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

        明代佛教是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毅宗崇禎十七年（1644）前后二百七十六年間朱明一代的佛教。
　　明代政權建立之初，有鑒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轉而支持漢地傳統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內地漸衰，而禪、凈、律、天臺、賢首諸宗逐漸恢復發展。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侶，對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頓。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設立善世院，命僧慧曇管領佛教，又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以掌全國名山大剎住持的任免。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規定寺院為禪、講、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應赴佛事等）三類，要求僧眾分別專業。隨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啟建“廣薦法會”及點校藏經，進行刻版。對于僧人普給度牒，廢除過去計僧賣牒的免丁錢，并命各地沙門講習《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對于佛教的整頓更為積極，仿照宋制設各級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設僧錄司，各府設僧綱司，州設僧正司，縣設僧會司。僧錄司諸僧官由禮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等職。主要任務是監督僧眾行儀及主管考試等。從洪武二十五年（1392）起，僧錄司務僧官都按級給俸，最高的月給米十石，最低的五石。見太祖實錄］，制定僧服色別，嚴格區分禪、講、教三類。十七年（1384）采納禮部尚書趙瑁的建議，規定每三年發度牒一次，并加考試，不通經典者淘汰。二十四年（1391）命各州府縣只許保留大寺觀一所，僧眾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規定男子非年達四十歲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準出家見《明史.職官志》三）。復通告全國，防止僧俗混淆，規定僧人誦經儀式和施主布施金額，這就是所謂《申明佛教榜冊》，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項重要文件。又命各府州縣的僧官，就地調查雜處民間的僧人實數，要他們集中居住。次年（1392）通知全國各級僧司造僧籍冊，擬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為《周知板冊》。后以執行手續過煩，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來，僧道度牒是免費發給的。但考試限制很嚴，私度因而激增。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濟四川、貴州饑荒，采納朝臣建議，實行收費發牒制度，凡僧道納米五石者，給與度牒。憲宗成化二年（1466），淮揚地方大饑，也用同法以賑濟。成化八年（1472）淮揚巡撫張鵬請給僧道空名度牒一萬道，以買米濟荒，雖一度遭到反對，但到了次年戶部卻發給空名度牒十萬道，以賑濟山東。這樣，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觀自然隨之而增。據成化二十一年（1485）統計：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內外的官立寺觀，多至六百三十九所。后來繼續增建，以致西山等處，相望不絕。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于此時者。而納費發牒之舉，直繼續到明末為止（《大明會典》卷一百零四）。
