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虛大師的佛學傳統
再來談佛學，當然還是從虛大師的佛學說起。虛大師說：「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這句話，雖有其論斷的標準，但一般聽來，總覺得不免言之過甚。澹思說：「日本佛學者談佛學」，是「純學之立場」，「客觀學術之立場」。所以結論說：「只能說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學佛者無一人也，而不能說日本于今日，所以佛學者無一人也」。澹思也許是根據日本現代佛學者的觀點說：「思想、信仰、學術……虛大師常常不把其劃清」。「就客觀之學術立場言」，是「虛大師生命史上一重要之缺點」！以為「學佛與佛學，可分開作兩回事」。依據這一標準，大師可以是真正學佛者，卻不是佛學者。
日本的佛學，對我來說，可說是一無所知。我不知現代的日本佛學是否如此？或者這只是日本佛學的部分如此！沒有信仰，沒有思想的，才能說是佛學，否則只能說是學佛，我對此不免懷疑。佛學，就是這樣的嗎？不這樣，就不能稱為佛學嗎？「學」是什么意義？誰將佛學的界說，局限于這樣的有限天地！我為什么懷疑？因為，如真的這樣，那末從佛陀開教以來，印度大小學派的思想開展，中國臺、賢等諸大師的闡揚，日本古德的研求，都不足以稱為佛學。也可說從來沒有佛學，要到近代日本，才出現「佛學」那一門堂皇學問！我沒有研究過學與非學的區別，但總覺得這一標準，太不近情理！佛學只是佛法之學，佛教之學，古代可以沒有這一名稱，但決不能沒有這一事實。學不是佛學的特別術語，而是一切學術的通稱。世間的「學」多著呢？天文學，氣象學，物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心理學，哲學，考古學……那一樣不可以稱為學？在中國，儒學、道學、理學，稱學的著實不少。佛法而稱為佛學，也不過儒學、理學一樣。這么多的學問，都可以稱為學，那里一定要「純客觀之學術立場」？為什么有信仰、有思想的，就不足以稱為佛學呢？
大師說：「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這句話的意思是：日本沒有「真正佛學者」，不是說日本沒有「佛學者」（澹思的話，顯然是多余的了）。日本佛教界人才濟濟，大師那有不知道呢？梁啟超作『大乘起信論考證』，是引用日本人的治學方法及其結論，這才引起了大師對于日本佛學的評論，并不只是為了『起信論』的信仰問題。大師在那篇文章中說：
「以毒迷于西洋人思想學術發達進化之偏說，即所謂進化之史論及科學之 方法」。
「吾以之哀日本人與西洋人治佛學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趨愈迷， 愈說愈枝，愈走愈歧，愈鉆愈晦，不圖吾國人乃競投入此迷網耶」？
虛大師所批評的，正是日本佛學界所奉為準繩的：「純從客觀歷史，或理性立場，對佛典加以分析、考證或批評，此即所謂科學主義者之方法」。大師所批評的，在某種情形下，甚至是厭惡的，所以有「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的慨嘆！「進化之史論及科學之方法」，大師為什么反對？大師以為：「一切佛法，皆發源從釋尊菩提場朗然大覺之心海所流出。后來順適何時何機，所起波瀾變化，終不能逾越此覺海心源之范圍」。佛法只是「覺海心源」那個事實，這是圓滿的，沒有進化的、發展的。如遺忘這個，而專在名相陳跡中，以為佛法如何如何，談發展，談進化，這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佛法，那還有什么佛學呢？這一「史的科學之方法」，在大師的佛學傳承上，缺少這一著（這是近代發展形成的方法，過去僅有與之態度相近的，但不為中國所重），所以也不為大師所重。然在大師開明而博大的心境中，并沒有否定這一方法（只是要將「進化」除去）。在（民十六年講）『佛之修學法』中，說到「修學之適當態度」，提出了「考據與仰信：參閱史實之考證，尊重果覺之仰信」。考據，也還是修學的適當態度之一。在（民十八年講）『甚么是佛學』中，分教理行證。教法有「佛教法物之搜集，佛教史材之編考……」。理法，在印度佛學，中華佛學以外，有「歐美新研究派」一項。歐美新研究派，就是日本「純客觀學術之立場」，「科學主義之方法」；日本現代佛學，是淵源于此而有更好的成就。大師本人，依然是中國傳統（不是宗派，不是理論，是對佛法的根本立場與態度）的佛學。所以在（民二十四年）『優婆塞戒經講錄』中，自稱「非研究佛書之學者」。以為：「稽考佛學書籍，而研究其義理，以達成一專門之學者，亦非易易（足見并不輕視）。……將佛書當學問來研究者，并世雖不乏其人。而本人則讀書每觀大略，不事記誦，不求甚解，但資為自修化他之具」。大師自稱非佛書研究之學者，但并不反對這一類學者。大師（民三十三年）為『唯識學探源』作序說；「唯識固源本佛言，而閱此則知轉輾于部派思想，起非一緣，流長而源遠矣！洵堪為學者探究之一異門方便云」。異門方便，也就是異方便。雖不是正統的、固有的方便，但也不失為特殊的新的方便，這就是大師對這一類學問的真正態度。
佛學只是佛法之學，佛教之學。談佛學，最好先了解一般的學。世出世間的一切，大而宇宙，小而微塵；外而世界，內而身心；具體的事物，抽象的理性：凡對于某一部門（或總論全體），從學習中去理解。有了深刻的（或多少有點）理解，把他有條理的（或簡要的）表達出來。在古代，是口頭傳授。文字發達了，主要就以文字表達、傳播，提貢所知所見于人類的面前。學（問），就是這樣來的。這里面，有正確的，也有謬誤的，有深刻的，有淺薄的，但都不失其為學問。謬誤的，淺薄的，會迅速在人類的學問中消失。
學，可以分為三大類型：一、知識的學問：簡要說，這是書本（或實物）上的學問。以書本（學問的記錄）為對象，而進行研究。以種種知識，種種方法，比較、考證、分析，以了解書本中各方面的知識。有了較多的理解，或有新的發見，獨到的認識，于是有條理的把他表達出來，成為一部一部的專著。在佛學中，這就是大師所說：「將佛書當學問來研究者」的佛學。也就是「三藏經論，皆可認作一堆歷史資料，以待檢驗、簡擇，以及進行分析、批判」所得來的佛學。二、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知識是空虛的，書本的知識，不一定是正確的。書本得來的知識，必須結合于實際經驗。在經驗中，充實了知識，修正了知識，發展了知識。通過經驗的知識，才是真的知識。知識與經驗的相助相成，知識與經驗的結合，而得到更真實的知識。把他表達出來公于社會，這就是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三、經驗的學問：這在古代，極其普遍，現在也還是有。如人受完國民教育，進入工廠去學習，一邊看，一邊聽，一邊做。在實習的經驗中，把這些機器，甚至每個螺釘，都弄清楚了，資質聰明的，也會有所發明。大學工科畢業而進入工廠，一肚子的知識，卻得向老工人請教。他的經驗、訣竅，有的是，如能傳達給別人，說的也好，寫的也好，不是學問是什么呢？
