄寶殿），被命名為王園制止寺，并奉敕設譯場。到東晉后期，廣州已與洛陽、南京，并列為中國三大譯經中心。南北朝時期，先后有天竺高僧求那跋摩、曇摩掘多及其弟子竺法度（金迦）、求那跋陀羅、僧伽跋摩（眾愷、菩提拔陀、竺法眷、曇摩伽陀耶舍、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求那毗地、智藥三藏等到廣州譯經、講經。廣州的譯經處，主譯場設在王園制止寺，其它如王仁寺、云峰寺、竹林寺、朝亭寺、白沙寺以及梵僧集中居住地如婆羅門寺等皆有分譯處，因此能承擔源源不斷而來的梵文佛經翻譯任務。經廣州學者覃召文考證指出：“當時的梵本經典皆寫在貝多羅樹葉上，并用竹木夾好，若運往南京便很不方便，且容易損壞，所以廣州也就自然成了譯經的據點。” 如此一來，廣州得領翻譯貝經和孤本、稀本梵文版佛經之先，加上有眾多的學識淵博的三藏高僧、居士、士大夫來參預譯事，其譯本的數量、質量，絲毫也不低于洛陽、南京的譯經處。廣州的不少譯僧還兼任講經任務，譯完一部經宣講一部經，譯經所在地每逢于寺內開講時，來聽講的僧俗川流不息。由于廣州政局比嶺北相對穩定，經濟實力雄厚，所以能鼎力支持佛門各項事業，佛教各時期的經典可以在廣州翻譯、交流，從而使廣州的佛學、禪學的基礎打得更為沉實，使得佛門諸宗各派在廣州可以得到溝通。
廣州之所以吸引眾多的西域或外國高僧、居士前來會聚在一起，原因還有不少西域與外國商人及其后裔移籍定居于廣州，特別比較集中聚居于廣州古之西場后之西關地區，至今猶存的千年以上的古剎光孝寺、華林禪寺、六榕寺，以及先后已湮沒的天竺僧最早來建立之三歸寺、王仁寺、婆羅門寺和文殊寺、開元寺、真乘寺，南漢建的西八寺都在廣州城西，從而極大程度地增添了西域與外國僧俗大眾前來廣州的親和感。
佛教第28祖菩提達摩（377～536），于普通五年(524)春到達廣州繡衣坊；在天竺僑民竺顯羅住所東側,結草為庵禪坐傳教，普通七年(526),其二兄功德達奚（372～529），乘竺密多駕駛的大商船到廣州，在黃埔扶胥碼頭登岸，種下從天竺帶來的波羅樹苗后，到繡衣坊竺庵與弟相聚，廣州刺史蕭昂這才知道達奚兄弟的顯貴身份，在大通元年(527)四月建成西來庵，延請達摩祖師為首任庵主；達摩在廣州宣示的法句與有文留存的達摩法匯大致相符，面壁禪觀要旨和依四卷《楞伽經》傳宗，西來庵所傳也和北方禪宗所傳一樣；是年(527)九月，梁武帝詔請達摩祖師弟兄入京，達奚染病不能成行，武帝因話不契機而失之交臂，達摩遂一葦渡江，此后九個年頭在中國北方，于少室山面壁三年,收徒說法,在嵩山、洛陽、臨漳、禹門間,作頭陀行達六年,組建了禪宗。新任廣州刺史蕭勵延請名醫治好了達奚的病，敦請達奚為西來庵第二任庵主，此時，達奚王公于達摩井周邊加挖了四口井(此五眼井故跡至今猶存)，周圍種了荔枝等果樹和藥用植物，使井水有治病的神奇療效，還指導佛教典籍分類歸擋，講述《心經》、《楞伽》等佛經精萃，為廣州刺史所邀, 常在東、西廟碼頭，迎候海外駛來的商船、使船，增添了中外友好的親和感，至今南海神廟還供有奚司空像；達奚在西來庵安祥圓寂，竺顯羅為西來庵第三任庵主。此后,無論誰做庵主,乃至清初改名為華林禪寺后，祖庭的面壁禪坐、持誦《楞伽》、弘揚達摩禪的門風始終不變。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建立傳佛心印的第一道場，這是一項劃時代的壯舉，當時佛教在印度故土正走向下坡路，祖師把振興佛教的希望寄托在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印度總理尼赫魯曾贊揚達摩祖師此一壯舉，他說：“這是達摩明智的抉擇，佛法東傳，勢在必行。”