　　明代寺院的土地雖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對于大寺，也常有給田贍僧之舉。如報恩、靈谷、天界，號為南京三大寺，都有許多寺田。南京報恩寺的田地塘蕩就有一萬余畝（《金陵大報恩寺塔志》）。江南各地著名寺院也都有相當多的土地。常州武進縣土豪陸衡典了彌陀寺田土三千畝，到期不肯全部交還，因此興訟，于是開始禁止買賣寺田（《欽錄集》洪武十九年條）。洪武二十七年（1394），規定全國大寺有錢糧者，設鉆基道人一人，專辦差稅，其余僧眾都不許在外奔走，交結官司。到了景泰年間（1450—1456），令各處寺觀田地，每所限置六十畝為產業，其余都撥給農民佃種納糧（《大明會典抄略》“僧錄司”），鉆基道人之制也就跟著廢止了。明代對于喇嘛仍給以應有的宗教上優遇。洪武六年（1373）前元帝師喃迦巴藏卜入朝，即與以熾盛佛寶國師稱號。洪武七年（1374）帕思巴后代公哥監藏巴藏卜入朝，又尊為帝師，加國師稱號。設置西寧僧綱司，任喇嘛三刺為都綱；于甘肅河州，設置番漢二僧綱司，以藏僧任僧官。成祖即位后，對喇嘛更加重視。永樂元年（1403）遣中官侯顯入藏，迎哈立麻至京，親往慰問，請于南京靈谷寺啟建法會，給與大寶法王稱號。當時宗喀巴（1357—1419）在藏傳弘佛法，名稱普聞，成祖又派大臣四人往請，宗喀巴派遣上首弟子釋迦智（1354—1435）前來京師，成祖即給他以大慈法王稱號。后釋迦智回西藏創建色拉寺（拉薩三大寺之一），又再度至京，任永樂、宣德兩代國師（張建木《宗喀巴大師傳》）。計永樂時代（1403—1424）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頂國師、十八灌頂國師（《明會要》卷七十八）。憲宗、孝宗、武宗三代（1465—1521）都深崇喇嘛。來京藏僧，也多給以西天佛子、灌頂國師等尊號。武宗且通達梵語，自號大慶法王，給藏僧食茶八萬九千余斤。神宗萬歷五年（1577）蒙古可汗俺答入青海，聞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1543—1588）至西寧附近弘法，即率眾萬人歡迎，給以“遍知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尊號（達賴喇嘛之名就從這時開始）。索南嘉措遂致書當時宰相張居正致敬，表示當勸順義王（時俺答受封為順義王）早日回蒙，并獻禮物四臂觀世音、氆氌、金剛結子等。萬歷十六年（1588）神宗曾派人迎索南嘉措前來北京，但他于是年即在內蒙逝世了。
　　明初各宗派中，禪宗盛行，而以臨濟為最，曹洞次之。元末禪僧繼續傳法于明初的，有楚石梵琦、夢堂曇噩、愚庵智及。明初知名的禪僧有季潭宗泐、恕中無慍、呆庵普莊、見心來復、斯道道衍、雪軒道成、南洲溥洽等。中葉以后，則有楚山紹琦、空谷景隆、笑巖德寶、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永覺元賢、湛然圓澄等，各闡禪學于南北各地。
　　梵琦（1296—1370）和曇噩都曾參加蔣山法會，為太祖所禮重，著有《北游集》、《鳳山集》、《西齋集》及《六會語錄》。曇噩（1283—1371）著有《新修科分六學僧傳》三十卷行世。智及（1311—1378）四主名剎，為元叟行端以后的有名宗匠（《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宗泐（1318—1391）與來復齊名。洪武五年（1372）于鐘山建法會，太祖命他升座說法，并作《贊佛樂章》八曲，又命主金陵大天界寺，掌全國僧事。與如玘箋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頒行全國。所著有《全室外集》九卷。無慍（1309—1386）從元叟行端出家，居臺州瑞巖時，日本懷良親王慕他的名望，遣使請往日本傳教，太祖因此召他至南京，但無慍以老病辭。所著《山庵雜錄》二卷，稱為宗門七書之一（《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二）。普莊（1347—1403）深于禪學，又善講說。洪武十年（1377）朝廷命各地僧徒講習《心經》、《金剛》、《楞伽》三經，他受請講授于金山寺，由是著名。又曾主江西訟E居山及浙江徑山。所著《呆庵語錄》，后湮沒不傳（《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來復（1319—1391）擅長詩文書法，歷主寧波天寧及杭州靈隱諸大剎，曾被召至京，受四眾歸敬。后因丞相胡惟庸案牽連被殺。