佛學，古代也是有不同類型的。佛陀菩提樹下的正覺，也就是虛大師所說的「覺海心源」，是佛學的根源。依此而流出教授教誡，這是「學無師保」的純經驗的學問。出家眾修學，著重于經驗的傳授，從學習中去獲得同樣的經驗──同一解脫。出家眾除了實習修持，將佛陀的開示、教授，也照樣的傳誦傳播，大弟子加以宣揚解說。所以，佛世就有知識與經驗二部門。佛告弟子：比丘應「圣說法、圣默然」。在后來，稱之為「教法」、「證法」，也就是對佛教說的理解，對佛法行的修持。但在古代，由教法的理解而從事道的實踐，由道的修證而為佛說的闡述，是相依而成的。佛學，就是這種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
雖然如此，由于重知識、重經驗的關系，佛學分為兩大類型，這是有足夠資料來證明的，現在只能直說我的理解。不同類型的佛學，問題是這樣引起的。佛法的展轉傳來，時間漸久，區域更廣。結集成的教法── 契經，不但法門眾多，同一法門，同樣開示，文句有廣略，增減不同，內容也不一致。依文解義，會陷于自相矛盾。修行也有種種法門，傳承授受間，也有多少出入。處理這佛陀的教法、證法，由于觀點不同，方法不同，「逐漸形成」（注意）不同類型的佛學。重知識的是甲型；以為佛說是應機的，在所說的契經中，有了義的，有不了義的；有盡理的，有不盡理的；有因中說果的，有果中說因的……。在這不同的契經中，可以從比較、分析、綜合、貫通，甚至刪略或補充（應該有而佛沒有說，或說了而已經佚失），表顯出佛法的完整面目。也就是說：佛是將正覺正知的一切，確實的開示我們。雖應機而這么說，那么說，但無論世間因果，出世行果，在佛心中，都有一確實而必然的──符合事理實相的內容。所以可從佛說的探求中，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的、完整的表達出來。這是預想佛說的內容，是照著世出世間的因果實相而宣說。所以這一類型的佛學，自以為「如法相說」，「如實相說」。因此，無論是法的自性、定義，種種關系，都是論證為確實如此。不圓滿的，錯誤的，可以修正、破斥，但不能模棱兩可的過去。這就是上座系統，阿□達磨類型的，重知識（知解）的佛學，近于客觀立場的研究。但這也并非純為佛書研究與整理，與修證是不可分離的。阿□達磨的意思是「對法」，就是諦理的現觀。阿□達磨論究的問題，主要也就是修證上的問題。這還是從理解以引導修證，從修證中去理解佛法，還是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末流專作名相事理的研究者，常然也是有的）。
重經驗的是乙型：這一類以為：佛說，都是適應眾生，也就是利益眾生的。從所適應的眾生來說，都是恰到好處的，隨分得益的。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說：「世尊所說，無不如義」；「佛所說經，皆是了義」。佛法，不應預想為與眾生（賢、圣）無關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應機得益中的（這一見地，如貫徹起來，那就是「一切法正，一切法邪」；應病則一切都是藥，不對病什么都不是藥）。大眾系的說假部說：例如苦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等。生、老，病、死……這種世間事實，是苦，并不是苦諦。要認識這些苦，厭離這些苦，斷除這些苦；這些生、老、病、死，才是苦諦。這最明確的表達了這一根本的觀點，佛法惟有在信受奉行的實踐中，才能表顯出來。這一類型，就是大眾系的佛學：沒有阿□達磨式的作品，也沒有整理出一切法的單元表（如七十五法、百法等）。經說的傳誦，只是誘導眾生，利益眾生的方便，而不是研究佛理。經的解說，也以解通佛意為主。這是實用的，適應性極大，變化性也特別大。但眾生的根性，有類同的，眾生的病也是有共同的。身心修持中的經驗，圣者的體證，依然有普遍性，必然性，所以仍可以建立因果、行位。只是著重經驗，所以略于事相的分別，而重于行果的發揚（初期大乘經，都是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中心，而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這不同類型的佛學，相互對立，又相互融攝，一直影響于印度佛學，始終現出這不同的類型。大概的說：乙型與甲型，是上座系與大眾系的，重論的與重經的，重理的與重行的。發展到尖銳對立時，就是小乘與大乘的；又成為大乘經與大乘論的。印度佛學的發展，真是波瀾壯闊。而從這佛學的特性去看時，始終存有重知識的，重經驗的不同類型。然而，這只是側重，都是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沒有客觀的純知識的佛學，不過甲型的精神，比較接近吧了！
古代的中國佛學，原則的說，繼承了印度佛學的傳統。由于國情的特殊適應，也不免多少差別。起初，大家忙著翻譯：佛學從印度來，當然印度一切都是對的。經、律、論、大乘、小乘，不分部類，越多越好！直到三論（僧朗），天臺（慧思）到南方來，棲霞、衡岳、天臺，漸形成中國佛學的傳統。智者大師的「有教有觀」，明顯的標示了經驗與知識綜合的佛學。三論與天臺，都是重適應，重效果的，尤其是天臺。如「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可以約四教作不同解說，也可以四句配四教。如四悉檀，不是說這部經，這段道理，是什么悉檀；而是說：聽眾聽了以后，或生歡喜心、或治惡、或生善、或悟第一義──也就是以聽者的適應與效果，而決定是什么悉檀。智者大師從教法與證法的綜合中，窺見佛學體系，也就是教法的淺深，修證悟入的淺深歷程。雖然將自以為純圓獨妙的佛法，表示為佛陀自證化他的絕對真實。而對一切教法，始終是活潑的應用，以導人修行為準則（解釋經文，也有「觀心釋」）。如以客觀研究的眼光，智者大師的教學，并不理想。如『中論』明說「諸佛依二諦」，他卻依『中論』而談三諦。『智度論』明說二智一心中得，他卻說三智一心中得。而且口口聲聲，這是從『中論』、『智論』得來的，也就是遠承龍樹的學統。引用經論，或是截取一節、一句；或是刪略幾字；而且引用偽經，著實不少！然而，智者大師是無比的偉大！正是中國佛學完滿的典型！這是上承印度重修證的大乘經師的傳統──乙型。憑修證的經驗，貫通經論，所以，「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文字之師，正是專在文字表面作工夫。舉比喻說：客觀研究者，是工筆畫；費盡工夫，未必畫好，說不定「畫匠」而已。而乙型的佛學，重修證而教觀結合的佛學，是寫意的，有時是漫畫式的。你說不對嗎？卻是越看越像，神氣活現！被稱為「畫家」。客觀研究者，是科學化的，有條有理，使人了解。而乙型的佛學，是藝術化的，使人啟發，使人感動，使人忘我。
北朝盛行的，是□曇、攝大乘論、十地論、唯識論；北朝的佛學，可說是重于印度所傳的甲型的佛學。但中唐以后，經五代的衰亂，北方衰落而漸為異族所統治，北統的佛學也衰落了！宋、明以來，這一系統的佛學，可說早已中斷（明末□益大師，涉獵論書，但也不是論師的立場）。如無人不知的唐僧玄奘，所傳的瑜伽唯識，沒落到無人知道，而僅知有西游記了（要到支那內學院，再把他提起來）。有北方傳統而受天臺影響的，是賢首宗。大體來說，天臺、賢首，被稱為教下的，都是「從禪出教」，知識與經驗結合了的佛學。