雖然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逗留時間前后共計不過六年，但對佛教界及僧俗大眾的影響是巨大的，這是因為祖師弟兄在廣州的行狀表明：一、宣弘傳佛心印的宗旨，達摩祖師在廣州常作這樣的開示：“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來東土,唯傳頓教大乘,即心是佛,若識得施為運動靈覺之性,汝即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傳心,更無它法。”明確昭示傳佛心印關鍵在于使世人要明心見性；達奚臨寂對竺顯羅說：“按達摩祖師法句去做，開示傳禪以四卷本《楞伽經》為憑。”達摩祖師弟兄的宣示，值得后人世世代代弘揚下去。二、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均曾應邀去指導譯經工作，對入藏佛經整理分類指示要鑒別真偽、去蕪存真。由衷感謝廣州譯經處所贈送的一套求那跋摩所譯四卷《楞伽經》，并欣然舉經曰：“此《楞伽經》,為如來心地法門,可令諸眾生開示悟入。” 祖師此番開示成了正確對待和開掘弘揚佛教文化遣產的一道指導方針。三、展示了“佛法在世間”普度眾生的襟懷，達摩祖師“精通水利，卓錫挖井，竺坊和王園制止寺各一口，水清甘甜，解前食水難飲之苦。常與顯羅領僧俗大眾，于繡衣坊碼頭沿岸移植擋風大樹，以防海潮倒灌為害。”其兄達奚不僅加挖了四口井，使五眼古井水質有治病的奇效，還常為地方排憂解難，促進中外僧俗和睦相處。祖師弟兄為世間僧俗大眾作出最優秀的表率，西來庵-華林禪寺也成了緬懷祖師弟兄的國際佛教圣地。
從文獻查出的，總計有46位印度高僧、居士到過廣州譯經、弘法，另見《歷代來廣州的印度高僧、居士一覽表》，他們對佛教傳入嶺南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其突出作用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立足世間務實于世間，使中外和睦相處，使佛教自然而然與嶺南各界相融合
自佛教問世開始，釋迦牟尼始尊就為佛門與世間作出最好的表率，立足于世間，也就把根深深扎在尼泊爾與印度相連的印度半島上，務實于世間，那就是與自己的國家、民族休戚與共、息息相關，以解救、普度蕓蕓眾生為己任；后繼的衣缽傳人，從迦葉尊者到菩提達摩，佛教二十八代祖師都繼承、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經歷代眾多有為宗師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使佛教在印度半島及其周邊地區、國家傳播開來，在公元4-6世紀間締造了佛教的黃金時代；同樣，眾多西域及外國的佛教有為的宗師或信眾，從海陸兩路把佛教傳入中國，正是堅持和發揚釋迦佛的優良傳統，才使佛教種籽普播于神州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古代大嶺南概念是包括今廣東、海南兩省以及廣西東南部、越南北方，據嶺南地方志、民間記事，佛教首先是由嶺南西江流域傳入廣州的，南北朝以前，該流域崇尚的是嶺南土著(俚僚)文化，具有“從眾、兼容、多變以及適應性強的特色。” 從西域或外國來的佛教信眾到達該地區時，往往是步行或坐船而來，自稱為沙門或優婆塞(居士)，待人和藹可親，彬彬有禮，對當地傳統宗教和道家鬼神崇拜很尊重，而且肯為人排憂解難、熱心助人，西江土人往往親熱地稱他們為彌頭陀、西和尚、番鬼菩薩、光頭老祖、番邦長老等；從秦漢時期起，在西江流域的商戶乃至普通人家、水上人家中，逐漸流布開來。在城鎮中，則由西域或外國信佛的船民、使節、商人，無論是臨時暫住或定居也好，堅持禮佛拜佛念經，帶動與之有交往的當地官紳人士、平民百姓也崇尚佛教信仰，甚至集資興建起佛教寺庵。
今之廣州光孝寺、華林禪寺，其實就是在官府與民間崇尚佛教信仰的基礎上，興建起正規佛教寺庵的。回溯光孝寺原址歷史，啟自南越國趙建德王府(？-前111)王園，建德王常在那里宴請外國使節和波斯商賈，是時有無波斯佛教物品或信仰傳進，無據可查，但在三國成為東吳騎都尉虞翻(164-233)謫居處，據《虞氏族譜》稱，虞翻被謫貶至廣州，嘉禾元年得到平反給召回京，其家人在嘉禾二年(233)獻宅為寺，因虞翻夫婦信佛，在虞苑苛子林中就辟有佛堂、禪堂、凈室(單獨禪坐用)，當地略為擴建，被稱之虞庵或苛子寺，難怪乎上面提到的牟子晚年抵此弘傳佛學。據江西《康氏家譜》云，定居于廣州西關的康氏“第二代康善寶，航海經商，抵南天竺經營時，拜達奚王公為師，領優婆塞法券。……第三代康慕空，則承竺顯羅為優婆塞，曾接待蕭昂刺史造訪，有詩唱和，刺史詩：‘蕃漢談無間，彼此心印心。更深人闌靜，猶傳木魚聲。’慕空和：‘心印本無間，懇談深又深。更盡霞光起，樂聞雞叫聲。’” 那么說，在達摩祖師未來廣州之前，佛教信仰在廣州己深得民心了；官府與民間合作，為達摩祖師弟兄在大通元年(527)建起一座正規的佛庵—華林禪寺前身西來庵，是順理成章的事。