著有《四會語錄》及《蒲庵集外集》六卷。道衍（1335—1418）號逃虛子。成祖起兵時，任為軍師，即位后，論功授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1404）任太子少師，復姓姚，命名廣孝。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還仍緇衣。他除監修《太祖實錄》及監修《永樂大典》外，著有《道余錄》一卷、《凈土簡要錄》一卷、《諸上善人詠》一卷、詩文《逃虛子集》十卷（《明史》卷一百四十五）。溥洽（1346—1426）博究教典，并通儒書，曾任僧錄司左善世。建文帝出奔時，成祖疑他與聞其事，把他拘禁十余年。后因道衍臨終之請，始釋其獄。寂后，楊士奇為撰塔銘（《補續高僧傳》卷二十五）。道成（1352—1432）出于萬松法嗣雪庭福裕一系，嘗住金陵天界寺，永樂初曾出使日本。
　　紹琦（1404—1473有語錄四卷曰《笑巖集》。德寶門下出幻有正傳，正傳門下有密云圓悟、天隱圓修、雪嶠圓信三名僧，各傳道一方，時稱為臨濟中興。圓悟（1566—1642）重興寧波天童寺，為明末禪宗著名宗匠。嗣法弟子有漢月法藏、浮石通賢、破山海明、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等十二人。其法系蕃衍，遍于全國。
　　慧經（1548—1618）住江西新城（今黎川縣）壽昌寺，倡導農禪，重振曹洞宗風。其法嗣四人，以博山元來、鼓山元賢二系最盛。由此二系的蕃衍，使曹洞一宗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和天童一系的臨濟禪形成對峙之勢（《五燈會元續略》卷一）。元來（1575—1631）開法江西博山，門下出宗寶道獨、棲壑道丘、星郎道雄等，其法系頗盛于廣東。元賢（1578—1657）住福建鼓山，大唱曹洞禪，著有《補燈錄》、《繼燈錄》、《永覺禪師廣錄》（三十卷）等二十余種。圓澄（1561—1626）在法系上與元來、元賢為同門昆季。他開法紹興云門顯慶寺，法席大盛。門下麥浪明懷、石雨明方、三宜明孟、瑞白明雪等，都是禪宗知名者。著有《慨古錄》、《宗門或問及語錄》八卷（《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五）。
　　華嚴宗在正德至嘉靖之間（1506—1565）稍弘于北方。無極（明信）由魯庵（普泰）傳授賢首教旨歷二十余年，門下出雪浪洪恩（1545—1608），盡傳其學，著名于江南。雪浪弟子知名的有巢松慧浸和一雨通潤。一雨的弟子有蒼雪讀徹和汰如明河。慧浸（1566—1621）善于講說，通潤（1565—1624）精于著述。明河（1588—1640）曾疏《楞伽》、《楞嚴》二經，并著《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蒼雪（1588—1656）別號南來，善講《華嚴大疏》，并工詩文，有《南來堂詩集》行世（弘方《賢首宗乘》）。
　　天臺一宗，宋元兩代盛傳于江浙。入明以來，只有東溟慧日、原璞士璋、白庵力金（一作萬金）等數家。慧日以后，繼述的有無礙普智、萬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覺諸家。至萬歷間無盡傳燈（1553—1627）住天臺幽溪高明寺，始重立天臺祖庭，大開講席。他著有《法華玄義略輯》一卷、《天臺傳佛心印記注》二卷等，時稱為天臺中興。其后智旭繼之，著有《法華綸貫》一卷、《法華會義》十六卷、《大乘止觀釋要四卷》等，為明代天臺最后的一大家。
　　慈恩宗典籍，宋元間漸次失傳，至明初幾乎成為絕學。正德年間（1506—1521）魯庵稍弘于北方，無極繼之，漸傳于南地。雪浪從無極學《華嚴》，旁及《唯識》，輯有《相宗八要》。其門人巢松曾領學徒在焦山專攻《成唯識論》三年；一雨著有《成唯識論集解》十卷，可知其學風的趨向。后紫柏盛贊慈恩一宗，學者復繼起研究。明昱（1527—1616）曾講唯識于南京、北京及杭州等地，著有《成唯識論俗詮》等《相宗八要解》（王肯堂《成唯識論俗詮序》）。王肯堂（？—1614）亦治《成唯識論》，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乃輯藏中經論及《華嚴疏鈔》、《宗鏡錄》諸典正釋唯識之文，編撰《成唯識論證義》十卷。崇幀年間（1628—1644），祩宏的弟子紹覺（廣承）講唯識于杭州蓮居庵，其門下有靈源（大惠）、辯音（大基）和新伊（大真）等。廣承著有《唯識音義》八卷，未成而寂，由辯音補輯成書。大惠著有《成唯識論自考錄》十卷。新伊著有《成唯識論合響》十卷（《靈峰宗論》卷八之一）。新伊的法嗣智素，又撰《成唯識論音響補遺》十卷。此外，當時的唯識學者還有古德、內衡等（錢謙益：《上內衡法師書》，見《有學集》卷四十）。