北方的實行派──禪師，經長江而到南方，深受南中國精神陶冶的，是禪宗。起初是重修持，「不依他教」而以經印心。后來是「不依文教」，「不立文字」，成為專重經驗的佛學。中國禪者自稱教外別傳，獨得佛法的心髓，說來也有點道理。佛陀在世，就是以自己的經驗，教人也去經驗──純經驗的佛學。然而佛學在印度，不可能永久如此，而終于有教法，有證法，而形成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在教法盛而證法衰的中國，禪宗反樸歸真，不受文字的拘縛，而直趣修證。簡易、清新，從強毅的禪風中，曾發生難以估計的力量！然而佛學在中國，可能永久如此嗎？于是而有公案、語錄，謎一樣的禪偈、圖畫（圓相）。生怕人落入知解，痛呵知解。結果呢？正如虛大師所說的：「越到后來越簡單了，僅看一句話頭。這樣的門庭愈狹小，愈孤陋寡聞，便成一種空腹高心，一無所知的人。不但不達禪宗，而且也完全荒廢了教律，以致成為現在這樣的荒廢現象」（見「天臺四教儀與中國佛學」）。
有客觀傾向的甲型佛學，中國中斷已久了。有的是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專重經驗的佛學。所以中國佛學，重修行，不重教理，不重研究，尤其不重論書。
所以說明過去佛學傳統的特性，正是為了說明虛大師的佛學根源。中國佛學傳統──知識與經驗結合的（臺、賢）佛學，專重經驗的（禪宗）佛學，使大師成為真正的中國佛學者！但他受天臺的影向，并非天臺兒孫那樣，背誦注解，照本宣揚，而是得其精意，得其妙用。對于禪，也不是醉心于公案、禪謎，欣賞贊仰而莫能自拔。
大師對一切經論，都是通過自己的經驗而有所見，而不是知識的研究與傳授。所以（民廿四年，『優婆塞戒經講錄』）說：「非研究佛書之學者。……讀書每觀大略，不事記誦，不求甚解，但資為自修化他之具。……所有著作，亦皆為振興佛教，弘濟人群之方便耳」！例如法相唯識，大師是有一番研究的，但與支那內學院不合。支那內學院，正是印度甲型的論師的佛學，宗派的佛學。自以為「如法相說」，「應理圓實」，絕不容有（根本與重要的）異義。于是乎反對『起信論』，攻訐『楞嚴經』，只因為不合法相唯識宗的教理。這是論師傳統的一般情形（好處就在這里，嚴密明確，絕不含糊模棱兩可）。但大師卻不然，如（民廿年，『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書后』）說：「遂知整僧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于法相。奉以為久住正法，饒益有情之圭臬」 。大師重唯識，多談唯識，甚至被人誤會為唯識宗。其實，大師并不與唯識宗學者一樣，以唯識學為最高準量。大師以為大乘佛法，是各有特勝的，唯識學確有長處。對適應現代來說；唯識學條理分明，立破精嚴，有心理學，認識論，更富于哲理，可以適應現代學者──「學者世間」。而且，又足以針對中國人的通病（如「對治中國人通病的佛法」）。所以說：「立言善巧，建義顯了，以唯識為最」。大師提倡唯識，是「但資為自行化他之具……弘濟人群之方便」。而從佛學的實踐來說，對唯識法相的看法，不但不會偏重唯識，而且相反的不以為要。如（民九年，「讀梁漱溟君唯識學與哲學」）說：
「在理論的說明上，自然在唯識學。但到真個契合，心自然進為般若（三論）宗及達摩的禪宗。……佛教的需求，與哲學的需求異趣，要在真個契合真如，發生般若而圓滿菩提耳！……此即佛教不重視唯識的原故了」！
從這種經驗（與知識結合）的立場，所以說：「中華佛教，如能復興，必不在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禪」。
大師于民國二年，曾揭舉「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命」，驚動了教界。在大師三十余年的宏法生活中，到底有否進行佛學的學理革命？大師的佛學，是承受了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重經驗的佛學。在（民十八年）『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中，曾這樣的宣告：
「直溯釋迦如來大覺心海的源頭，我以為，只是圓明了無始終無中邊的法界諸法實相，體現為以法界諸法為自身，以自身為法界諸法的法身：又完全的開顯表示出來。……這是考之中國文的華嚴、法華等大乘經，馬鳴、龍樹、無著、天親的大乘論，尤其是直證佛心。傳佛心印的中國禪宗諸大師之語錄，皆可為堅強之證據。而且太虛本人，也曾于此有確切之經驗的」。
這表示了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從自己確切之經驗中，貫通一切大乘經論，而深信佛法的根源，唯是佛陀大覺心海圓明了的實相。經驗的實際如何，是不用說的，而不是但從佛書研究中得來，是一不疑的事實。從知識與經驗相結合，更重于經驗的佛學中，向兩方面展開其教化：一、融古；二、闡新。
「現今所流行的佛學，實源于二千數百年前印度的釋迦牟尼佛，在其大覺心海中流出來的」。雖這么說，在中國佛學傳統中，「獨尊大乘」，大師也不能例外。對古傳的一切大乘經論，大乘宗派，一律尊重。在復興中國佛教的努力中，發為初期的「大乘八宗平等」的主張；以『大乘宗地圖釋』而圓滿地結束其主張。當時大師的思想，一則擴展為（中國本位的）世界佛學；二則有感于大乘八宗，實際上不可能一齊舉揚；三則大師是厭惡宗派主義的；四則循流返源，深知中國佛學不及印度佛學，如（十八年冬講，「研究佛學之目的及方法」）說：「現在研究佛法，亦當要依翻譯來的經論為標準；因為經是佛言，西域各大師造論，皆根據佛說之經而造的。中國諸師，往往多臆說，故不可依為正量。……佛法傳到中國幾千年，大德代出，分鑣揚化，各樹門庭。然所造論，不似印度諸師根據堅確，條例精嚴，每本自意取喻一時。故我們不要在宗派上著手，而直接從印度所譯來之經律與論，去著手研究」。于是乎演變為大乘三宗（大乘的三大體系）平等的主張。這一方面的佛學，特色是「融貫」。八宗也好，三宗也好、原則是一樣的。以八宗來說：確認各宗的平等地位，如說：「此之八宗，皆實非權，皆圓非偏，皆妙非□，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大師以種種方便，說明這點──各各殊勝，各各平等。主要還是一切皆方便，一切無非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與三論、□益的融貫說相近）。以推陳出新的種種方便，融貫一切佛法，（二十六年講）『新與融貫』一文，正表示了這一意義。晚年定論之「教之三期三系，理之三級三宗，行之三依三趣」，是融貫一切，是一種新的判教，但與臺、賢等判教不同。臺、賢的判攝，如古代的封建制：周天子高高在上（如圓教），公侯伯子男，次第而下，秩然有序。而大師的判攝，如近代的聯邦制，首先確認各各平等，不失去各各的特色，而合成一大共和國。這也可說是適應時代的學理革命；如將許多獨立邦，合成聯邦共和國一樣。然而，尊重過去的一切，不抹煞過去的一切。過去的一切，也有適于古不適于今的嗎？也有適于彼而不適于此的嗎？也有「融攝魔外，漸喪佛真」的嗎？也有隨情臆說，不足為訓的嗎？當然是有的。那末，過去的一切，一切平等；到底是暫時的，妥協的，還不能說真正的學理革命。這一融古的大思想，在大師的佛學中，雖占去全書的大部分篇幅，其實還只是維持協調的局面。