二、客觀而又至誠地接納、消融外來文化，引進佛教逐步使佛教本土化、中國化
秦末漢初，佛教逐漸傳入嶺南，封開人牟子寫的《理惑論》，就是嶺南地區客觀而又至誠地接納、消融外來文化的最好例證，從該論之自序就把儒、釋、道和合的道理說得很清楚，其中提到交趾郡太守張士燮(137-226) ，與其三位弟弟均是從政的有名學者，于蒼梧“收容了上百個中原士人研討經學，這是交州前所未有的學術活動”，時交州郡治就設在廣信，牟子作為郡治的拔尖人才，其論采取一問一答形式，就是牟子在研討中力折群雄的真實寫照，從而使外來的佛教逐步本土化、中國化邁開了堅實的第一步。
歷代在廣州的中外譯僧與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為搶救快損的貝葉梵經，使各時期的梵經得到及時的漢譯，使梵版佛教經典中國化，系統地消化佛教經典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初期廣州的譯經只是單純的照本翻譯，很少有其它的佛事活動，后來發展到每譯完一部經就宣講這一部經，對重要經典難譯經典經常開展集體研討評點，以確保漢譯的質量，所以中外高僧對廣州譯出的經典甚表滿意，中唐時期，直中書主管譯官伊舍羅、度頗先后帶領多名京洛譯經處的僧俗人員前來現場學習廣州譯經經驗。在禪學方面，舉凡小乘禪、大乘禪、密禪的經典在廣州均有譯出，達摩祖師來廣州之前，舉凡安般、五門、念佛、實相四類禪法，在廣州均能得到交流和融合，佛學、禪學各學派在廣州都能得到登臺亮相的機會，甚至在慧能的南宗禪在嶺南取得主導地位后，密宗高僧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先后到廣州弘密，甚至在法性寺建曼茶羅灌頂道場，受“灌頂”信眾近一萬人，佛教諸宗能在廣州共存共榮，為其他地方所少見。
上面提到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的行狀，給后世有三方面寶貴的啟迪，作為印度佛教祖師、王公居士能夠如此忘我至誠地去異國他鄉傳佛心印，而且能與廣州的中外僧俗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中國人民敬愛的領袖、二十世紀偉大的思想家毛譯東，在1955年3月8日和達賴喇嘛談話中指出：“我們要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思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主張普度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度受痛苦受壓迫的大眾講話。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出家創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合作，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是共同的。”達摩祖師弟兄也正是“把眼光放大”，來中國扎扎實實地去傳佛心印，就能進一步在全世界更好地去傳佛心印。達摩祖師在中國南北方傳佛心印，所作開示的核心點就是明心見性普度眾生，達摩祖師弟兄在中國的傳人及其繼承者，兢兢業業地按中國國情辦事，逐步地把印度禪轉化為中國禪，終於把達摩祖師弟兄開創的基業發揚光大，使中國禪成功地演化為全球性的世間禪。
三、佛教傳入中國，達摩祖師弟兄起到關鍵作用，促進佛教事業健康地向前發展