　　律宗自明初以來，也很衰微。正統間（1436—1449）樸原主杭州昭慶寺，奉命開壇傳戒，時稱宗師（《新續高僧傳》卷二十八）。萬歷初，如馨（1541—1615）在南京古林寺傳戒，三昧（1580—1645）繼之，律學大振。晚年應請入南京寶華山傳戒，著有《梵網經直解》四卷。其法嗣見月繼制《傳戒規范》，古林遂成律宗道場。同時福州鼓山元賢，廣東鼎湖山道丘、弘贊等，均盡力于律學之復興。弘贊著有《四分律如釋》十二卷、《四分律名義標釋》四十卷（《鼎湖山志》卷二、三）。
　　凈土法門，自宋元以來成為各宗的共同信仰。明初梵琦、大佑、慧日、妙葉、普智、道衍等，都弘贊凈土，各有著作。
　　嘉靖至萬歷間（1522—1619）宗本、傳燈等都宣揚凈土法門。
　　特別是云棲祩宏，專志凈業，廣受緇素的歸向，建立了凈土一宗的道場。智旭精究各宗教義，亦以凈土為三學（禪、教、律）的指歸。他的弟子成時，選編有《凈土十要》，流傳很廣。
　　此外，慧經、元來、元賢、圓澄等曹洞宗匠，也都提倡禪凈雙修。其影響一直延至今日。
　　明代中葉，自宣宗至穆宗（1426—1572）一百多年間，各宗都衰微。但到神宗萬歷時期（1573—1619），名匠輩出，形成佛教的復興氣象。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人物，是云棲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藕益智旭（1599—1655），號稱明末四高僧。
　　明代在家居士對佛教的研究，也形成一種風氣。宋濂、李贄、袁宏道、矍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學有相當理解，遺有許多有關佛學的著作。
　　宋濂為明初翰林學士，曾三閱大藏，著有《宋學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銘等文字三十九篇，祩宏輯成《護法錄》，為元末明初佛教史傳的重要資料。李贄出入儒釋之間，尤好禪宗。著有《文字禪》、《凈土訣》、《華嚴合論簡要》等書。袁宏道與兄宗道、弟中道三人，俱以文章知名。他初學禪于李贄，后歸心凈土法門，撰有《西方合論》，宣揚凈土。矍汝稷博覽內典，匯集禪門宗師語要，撰《指月錄》三十二卷，盛行于世。王肯堂精于醫學，學佛研習唯識，著有《成唯識論證義》。焦竑長于文字，舉進士第一，與李贄往來論學，因歸心佛法。著有《楞伽》、《法華》、《圓覺》等經的《精解評林》各二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藝家，晚年學佛，著有《佛法金湯錄》三卷，駁宋儒排佛言論。
　　其他如嚴訥、虞淳熙、莊廣還等，多從祩宏習凈土法門。
　　莊廣還編有《凈土資糧全集》六卷。紫柏、密藏之倡刻嘉興藏，多得力于袁了凡、陸光祖、馮夢禎、陶望齡等的護持。這些居士對于明末佛教之復興起著很大的作用（《居士傳》卷三十七至四十六）。
　　明代佛教教義的研究，以《楞嚴經》為最盛。現存明代研究《楞嚴》的著述，尚有數十種，著名者為真鑒《楞嚴正脈疏》十卷、德清《楞嚴通議》十卷、通潤《楞嚴合轍》十卷、智旭《楞嚴文句》十卷及《玄義》二卷、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十卷、曾鳳儀《楞嚴宗通》四卷等。《心經》、《金剛經》、《楞伽經》，自明太祖指定為僧徒必須講習的三經后，注解極多。除宗泐、如玘所釋以外，《心經》有宋濂《般若心經解義節要》一卷、真可《心經注解》一卷、德清《心經直說》一卷、李贄《心經提綱》一卷等；《金剛經》有真可《金剛經釋》一卷、德清《金剛經決疑》一卷、智旭《金剛經破空論》一卷、曾鳳儀《金剛經宗通》七卷等；《楞伽經》有德清《觀楞伽經記》八卷、通潤《楞伽經合轍》八卷、智旭《楞伽經玄義》一卷及《義疏》九卷、曾鳳儀《楞伽經宗通》八卷等。《法華》、《華嚴》、《起信論》，亦極流行。天臺著述，有一如《法華經科注》七卷，如愚《法華經知音》七卷、通潤《法華大竅》七卷、德清《法華通義》七卷，智旭《法華會義》十六卷等。華嚴有德清《華嚴經綱要》八十卷、方澤《注華嚴經合論纂要》三卷等。戒律的著述，以《梵網經》為最盛。現存的有祩宏《梵網菩薩戒經義疏發隱》五卷、寂光《梵網經直解》四卷、智旭《梵網經音義》一卷及《合注》七卷、今釋《梵網戒疏隨見錄》一卷等。