真正的「學理革命」，就是即人成佛的人生佛學。人生佛學，不是世俗化，不是人天乘，不是辦辦文化慈善，搞搞政治（并非不可辦，不能搞），而是有最深徹之意義的。這就是根源于知識經驗相結合，更重于實踐的中國佛學。大師曾說：
「以言佛學，得十百人能從遺言索隱闡幽，不如有一人向內心熏修印證。 一朝徹證心源，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皆湛心海，應機施設，流衍無盡 」 。
這幾句話，可作為大師佛學的寫照。大師從一番經驗（淺深是另一回事）而來的卓見，對一切佛經，如（十三年冬） 『人生觀的科學」說：
「釋尊出世本懷，其始原欲為世人---凡夫顯示一一人生三真相。……無 如僅有少數大心凡夫，若善財童子等；……及積行大士，若文殊、普賢等 ，能領受其意。其余大多數科學幼稚，人情寡薄，若須達多居士；習于印 度外道心理，若舍利弗、目犍連等沙門，皆如聾如盲，不能同喻。為適應 此印度的群眾心理，乃不得不示說人天乘福業及不動業之報，及聲聞乘獨 覺乘之道。……向來在亞洲各地所流行，及歐洲人所知之佛教，多屬此， 為適應印度的群眾心理所宣說」。
這是大師影略『華嚴』，本其大乘的信行，而對初期佛教的一項根本認識。大乘呢？印度大乘，是在天及聲聞佛教的基礎而開發的，所以在（民二十九年）『我怎么判攝一切佛法』中說：「一、依聲聞行果趣發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二、依天乘行果趣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從佛滅到千年）。在印度進入第二千年的佛法，正是傳于西藏的密法……中國則是……凈土宗」。大師開權顯實而說：「依聲聞行果（而向大乘），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障礙了！所以在今日的情形……確定是在人乘行果，以實行我所說的人生佛教」。
從這看來，佛陀適應印度群眾心理的人天乘法、聲聞乘法、辟支佛乘法，以及由此而趣入的聲聞菩薩法、天菩薩法，都離不了適應印度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圓滿的直示佛陀的覺海心源。不但是印度，傳于中國，傳于日本，傳于西藏、南方，古代所有一切型態的佛法，都是一樣。所以在（民國十七年）『余之佛學新運動』中說：
「吾以二十余年的修學、體驗，得佛陀妙覺的心境，照徹了大小乘各派的 佛學。……從人類的思想界，為普遍的深遠的觀察，了知佛學的全體大用 ，向來猶蔽于各民族（印度亦不例外）的偏見陋習，未能實現為人類的普 遍文化。……應將此超脫一切方土、時代、人種、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 會貫通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學，明白的宣揚出來」。
這就是「世界佛學」，「世界新文化」；也就是最圓滿深徹的，以佛陀圓證心境為根源的人生佛學。在上面說到，這「惟有少數大心凡夫，若善財童子等……能領受其意」。大師贊仰中國禪者，正因中國禪者，曾從一切語言、思想、制度等拘縛中透出。然而一般禪者，仍不免為傳統所拘蔽，而形同小乘獨善的出世行。「惟有少數禪師，若百丈、永明等；及少數居士，若龐蘊等──頗得其真，然居極少數人，而為我（大師）今所要極力提倡的」。大師所贊仰的，百丈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永明是「萬善同歸」者；龐蘊是妻兒聚會，共語無生者。這都是深入如來覺海，不為傳統所拘，能活潑的適應現實。
從脫落一切方土，一切時代，一切民族的種種拘蔽，直探佛陀的妙覺心境。不著固有的，適應現代的，這是大師直窺大乘根本精神。如善財、維摩，所以不同一般禪者的專談向上一著！從這一根本來說，革新的精神充分的表現出來。如宜統二年，大師二十二歲，作天臺的『教觀詮要』說：
「善學佛者，依心不依古，依義不依語，隨時變通，巧逗人意。依天然界 進化界，種種學問，種種藝術，發明真理，裨益有情，是謂行菩薩道，布 施佛法。終不以佛所未說而自畫，佛所已說而自泥。埋沒己靈，人云亦云 」 。
大師的學理革命，在適應環境中，不是條理嚴密，立破精嚴，以除舊更新。是融攝一切固有，平等尊重；而從這中間，透出自己所要極力提倡的，方便引導，以希望潛移默化的。但融舊的成分太多，掩蓋了創新──大師所說的「真正佛學」，反而變得模糊了。多數人不見他的佛學根源，以為適應潮流而已，世俗化而已。我覺得，大師過于融貫了，以致「真正佛學」的真意義，不能明確的呈現于學者之前。我又覺得，大師的佛學，是真正的中國佛學。
在印度，在中國，凡卓然而有所創建，或開一代之風氣的，都屬于知識經驗相結合，而特重經驗的佛學，大師也是屬于這一類型的。所以，大師不是偏宗的專家，而可說是通家。但不是「兩腳書櫥」式的通家，而是從其經驗及修學中，憑其卓越的天分，而有驚天動地的思想革新者。如上所述的學理革命，在印度，在中國，在佛教世界的每一角落，曾有這樣「不世出的思想家」嗎？為了從事實際的整僧、護教，為了維持與調和而多多融貫，使他在佛教中的真正價值，被人誤解。人生佛教，難道只是順應潮流嗎？
也就因此，從大師傳受的佛學特質來說，從他的個性、思想來說，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做日本近代那種純學術性的學問。他固然為了悲愿，為了革新。實際上
，以他的佛學傳統，個性天分，即使不需要忙著改革，也是不會在一本書，一個問題，一部分的材料上，費盡一切力氣的！
乙、歷史考證的佛學與學佛 以上有關「佛學」的敘說，只是說明了一點：虛大師的佛學，是中國，甚至是遠承印度傳統的真正佛學，不能說不是學問。我不是為了維護中國傳統的佛學，或者為了自己的立場而提出異議。事實上，如虛大師那樣，作為中國傳統佛學的，現在也許是很難找到的了。至于我自己，一向是重于甲型的，更傾向于客觀研究的。只是學力不足，而又處于不重研究的佛教環境，所以垂老無成！但是，正因為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不能同情于這樣的結論──虛大師所說，是思想而不是學問。
從佛法流傳于人間的事實看來，佛法早就演化為教與證，也就是說明的與修持的。這二者，是不必分離的，實在是不許分離的。不過多少著重于說明的，是甲型；著重于修持的，是乙型。這只是著重而已，所以傳統的佛法，盡管有不同的兩大類型，而都是「學佛而又佛學，佛學而又學佛」的。對主觀傾向的修持，客觀傾向的理論，相待互成，始終保持著中道的立場。