印度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背棄了勞苦大眾，失去了普度眾生的根本宗旨，其教義和修持途徑變得越來越繁瑣，越來越遠離人世間最廣大的實際需求；到公元三、四世紀間，印度佛教越來越貴族化，抵擋不住自公元剛建立起的印度教那來勢兇猛的滲透，佛教面臨有被印度教吞拼的危險，對比之下，東土佛門已由上層走向民間，佛法深得民心，大、小乘佛學研究蔚然成風，比天竺本土更是生機盎然，因而27祖般若多羅在臨寂前，反復叮囑28祖菩提達摩：“汝雖得法，未可遠游，且止南天。待吾滅后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即中國），設大法藥，直接上根。”菩提達摩雖然花了六十年時間，以大乘禪觀的雄辯，使四分五裂的佛門諸宗心悅誠服一統在一乘宗門下，卻無法找到理想的衣缽傳人，達摩祖師乃遵照師囑，在普通二年(521)乘船東渡中國，豈料，在海上飄泊了三年,恰巧是其師圓寂六十七年后，于普通五年春才到達廣州繡衣坊，其二兄達奚王公優婆塞，則在普通七年來到廣州，與弟聯手傳佛心印。
蕭梁普通年之前，上面列舉來廣州的印度高僧已有21人，然而這21人畢竟不是祖師級的高僧，沒有達摩祖師眼光那么遠大，沒有意識到當時中國也面臨佛學“變得越來越繁瑣，越來越遠離人世間最廣大的實際需求”的困惑，中國佛教如何擺脫這種困惑，達摩祖師的到來，無疑給當時的中國佛教界、佛學界一付清醒劑，祖師在中國積十一年之不懈努力，作出了以禪命宗的決策，選定了慧可為禪宗二祖，從而引導中國佛教健康地向前發展。
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建立了傳佛心印的第一道場，廣州刺史蕭勵在中大通元年(529)記云：“承達摩祖師、奚王優婆塞坐鎮之西來庵福蔭庇護，普通年間，外舶靠泊西廟，常年兩、三艘，轉元前，已達拾艘。禪商兩旺，眾口皆碑。”達摩祖師北上后，臨寂那年,作出兩項重要布署。一是單傳衣缽與四卷本《楞伽經》給二祖慧可,其叮囑暗示自禪宗二世起,必須做五世艱苦的奮爭,自六祖之后,才“衣止不傳,法周沙界。”到時“結果自然成。” 二是作出佛法南移的決策, 大統二年(536)寒春，東魏太常寺卿宋云（483～545）護送達摩祖師西歸，在豫陜邊途中問：“祖師所傳之法,何日能在東土興旺？” 祖師答：“一百七十年后,佛法當在南方衍盛。”再問：“南方何地？”答：“王園、曹溪。”達摩祖師的臨寂預言，正好和比他先來廣州的求那跋摩元嘉初年在王園制止寺戒壇說的預言與天監元年智藥三藏同樣在該寺的勒石預言相合拍，達摩祖師本著海洋文化特賦的寬博胸懷和卓知遠見，他雖然在中國北方創立了禪宗，卻把禪宗興盛的希望寄托在海洋文化發育深厚的南粵，堅信自已在廣州打下傳佛心印的根基，會給宗門帶來豐碩的成果。因此，在上列來廣州傳教的印度佛教高僧、居士當中，達摩祖師弟兄起到承前啟后的非常關鍵的作用，給嶺南也給中國佛教指明了一條健康地向前發展的康莊大道，通過禪宗六祖慧能及其后裔和佛門同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祖師的預言終於實現；達摩祖師弟兄在廣州親手創建之西來庵，進一步推動廣州成為向世界傳播禪宗文化的根據地是不容置疑的。
以廣州和長安、洛陽、南京相比，就譯經中心地位而言，后三處譯經處在古代都是由朝廷直接掌管的，這三處被多個朝代定為京都，中外高僧、譯僧、佛學精英云集，佛教傳入中國之后所出的成果，自然對后三處給予肯定評價比較多；但是，佛教傳入中國到底那處為先？后三處無法與廣州相比，廣州在佛教傳入之后所起到的突出的歷史作用，后三處更是無法加以取代。雖然吳廷、鄭彭年就《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的問題，己作了長篇具體的論證，本論還是針對嶺南與廣州的歷史狀況，引據廣州、廣東史實，就本命題加以論證。南宋永嘉學派哲學家宋適云：“不深于古，無以見后。不監于后，無以明前。” 本著深古、監后的原則拋出此末學之作，愿與諸家有識之士再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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