　　明代撰著的佛教史籍，現存的有玄極《續傳燈錄》三十六卷、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六卷、加惺《大明高僧傳》八卷、明河《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幻輪《釋氏稽古略續集》三卷、元賢《繼燈錄》七卷、《建州弘釋錄》二卷、傳燈《天臺山方外志》三十卷、如巹《禪宗正脈》十卷、凈柱《五燈會元續略》八卷、通容《五燈嚴統》二十五卷、通問《續燈存稿》十二卷、朱時恩《佛祖輩綱目》四十一卷及《居士分燈錄》二卷、黎眉《教外別傳》十六卷、郭凝之、圓信合編《先覺宗乘》（輯錄居士入道機緣語要）五卷、《優婆夷志》一卷、心泰《佛法金湯編》十卷、屠隆《佛法金湯錄》三卷、夏樹芳《名公法喜志》四卷等。其他禪僧語錄，為《嘉興藏》及日本輯《續藏》所收的約有百余種。
　　明代的刻藏事業，前后共有五次。即洪武年間（1368—1398）初刻于南京的《南藏》，永樂年間（1403—1424）再刻于南京的《南藏》和刻于北京的《北藏》，在這以后有刻于杭州的《武林藏》，乃至萬歷年間（1573—1619）開雕而完成于清初的《嘉興藏》。前三藏是官板大藏，后者是私刻大藏。
　　《武林藏》是中國最初刻成的方冊大藏經，開刻年代不明。《嘉興藏》是真可及其弟子密藏計劃，幻予繼之主持，經德清、袁了凡、陸光祖、馮夢禎等支援刻成的《方冊大藏經》。初開刻于山西五臺山，后褹E至浙江徑出，而由嘉興楞嚴寺發行。故依刻經處所稱為《徑山藏》，依發行地稱為《嘉興藏》。
　　此外，明代還有藏文藏經（甘珠爾）的刊行，在永樂和萬歷時代，前后曾翻刻過兩次。此甘珠爾原系十四世紀之初由嘉漾比丘刻成，藏于藏地奈塘寺，世稱奈塘版。永樂八年（1410），成祖遣使藏地訪求經典，即取其經藏全部翻刻，又翻刻其丹珠爾（論藏）部分要典《般若》、《中道》、《律論》、對論、二種《比量論》六論隨經藏發行，稱為永樂版。這是明代初刻的“蕃本”大藏經（見永樂八年“藏經贊”）。其后萬歷三十三年（1605），又翻刻永樂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稱為萬歷版（呂澂《西藏佛學原論》,深浦正文《佛教圣典概論》第十章）。
　　明代建國以后，為實行和平外交政策，于洪武三年（1370）命僧慧曇出使國外，開了以僧為使的創舉。慧曇率領使節團一行二十余人，訪問西域各國，于洪武四年（1371）秋到達僧伽羅國（今斯里蘭卡）。他以高齡勞瘁，到僧伽羅后不久即患病，自知不能復命，預向僧伽羅王留下遺表而寂（宋濂《覺原禪師遺衣塔銘》）。洪武十年（1377），宗泐又繼慧曇遺志，奉命率領佛徒三十人，再使西域。往返六年，至洪武十五年（1382）歸國，從印度取回《莊嚴寶王》、《文殊》（真實名義）等經。
　　其次是對日外交。當時日本為南北朝時代（1336—1396），南朝太宰府懷良親王曾遣日僧祖來來中國致書通好，洪武四年（1371）十月至京。太祖即命禪僧祖闡、天臺講僧克勤等送祖來還國（《明史日本傳》）。迨達九州時，懷良親王已出奔，新任地方官懷疑祖來乞師中國，把祖闡等拘留在九州太宰府。后經京都王朝得悉其事，派輿馬來迎。足利義滿欲請祖闡主持天龍寺，克勤未允，只為日本僧俗演說佛法而已。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闡、克勤等回至南京，太祖以他們不辱使命，給以嘉獎，并令克勤蓄發拜官（宋濂《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建文三年（1401）日本足利幕府也遣僧祖阿等來明。建文四年（1402）祖阿歸國時，惠帝亦遣僧道彝（天倫）、一庵（一如）赴日還聘。次年（1403）二月，明使歸國時，足利義滿又遣僧堅中圭密為正使來明。時惠帝出奔，成祖即位，日使適到稱賀，逐遣趙居任、張洪及僧道成等，送日使者還國并贈書通好（《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
　　明代中國和尼泊爾的外交往來，也以僧人為使節。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命僧智光與其徒惠辯等赍璽書彩幣出使尼八刺國（今尼泊爾），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智光入京，送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于洪武二十年（1387）到達南京。太祖報以銀印、玉圖書及幢幡彩幣等。智光在尼泊爾時，曾從麻訶菩提上師受傳金剛曼陀羅四十二會，歸國后譯有《八支了義真實名經》、《仁王護國經》、《大白傘蓋經》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列傳》）。
（林子青）