但在流傳中，不容諱言的，已發展出偏頗的學風，這就是離義理而談信行，離信行而論學問了！古代的大乘學者，文字學（聲明：在中國當然是中國文學），論理學（因明），都列為修學的主要項目。這因為佛學的信仰修持，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理解，思維論證的方法。否則，重于修持，一定會「依人不依法」，陷于武斷的主觀的仰信；久而久之，一定會演變成是非不分，佛魔不辨的盲修瞎練。中國的禪宗，自稱為直傳如來心印。在印度，這是重行的大乘「如來藏禪」，并沒有離教（達摩以楞伽經印心，就是真憑實據）。但在中國，受到了南中國文化的陶冶（早期如支道林、竺道生，都有類似的意境）；受到老莊「絕圣（例如呵佛罵祖）棄智」（如說：「知之一字，眾禍之門」），以經書為「古人之糟粕」的影響，在中國南方，發展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純經驗的佛學。純經驗的中國佛學，當然是主觀的──重于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針對當時義解有余，修持不足的教風，不能不說是好的。在禪者的努力下，形成一窩風的中國禪宗。引導中國佛教到達什么地步呢？中國佛教，形成虛大師所說那樣（如前文所引），那就不能不略加思索了！另一偏頗的發展，由于近代（近代文明，是著重外在的，含有非宗教、無宗教精神的特質）歐美新研究派的濫觴，引起現代日本的部分學風，也就是「純學術性」的，「純客觀的研究」。這是重于客觀的，精神近于甲型，而通過歷史的考證，或從人類文化史上的理性立場，而說明其內容，成論證其價值。從了解客觀的事實，及適應人類普遍要求來說，這不能說是沒有用處的。日本學者的不斷研究，已有了重要的貢獻！但標榜其「純學術性」的，「客觀立場」的「科學主義者之方法」，甚至想將信仰與思想，排斥于「佛學」──學問以外，以學佛與佛學為不同的兩回事。儼然以除此以外無佛學的姿態，傲視法界。在我所了解來說，這與專重修持，不要教理的學風一樣，只是恰好相反而已！
「純從客觀歷史，對佛典加以分析、考證或批判，此即所謂科學主義者之方法」部分，我想略加討論。上面說到，我有客觀研究的傾向，所以對歷史考證，雖不是自己所長，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學者的看法，但確乎對之懷有良好的感想。在這點上，我與虛大師不同，自然也不能為中國傳統佛學的長老所贊同。虛大師提倡唯識法相，認為可以接引現代學者，而且可以治「懶」。中國佛學，千百年來，在專重修持的風氣中，習以成性。不但三藏圣典，束于高閣。就是「學教」的，也是我宗我祖，照本宣揚。望文生義，不求甚解，懶得對圣典痛下聞思功夫。于是法義不明，思想凝固，陳陳相因，佛教越來越空疏，越來越簡陋了。唯識學極為嚴密，非精思密察，不能深入；唯識學應該是可以治懶的。然而，唯識學可以治懶，但治不了懶于思維的痼疾。對唯識學的研究，還留下多少功績的，如支那內學院，近于甲型佛學，有客觀研究的傾向，也就多少接觸到歷史與考證。我覺得，中國佛教的衰落，不僅是空疏簡陋，懶于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宋代以來，中國佛教界，就沒有像樣的高僧傳，直到現在）；輕視知識，厭惡論理（因明在中國，早已被人遺忘），陷于籠統混沌的境界。歷史考證，不是絕對完善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治學方法。但在歷史考證中，以佛學來說，無論是經典、思想、制度、修行方法、佛教活動情況，都是出現于一定的時空中。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事實，這是不能以含混、融通的方法來處理的。這不但可以治「懶」，也可以治「混」；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充滿于真正從事歷史考證者的心中。當然，這是從治懶病而聯想起來的，并不是我同情于歷史考證的根本意趣。
佛教的經書，思想、制度………在歷史考證中，只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存在于歷史中的客觀事實，應用分析、比較、考證、批判、推定等方法，去更清楚的了解而已。歷史考證，是多方面的；而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時空中某一事象，而更是從現存的文證、物證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以更清楚地認識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從過去史實中，理解佛教的演變、起伏與興衰；對現代佛教來說，接受歷史考證的研究成果，以為適應現實，開拓未來的指導方針。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了解過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如中國文化的道統一樣），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有什么不好嗎？習慣于「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的，也許會為了個人的修持著想而有所顧慮。然在大乘佛教中，為眾生而學，以眾生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如確是有利佛教的研究，那為什么要專為自己的有限利益著想呢？
中國傳統佛教，似乎都不滿歷史考證的研究法。虛大師早年，對此也不能例外。幾年前，圣嚴法師想成立史學會。我曾在通信中說：真正歷史的研究，是否能為現代中國長老所容忍，還有問題。總之，近代開展的歷史考證的方法論，與中國佛教界，格格不相入。澹思君說：「以純學之立場言，我國佛教界，對現代日本研究佛教的學者，實在無話可言」。為什么呢？這不是「皆因國家之動湯不安，憂患深撓所致」。專講修行，輕視文教，厭惡研究而外，最重要的，還是為傳統的某些觀念所束縛，深閉固拒，不能與現代的研究相銜接。雖現今我國的寺院僧眾，生活方式，大大改觀；弘法教學，也略有改進。然而思想方面，卻是依然故我，與一百多年前，沒有顯著的差別。少壯一代，雖不乏思想明晰的；但或重于事業，或研究而滯留于改寫（譯文言為語體，故事新編之類），編纂、翻譯（也不多）階段。研究的人太少，而深一層從事思想工作的更少。對于史的考證，不能深求其故，為傳統的觀念所囿，而只是憂慮，甚至厭惡。在這方而，我國佛教徒，可說保持零分的長久紀錄！這不是中國佛教徒不能，而是為某種權威的觀念所壓伏，而不愿或不敢去研究而已！
通過歷史的考證法，為什么為我國佛教界所嫉視呢？中國佛教界是重信仰、重修持、重傳統的；而應用考證法的一分學者，或不免粗率，或方法與觀念不夠圓滿，因而引起憂慮與厭惡。但因噎廢食，并不就是好方法。
佛是無師自悟的，究竟圓滿的，這是每一佛弟子的信仰。通過史的考證的學者，總是從時代社會文化背景，來說明佛教的發生；有的竟說釋尊只是「時代的圣者」。這句話，有的認為足以動搖根本。但依我的看法，「如來出世，無非時節因緣」，當然與印度的時代文明有關。但這與無師自悟，有什么關系呢？我是宗奉佛說的「緣起論者」。從緣起論的觀點說，實現于特定時空的存在，是依因待緣而有的，離卻因緣是不存在的。但依因待緣而有的，并不等于因與緣的總和，而有緣起的存在可說。世間學者，承受前人或當代的啟發，還有卓越的、獨到的、自己的見地，難道釋尊就不能無師自悟嗎？從所受的文化影響（因緣）說，與時代文明是息息相關。從釋尊自覺的中道圣法說，卻獨拔于人天魔梵以上，而非印度文明所固有，這不是無師自悟嗎？
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以進化的觀點來論佛法。有的以為：從小乘進化為大乘，從空宗進化到有宗，從顯教進化到密教。這種進化論的觀點，是虛大師所不能容忍的焦點。如說小乘不圓滿，那我國佛教界，可說無不贊同。但說小乘進化為大乘，那就釋尊時代沒有大乘了。這種言論，對于以大乘佛教國自居的中國佛教界，簡直比核子彈還可怕！從此深惡痛絕，不問不聞（如真的是核子彈，遲早要丟下來的，還是預作反飛彈設置的好。不問不聞，并非良策）。這里面有無數問題，還是依緣起的觀點來說吧：釋尊正覺的緣起法性（也稱為如、實際等），是不落時空，超脫能（主）所（客）的現覺。這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說不上進化，也說不上變化。然而佛的正覺，適應人類的根性、知能，一經方便的表現為人類的思想，傳達為人類的語文，建立為僧伽的制度，就成為人間現實的佛法。這是「法假施設」，是緣起，就契合于緣起的法則；而不能不是「諸行無常」而前后流變，不能不是「諸法無我」而自他依存。契合于根本大法（法印）的圣教流傳，是完全契合于史的發展，而可以考證論究的。在史的論證中，過去佛教的真實情形，充分的表現出來。佛法（思想、制度等）是有變化的，但未必進化。說進化，已是一只眼，在佛法的流傳中，還有退化，腐化。佛法為什么會衰落呢？說從小乘進化到大乘等，那種直線的進化觀，原是粗率的、片面的，與實際不完全相合的看法。
「大乘非佛說論」的有力利器，是從文字典籍考察起來，大乘經的成立流通要遲一些。于是我國大乘信徒，對考證與歷史，是更加深惡痛絕了。其實，如事實確乎如此，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就應該勇敢的接受歷史的事實，而不應痛惡。如認為不對，那就應本著護法的精神，去批駁他，糾正他。『海潮音』載有日本伊藤義賢氏的『大乘非佛說論之批駁』，我是非常欣賞的。這部洋洋大著，是否能達成其預期的理想，再建「大乘是佛說論」的權威，那是另一問題。但他這一決心與傾向，是對的。因為，惟有以考證對考證，以歷史對歷史，才是一條光明的路。痛惡而不能批駁他，甚至不敢提到他，那只是「混」而已矣！其實，集出與流行較遲（這是事實，大乘經自身就是這樣說的），并不就等于新起的，偽造的。如向高山族采訪，將他們的民族傳說，民間故事，集錄印行。時間是民國＊十年，文體是語體文。就是這樣，你能說這是新起的，偽造的民族故事嗎？對于這，我想寫一本「經（阿含）律集成之研究」。我想，如理解從佛說到流行，從流行到結集，從結集到記錄；不斷的流傳，也就不斷的將所信所行的，結集而記錄出來。真能理解經律集成的史實，初期佛教者也就不會說大乘非佛說了。真正的大乘學者，也不必為「佛說」與「非佛說」而浪費口舌了！我的理想，當然并不等于事實。但這種問題，不是深惡痛絕，將自己的思想，封鎖于與外界斷絕的洞窟中所能解決的。惟有在歷史的考證過程中，明白古代佛法流傳的真實情形，才能擺脫無意義的思想糾纏，進入更正確更光明的領域。
史的考證，對于固有的一切，有某些不同意見提出來，那是一定的。史的考證，不是唯一的治學方法，也不是絕對完善的方法。方法是死的，運用之妙，在乎其人。不得其人，不善運用，謬論會橫沖直撞起來。而且，一字一句的考訂，一事一物的論證，總之，問題越小越單純，越容易得到明確的定論。反之，問題越大，時間越久，情形越復雜，雖然依據同一資料，采用同一的方法，由于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純客觀也許是并不存在的），往往作出不同的論斷，甚至完全相反。異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在思想早經凝固，靜如止水的中國佛教界，一時是不能適應的，當然不會有好感了！例如佛滅紀元問題（虛大師也寫過「佛教紀元論」），勝利還都，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那時（不是現在）的海潮音編者，曾有「要定不要考」的高論。照他的意思：二千五百年也好，六百年、七百年，二千九百年也好，只要決定統一就好，不要再考了。這代表了懶于思維，厭聞異議的固陋精神。到臺灣來，也有居士說：不要考了，再考要完了，這也代表那同樣的意境。其實，如一考再考而就會完了的，那一定是憑空捏造，正所謂「一犬吠影，眾犬吠聲」。否則，真金不怕火來燒，真理愈辯而愈明。經上說：外道所說的，如染成金黃色的猴子，鮮艷動人，可是一搗就完了。佛法如染成金黃色的氈，越搗就越發光采？真實原是經得起考驗的，何必怕呢！
異說紛紜，存有破壞、紊亂、騷動的因素，對于靜如止水的中國佛教，一時有點不能適應，而且也是值得憂慮的。但異說紛紜，也有他好的方面。不但有正確的，具有建設性的成分，而思想也會開展起來。百家爭鳴，常是隆盛光大的前奏。以佛教來說，隋、唐、北宋，大乘各宗的分頭發展，難免引起嚴重的紛爭，但這正是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中國佛教的現況，如一直非常隆盛，那就這么下去吧！如情況并不理想，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清末的中國一樣。那就開放未必有益，而深閉固拒，卻惟有滅亡！靜若止水，美景是不會太久的。久了，止水一定是臭水，藏垢納污，蚊蚋叢生，這是緣起世界的必然規律。所以史的客觀研究，我不認為是唯一的方法，也不以為是絕對完善的方法。隨之而來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在適應現代，促成現代佛學的復興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條光明之道！
以下，我想對排斥信仰與思想的客觀研究，而表示我自己為學佛而佛學，依佛學而助成學佛的看法：
從個人學佛的立場說，純經驗的佛學，鞭辟入里，不能說不是好的。如從佛教的延續于人間，有關僧團與社會，而有多方面的關系來說，客觀主義的佛學研究，也不能說沒有用處。佛學應以「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為中心，但純經驗的，純知識的佛學，在分頭發展中，雖有或多或少的矛盾，而未始不可以「相破相成」，使佛教達到更充實的更有力的階段。如中國的儒學，一向有義理、考據、經濟、詞章，各表達儒學的一面。宋明以來，專重義理之學（如佛教的專重禪宗一樣），看來是陶賢鑄圣，良玉精金。但偏重的發展，也不免削弱了儒家對國家人類更有力的貢獻！所以從佛教在人間來說，我不反對純經驗的佛學，純客觀的知識的佛學，但不同意除此以外無佛學的，那種偏激的態度！
通過歷史的重考證的佛學，虛大師稱之為「歐美新研究派」，倒是很合適的。考證本是一向就有的方法，但到了近代，從西方開始，應用實地的物證，及文字等種種工具，而研究得成就更為輝煌。西方勢力東來，神父、牧師、外交官、學者，紛紛向東方進軍。當他們發現東方的佛教（及印度教等），感覺新奇。那怕是一幅壁畫，一顆佛頭，斷簡殘篇，都看作異教文物、博物館與圖書館中的歷史資料，而廣為搜羅。起初，著重于地理、藝術、語文、教儀的研究，漸進入圣典的翻譯，思想與理論的探求。他們是不屬于佛教的，當然是沒有信仰與思想的。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會發出贊嘆的聲音，也會有很好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與他們有什么關系呢？作品也只是圖書館中的參考資料而已！老實說，佛教雖還是活在人間的宗教，但在他們看來，這只是歷史的殘余，而等他們來慢慢洗刷清凈。不過，人性到底是有受容性的，就是在神教及非宗教者（近代西方，充滿這一類的學者），正如佛所說的「異見異忍異欲異解」的錮蔽下，也會引起真正的好感，而發生對佛法的信仰。雖還是「寥若晨星」，但佛法到底逐漸的進入西方，而將多少影響偏激的西方人心。就西方說西方，沒有佛教的地方，這樣的研究，我是非常贊同的！日本學者，承受這種學風，由于生長有佛教的國家，容易理解佛學，所以在研究方面，有更多更好的成就。然而一個有佛教的國家，純學術性的，科學主義的佛學研究者，幾乎百分之百，是佛教各宗的教徒。作為一個佛教徒，不是神教徒，不是非宗教者，而作離信仰與思想的，純學術性客觀主義的佛學研究，這真是最正確的研究方針嗎？日本佛學界，人材輩出。對于日本佛教的前途，是不勞（自顧不暇的）中國佛教界關心的。但同為佛教一分子，總不免泛起異樣的感覺，而一再懷疑：這是佛教徒對佛學研究的最正確方針嗎？我也不知道，現代西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神父與牧師們的神學研究，是否也標榜純學術性的，科學主義的研究呢？怕未必如此。假使西方的神教徒，也標榜信仰、思想與神學分離，而從事客觀主義的神學研究，那末西方神教的末日，也就近了！
以信仰者的立場，來作通過歷史考據的佛學研究，我有三點不成熟的意見：
一、研究的對象──佛法，要重視其宗教性。思想學術，固有共同性；但在每一學問領域，都有他的特性。佛法為宗教之一，從佛陀時代，獨拔于婆羅門與沙門之間；流傳于印度、錫蘭、中國、日本等，無不表現為宗教形態。所以如忽略佛法為宗教的特性，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看作一般的哲學、文化，那縱有良好的成就，也很難是正確的，極可能是「失之毫□，差以千里」的。研究佛學，最好當然是深入佛法，身心有所契會。至少也要信解佛法的宗教性，而予以理解研究。也就是要順著佛法是宗教的性格去研究，這才是客觀的尊重事實。從前一位作家，想寫一部描寫幫會的作品，特地去與幫會斯混了一個時期，以便能寫出更真實，更生動的作品。這一事實，足以比況反證說明：如以非宗教者的心境去研究佛學，是并不理想的！
這一時代，有濃厚的唯物主義傾向，非宗教的傾向。佛學的研究者，也許為這種思想所感染，也許為了適應時代，故意淡化，或抹去佛學固有的宗教性。假使是這樣，那可能愈研究而離題愈遠的。有一位近代學者，在根本佛教的研究中，認為經中所說十力、四無所畏等超人智能，佛是不會這樣說的，佛的及門弟子，也不會這樣說的，這總是佛的孫及曾孫輩，想像傳說所成。這一見解，使佛陀平常化，合于部分佛教徒的心情（對佛教有習慣上的情感，但受了近代文明的影響，內心不能信受超人的智能，而造成思想上的矛盾），所以受到學者們的支持。其實，這是違反了佛法的固有特性。釋尊的成佛說法，是以一切智者的身分而出現的。佛的言論舉止，映入信徒的心目，是與宗教的情緒相融和的。佛弟子心目中的佛陀，傳述于僧團、民間。佛有十力、四無所畏等特德，那里要等佛滅百年才有呢！舉事例來說：在抗戰期間，一次日機來襲，大家就慌了。虛云和尚說：「不要慌！聽其自然好了」。結果，日機發生故障，在空中爆炸燒毀了。「聽其自然」，信徒們想起了這句話，認為這是說，讓他自己焚燒好了。虛云和尚的真意如何？誰也不知道。但在信徒們，認為虛云和尚預知日機自焚，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一傳說，不是多少年后想像所成，而是立刻傳遍了各地。這就是宗教領域內的事實！又如耶穌死了，尸體發現不見了。死是真的，不見也是真的。而在耶穌門徒中，立刻形成復活生天的信念。不是百年，千年以后想像所成，而是立即傳開，在耶穌門徒心目中，很快成為公認的事實。宗教界的事實，是一般所難以想像的。所以研究佛學，一定要理會那個時代的佛教實態，承認宗教領域內的宗教事實，而不能以現代人的想法，以無信仰的態度去研究的。這位學者的那種主張，歸根結底，是主觀意識支配了他的研究方向，論斷標準。
又如「生死流轉」與「涅盤解脫」，一向是佛教界的根本論題，從無異論。佛陀的出家成佛，佛弟子的隨佛出家，都無非為了生死（流轉）的解脫。說到生死解脫，如后代的部分佛教，著重在「后世」、「他方」，當然是不盡然的；佛法是著重現生體證的（不能證入，當然留待以后了）。修證，是以無限流轉的生死苦迫為前提的；面對這一事實（苦），而求其徹底解脫，所以修行求證。現生的體證，在自覺自證中，「不受后有」，「作苦邊際」，也就是生死流轉的事實，自覺的已告解決。這原是佛教界共明的事理，但深受唯物思想侵襲的現代人心，對生死流轉（以及流轉）的解脫，不易引發真切的信仰，也就更說不上修證。于是有人解說「不受后有」為：「有」是現實生命（迷）態，「不受后有」是不再如以往的迷惑態了。這一下，可又合了部分的現代人心，于是這種解說，被看作根本佛教的真意義。可以說修、說悟、說不動心、說解脫自在，卻不用肯信，不用解說──使人困惑難明的生死流轉。張澄基教授告訴我：受美國學界注意的鈴木大拙博士，大宏禪學，卻不承認生死流轉。這正是現代學者，同一意向與同一手法。把佛法解脫觀，局限在現實身心去解說，而拋棄無限生死的究竟解脫論。無怪乎看到『長阿含經』中，批評外道的『現法涅盤論』，論斷為后起之說。這正因為自己已墮入現代化的「斷見論」，現代化的「現法涅盤論」了！佛法的根本意義，最上一乘，真的就是這樣嗎？當然不是的。從釋尊以來，出家的圣者們，都是不惜一切犧牲，難忍能忍，難行能行，堅苦卓絕的，死生以之的，不悟不休的修行下去。這樣的精進修行，為了什么？是為了現生幾十年，幾年間的有限苦迫，而求得余生的有限自在嗎？犧牲一切而求取余生的有限自在，未免太愚疑了吧！佛教古圣的修證，是不同「現法涅盤論」者所見的！
上面所舉的二例，都是淡化或抹去了佛教固有的宗教性。假如說，這是為了迎合現代人心，姑妄言之的方便說法，那我也會報之以同情的微笑。假如說，這是經歷史考證，客觀研究所得的佛法真意義，那就不敢茍同了。因為這是為了滿足主觀意識的欲求，而得出的好主意，與歷史上的佛教事實，并不相合。如以此為真實佛法而被公認，那無信仰的佛學，更將廣泛地墮落下去。即使對佛教有傳統習慣上的情感，也不過作為文化遺產，照著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為佛學家與博士而已。
二、以佛學為宗教的，從事史的研究考證，應重于「求真實」。而真實的探求，是要在佛學發展過程中去把握的。歷史是一項延續的演變過程；從前后看，是前后相關，延續過程中的某一階段，某一環節；從同時看，又是種種問題，種種關系中的某一事項。孤立的事理，是并不存在的。從史的考證中去求真實，為了研究的便利，總是截取某一階段，例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等；或是擇取某一問題，例如某一思想、某一制度、某一經論、某一寺院、某一術語。但研究者，不能不預想為，這是前后延續，彼此相關中的某一階段、某一事項。部分的片段的研究，是不可忘記了延續與復雜的全體。否則，片段的孤立的研究，容易形成思想上的支離破碎，很難闡明那表現于前后延續，彼此相關中的某一實態的。也許有人以為：部分的、片段的研究，累積起來，才能完成更精確的全體的研究。部分部分的孤立起來研究，重差別而不重統一，原是近代研究的一般趨勢，而有了重大的成就。但問題就在這里，每每由此而忘卻全體，機械的累積、結合，而缺乏一以貫之（這是東方文化的特色）的精神，造成現代思想上的破碎與混亂。
我們在思想上的承受，以及個性、興趣，總是有多少不同的。對于研究、方法、立場、觀點──人的主觀性，是很難說沒有的。而現在要研究的，又不是物質，不只是單純的，而是融和了人類的思想、情感，具有復雜內容的佛學。從史的延續中去研究、考證，除了一些片段的，點滴的事相，純客觀的研究，在我看來，真是談何容易！從前嘉祥大師說：「將此等戲論洗凈，自見經論本意」。在研究中，確乎唯有盡量放下自己以往的定見、想法，而讓研究對象的真實態，能充分的顯發，涌現于研究者的心中！
求真實，不只希望了解各時代、各區域、各宗派……種種事理的真相，而是說：研究者要有探求佛法真實意趣的信念；將這種信念，貫入研究之中。適應不同時地的佛法，已表現為形形式式的派別。史的研究考證，足以明了各各的真實事理，而同時更探求佛法的真實──不同于世間學術的特性，以及其適應的原則。研究佛學，本不是滿足知識欲；也不是為了宣揚本國固有的佛教，或作宗派的傳人。佛法就是佛法，佛學與學佛，最后當然應歸宗于佛陀。求得佛法的真實意趣，應為佛教徒研究佛學的應有精神！在佛法真實及適應原則的闡明中，不僅確切地把握佛法的核心，明了種種法門，種種宗派的適應性，而各種法門，在佛法的真實意趣中，也得到了統貫與應有的衡量。在這種研究中，探求佛法的本質，以及新適應的正確方針。對現代佛學來說，這才不致為了適應，傾向于趨世附俗，引起佛學墮落的危機！
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教，以及中國的天臺、賢首等宗派，有一項傳統的精神，那就是探發佛法的真實意趣。以究竟真實為準繩，而統貫衡量一切法門。表現于古代的研究形式，這就是「判教」。雖然方法不同、觀點不同、結論不完全一致，而這種求真實的信念，推動鼓舞了佛教的前進。為了求法、傳法，梯山航海，不計一身的安危，而寫下佛教史上燦爛光輝的篇章！或解行精勤，終于從自心的契會中，通過經論，而發為不同的教理體系。一種「信智一如」、「悲智渾融」的佛教生命力，表現于古代的佛學（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佛學），使佛法成為活著的宗教，不息的延續下來。古代的研究法，可貢參考，現在當然不能拘囿于古老的形式。但那種求真實的精神，將永遠是佛學者所應遵循的。如沒有這種悟念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輝煌，都不外乎古董的監賞，歷史陳述的整理。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不能成為活的佛學！
三、史的研究考證，以探求真實為標的。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從學佛說，應引為個人信解的準繩），對現代佛學來說，應有以古為監的實際意義。歷史的考證研究，切勿矜眩于古物的監賞！我們要知道過去究竟怎樣；要知道過去究竟怎樣，正是為了要指導現在應該怎樣！這是承先啟后的歷史意義，研究歷史的真正意義！傳說：過去某某佛，沒有制戒攝僧，所以佛涅盤了，佛法就隨之消失。
某某佛制戒攝僧，所以佛法住世，不因佛的涅盤而消失。釋尊審思過去，于是決定了制戒攝僧的方針，來達成正法久住的理想。這一傳說，表現了一項意義，就是從過去史實中，接受經驗的教訓，而決定現在應該如何！史的研究，要對固有的有所衡量，有所取舍，而關聯于現在將來。固有佛學的研究，隨之而來的，應就是現代佛學的調整與復興。
現代各地的佛教，呈現了多少不同的風格。從根源來說，只是印度佛教中，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不同傳宏。從流演來說，又受到當地民族文化的影響，與時代的推移。在這個時代，應從印度一千五六百年的佛學研究，以觀察其因時因地的開展演化，而達成世界不同佛學的關聯與統一。印度的佛教（釋尊也不能例外），都有因時因地的方便適應性。方便適應，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傳宏（有的適應民間習俗，意境不免平凡）。方便適應，有利必有弊。釋尊適應當時厭世的風尚，以「不凈觀」為方便，結果，有些人厭世自殺，于是釋尊別以「出入息念」為方便。方便，佛世就不免引起副作用。所以，融入佛教的多少方便，由于時地推移，失去其方便適應性，而轉化為障礙，是不能說沒有的。這所以古圣有「正直舍方便」的偉大作略，過去佛學的某些理論、行持、制度、習俗，如已從方便而轉化為障礙，這在史的研究考證中，佛法真實的探求中，是會漸漸明白呈現于我們眼前的！問題在史的研究考證者，有沒有信仰與思想，是否能展開有信仰的慧眼，讓這些涌現心頭！
本來，佛教是有傳統性的。無論那一國家，那一宗派，珍惜傳統佛教的固有光榮，是佛教延續安定的一大力量。而且，對我們也有情感，如民族感情一樣。但現代佛學者，應有更廣大的心胸，樹立超地區、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實是求，惟現代的適應（不違佛法而適應時代，不是隨俗浮沈）是尚」。對固有的佛法，應作善意的探討，而不應以指責呵罵為目的。但真實還是真實，絕不能因固有的宗派習見，而故意附會，曲為解說。真正的佛學研究者，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使佛法有利于人類，永為眾生作依怙！
上來的三點意見，尤其是從事史的研究考證，應有以古為監的意義，似乎對此而有同感的，并不太多。也許囿于傳統，而「習焉不察」！也許依附宗派，涉及了某些實際利益！也許以佛學為哲學，而被抽象的思維所眩惑，即使是「索隱行怪」，橫豎是研究而已，也覺得不無道理了！也許是時風如此，排比對校，也就覺得大有見地了！但是，研究考證而缺乏一項崇高的信念；從事史的研究，而缺乏以古為監的意趣。那研究的成就，即使是非常輝煌，而對真正的佛學，可能沒有太多的關系。從前兩漢的儒學，博士們也是偏重考據的。一位博士，解說「曰若稽古」四字，就洋洋十萬言，這當然援引考證，博洽周詳了！然在中國文化史中，專考據而無視于「經濟」的實用者，意義是遠不如宋明義理之學的。我想，專考證而忽視實際意義的佛學，結果也不會好多少的！
總之，具有客觀傾向的佛學，如重視其為宗教的；從史的求真實的研究中，而留意于有關佛法興衰的歷史意義。我相信，這樣的佛學，是無礙于學佛，學佛是不妨于佛學的。佛學研究的學風，而有正確的崇高的信念，集多人、長時的研究，那末佛學的昌明，必與佛教的興隆為正比。這是我所希望的，雖然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否則，佛學、佛學，也只有「擺在學院的書架臺上」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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